睁开眼时张队在我旁边，我在病床上，阳光斜照在我的脸上，也许是傍晚。我问他我躺多久了，他说现在下午四点多，十三个小时。我想起身，坐起来，可浑身不听使唤，我看了一圈，我右手铐在床杆上。
“你还在麻醉状态，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疼？”
“这是哪儿？”
“省二院，”他说，“你昨晚差点儿死在看守所。”
现在我完成了高君对我的第一个要求，离开看守所。我跟张队要烟，我手指没知觉，但是可以动。我看着中指和食指去夹过张队的烟，问他：“你救的我？”
“我怕高文搞你，就安排人盯着你，不然你早没了。”
“高文舍不得我死。”
“什么？”
我想说就算你不出手，高文也会把我弄到医院。我没法说，枉费了他对我的好。我费好大劲儿才抽上一口，烟灰攒了很长。张队端烟灰缸过来，我的手麻痹而笨拙，挺不好意思的，跟不能自理似的。我苦笑道：“打了多少麻药？”
“这得问大夫。”
“我做手术了？”我问。
“没有，但是你的脖子、肩膀、眼眶，加起来缝了二十五针。”
我感觉了一下，脸绷绷的，可能被绷带缠着呢。他不说没什么，一说我的确感觉全身都疼。我揭开，扭头看看肩膀的缝线，曲曲折折，如羊肠小道一般，摇头道：“逼养的！”
“我早晚给你出这口气。”张队接过我的烟头掐掉，将烟灰缸放回窗台，屁股倚在暖气片上说，“我现在整不了他们。因为你，这个号子归高文，你认罪了，我才能收回来。”
“你知道他们让我认什么吧？不只是硝化甘油的事。”
“我听说了。”
“不是我干的，我不能认。”
张队挠挠头，拽椅子坐窗前，望着我：“真的不是你干的？”
我乐了，我说你当好刑警队队长就够了，一看就不是当律师的料。他十一年刑警经验，听得懂我的玩笑，一个好律师会问当事人很多问题，所有与案件证据有关的问题，但独独不问“是你干的吗”这种问题，这会掉进包庇作伪证的陷阱。中国的律师没有知情豁免权。
“但是，”他笑声忽然打住，“是你干的吗？”
“不是。”
他长吁口气，放松下来，回身把窗户打开，看窗外的夕阳。
“怎么了？”我问。
“没事。”
“我是要杀他，我也没瞒着你。但真不是我干的，我没杀成他。”
他叹口气，又转回身看窗外，说：“那就是真的麻烦了。”
“什么麻烦了？”
“他们在你家阁楼上找到了那把匕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