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代什这样概括他对《包法利夫人》的结论：“福楼拜错过了他作为作家的命运！而这其实不也是那么多福楼拜的崇拜者的评判？他们在读完此书后会对您说：啊！可您要是读一读他的通信集，那可是杰作，它显示出作者是怎样一位令人着迷的人啊！”
我本人也经常重读福楼拜的通信集，一心想知道他对自己的艺术以及别人的艺术是怎么想的。然而，通信集，不管它如何迷人，终究既非代表作，也非作品。因为作品并非一个小说家所写的一切：信件、评论、日记、文章。作品是围绕一种美学规划而进行的长期工作的最终成果。
更进一步：作品是小说家在总结的时刻到来时会首肯的东西。因为生命是短暂的，阅读是漫长的，而文学正在以一种疯狂的繁殖在自杀。从自己开始，每个小说家应该清除一切次要的东西，为自己也为别人，崇尚本质性原则。
但不仅仅存在作者，成百上千的作者，还有研究者，研究者的大军。他们为一种相反的原则所引导，将他们能找到的一切都堆积起来，以囊括全部，他们的最高目标。全部，也就是还要有一大堆的草稿，被划掉的段落，被作者自己扔掉的章节，研究者将它们放在所谓拾遗补缺的“校勘版”，还美其名曰“不同版本”，这就意味着，只要词语还有意义，作者所写的一切都是具有价值的，同样会被他首肯。
本质性原则让位给了文献性原则。（文献的理想：在一个巨大的公共墓穴中，一切都是安适、美妙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