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2016年，主导世界的是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然而21世纪的科学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如同前面提到其他宗教时的情形，科学不讨论价值观的问题，因此无法论断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或“个人比集体更重要”这些抽象伦理判断究竟是对是错，但自由主义的基础同样有它深信不疑的事实声明，而这些事实声明就是过不了科学审查这一关。
自由主义重视个人自由，是因为相信人类有自由意志。自由主义认为，选民和顾客的决定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任意随机的。虽然人都会受到外部力量和随机事件的影响，但到头来，人人都挥着自由的魔杖，为自己做决定。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认为选民和顾客至上，也总告诉我们要随心而为、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整个宇宙充满意义，外人绝不可能知道你真正的感觉，也不可能预测你会做什么选择，所以你也不该让外人来决定你的兴趣和欲望。
“人类有自由意志”看起来仿佛不是伦理判断，而是对世界的事实描述。然而，虽然这种说法在洛克、卢梭或杰斐逊的时代可能很有道理，但根据生命科学的最新发现，却已经不再成立。自由意志与当代科学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头大象，许多人假装专心看着显微镜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而不愿面对这个问题。
在18世纪，智人就像个神秘的黑箱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内部如何运作。所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刺死，学者想问原因的时候，一个听起来有说服力的答案会是：“因为杀人者自己做了这个选择，用自由意志选择了谋杀；也因为如此，他必须对自己犯下的罪负全责。”而到了20世纪，科学家打开了智人这个黑箱子，既没找到灵魂，也没找到自由意志，只找到基因、激素、神经元，遵守着与世界其他所有事物都相同的物理和化学法则。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刺死，学者想问原因，再说“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个选择”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基因学家和大脑科学家反而能提供更为详细的答案：“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特定基因构造让大脑出现某种电化学反应，而基因构造反映的是从古至今的进化压力及突变的结果。”
会导致谋杀的大脑电化学反应，可能来自生物预设（deterministic）、随机或两者的结合，而并非“自由”。例如，神经元之所以放电，原因可能是生物预设，只要遇到外部刺激便如此反应；也有可能是随机事件，比如因为某个放射性原子忽然自发分解。但不论哪一种，都没有“自由意志”插手的余地。如果是遇到刺激、引发一连串生化事件形成的连锁反应，每个事件都由前一个事件决定，最后形成的决定当然不算自由意志。至于如果是原子随机自发分解造成的决定，就只是单纯的随机而已，当然也不算自由意志。至于随机事件加上生物预设的情况，也就是后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同样不可能等于自由意志。
假设我们研制出一个机器人，再把机器人的中央处理器连接到一块放射性铀上。只要遇到需要二选一的情境（例如，要单击右键或左键），机器人就会计算前一分钟衰变的铀原子数。数字是偶数，就单击右键；数字是奇数，就单击左键。这样一来，我们永远不可能预测这个机器人究竟会如何选择，但不会有人认为这是机器人的“自由”选择，也不可能让它参与民主投票，或要求它对自己的选择负法律责任。
所以，就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来看，人的选择不是生物预设就是随机，两者就像蛋糕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小块属于“自由意志”。到头来，我们奉为神圣的“自由”就像“灵魂”一样，只是个空虚的词语，只存在于人类发明的想象故事中。
进化论像为自由的棺材钉上的最后一根钉子。“永恒的灵魂”在进化论面前就是说不通，而“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否则如果人类真是自由的，哪有自然选择的余地？根据进化论，动物做的所有选择（选择栖息地、食物或伴侣）都是基因密码的反映。如果有适当的基因，让一只动物选了营养的蘑菇、挑了健康而有生育力的伴侣，这些基因就能传到下一代。如果基因不适当，让这只动物选了有毒的蘑菇、挑了虚弱的伴侣，这些基因就会灭绝。然而，如果这只动物真能“自由”选择吃什么、与谁交配，自然选择就无用武之地了。
碰上这样的科学解释，人们常常装作没看见，说他们“觉得”自己很自由，都依自己的意愿和决定行事。这么说确实也没错，人类能够依自己的欲望行事。如果所谓“自由意志”指的就是“依自己的欲望行事”，那么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但这样说来，黑猩猩、狗和鹦鹉也一样有自由意志。鹦鹉学会说“我想吃饼干”之后，还真能有饼干吃呢。但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鹦鹉或人类能不能根据内在欲望采取行动，而是究竟能不能选择要产生什么欲望。为什么鹦鹉想吃饼干而不是想吃黄瓜？为什么我想把讨厌的邻居一枪毙了，而不是把另一边的脸颊转过去让他打？为什么我这么想买红色的车，而不买黑色的车？为什么我想投的是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我之所以觉得脑中浮起某个愿望，是因为大脑里某种生化过程创造出的感觉。这些过程可能是生物预设，也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但绝不是自由意志。
你可能会说，至少当要把邻居杀了或选举投票的时候，并不是用当下瞬间的感受来做选择，而是经过了长期思索，细细思量了各种重要论据。然而，台面上就是有那么多种论据，有的会让你投给民主党，有的会让你投给保守党，还有些会让你投给英国独立党，或是干脆待在家里。是什么让你选择了某种论据，而不是另一种论据？在脑中的中央车站，我可能会因为生物预设而被迫上了某论据的列车，又或是随机被分配上哪一趟列车。但我无法“自由选择”让自己只去想那些使我投票给民主党的论据。
以上所说绝不只是个人假设或哲学猜测。现在只要扫描人脑，就能在受试者自己有所感觉之前，预测他们会有什么欲望、做出什么决定。在一项此类实验中，受试者躺进一台巨大的脑部扫描设备，两手各拿一个开关，随时可以按下其中任何一个。科学家只要观察大脑神经活动，就能预测受试者会按哪个开关，而且会比受试者自己更早感觉到想按开关。在人类感觉到自己做某项决定前，大脑已经启动了指示人类决定的神经，大约提前几百毫秒到几秒。
决定要按下右边或左边的开关，反映的当然是这位受试者的选择，但不能说是个“自由”的选择。我们对自由的信念，背后其实有一套错误的逻辑。当一连串的生化反应让我想按右边的开关时，我确实觉得自己想按右边的开关。一点儿没错，我确实想按。但有人一下跳到结论，认为这种想按的念头就叫作自己的“选择”。这当然不对：人的欲望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只能“感觉”到欲望，再据以行事。
就算科学家，现在也经常使用自由意志这种过时的神学概念，民众也还是继续吵着自由意志的话题。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神学家一直对灵魂和意志的关系争论不休。他们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本质，称为灵魂，也就是真实的自我，并且进一步认为，这个自我拥有各种欲望，就像拥有衣服、车子和房子一样。他们还说，每个人都能够像选衣服一样选择自己的欲望，而命运就是依据这些选择而定的。如果选了好的欲望，最后就会上天堂；如果选了坏的欲望，最后就得下地狱。但问题来了：欲望真的能“选”吗？举例来说，夏娃想要吃蛇给她的那颗禁果，她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是有人强加于她？完全随机出现在她的心中？还是她的“自由”选择？如果想做这件事并不是她的自由选择，那么为什么她又要受罚呢？
然而，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人没有灵魂，也没有称为“自我”的内在本质，再去问“自我如何选择它想要的事物”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这就像问一个单身男子“你太太怎么挑衣服”一样莫名其妙。事实上，人类有的就是一条意识流，欲望会在这条意识流中起伏来去，并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自我能够拥有这些欲望。因此，要问我到底是因为生物预设、随机发生，还是自由意志而选择了自己的欲望，其实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概念听起来可能很复杂，检测的方式却极其简单。下次有个概念从你脑中跳出来，就赶快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我是在一分钟前决定要想到这个想法，然后才想到的吗？还是我自己并没下任何指示或准许，这个想法就自己出现？如果我真的是自己思想和决定的主人，能不能决定在接下来60秒内不要想任何事？”试试看，看看情况如何。
质疑是否有自由意志，并不只是一种哲学探讨，而是确实有实际意义。如果生物确实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只要使用药物、基因工程或直接对大脑进行刺激，就能操纵甚至控制人的欲望。
如果想看看这种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参观机器生化鼠（robo-rat）的实验室。这里的机器生化鼠其实就是一般实验用的大鼠，但有一点不同：科学家在大鼠脑中掌管感觉和奖励的区域植入电极，于是能够遥控操纵这只大鼠。只要稍加训练，研究人员不仅能控制大鼠左转或右转，还能让大鼠爬梯子、用嗅觉探查垃圾堆，以及做些大鼠通常不爱做的事情，例如从很高的地方一跃而下。军方和民间企业都对机器生化鼠很感兴趣，觉得它们在许多任务和情境中都能派上用场，比如寻找倒塌建筑物下的受困幸存者，找出炸弹和暗杀装置，或是探明地下隧道和洞穴的路线。
动物福利组织担心这些实验会对大鼠造成伤害。但纽约州立大学机器生化鼠研究先驱桑吉夫·塔瓦尔（Sanjiv Talwar）教授认为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大鼠其实很享受这些实验。他解释道，这些大鼠“在为得到愉悦而工作”，每次电极刺激它们大脑中的奖励中心，“大鼠会觉得仿佛脱胎换骨”。
据我们所知，这些大鼠并不觉得受人控制，也不觉得做了什么违背自己意志的事。塔瓦尔教授按下遥控器，是让大鼠自己想要往左走，于是它就往左走。教授按另一个开关，是让大鼠想要爬梯子，于是它就爬了梯子。毕竟，欲望也只是神经元的某种放电模式而已。至于神经元放电的原因，究竟是其他神经元的刺激还是塔瓦尔教授用遥控器控制电极的刺激，真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你去问问那只大鼠，它可能会告诉你：“我当然有自由意志啊！你看，是我想要左转，所以就左转了。是我想爬梯子，所以就爬了。这不就证明了我有自由意志吗？”
智人的实验则显示，人也像大鼠一样可以被操纵。只要能刺激人脑正确的位置，即使是爱、愤怒、恐惧或沮丧这些复杂的感受，也能够被创造或抑制。美国军方最近开始实验在人脑中植入计算机芯片，希望能够治疗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士兵。在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医院（Hadassah Hospital），医生为躁郁症处于急性抑郁期的患者用了一种创新疗法。他们将电极植入患者大脑，并连接到植入患者胸部的微型计算机。每次从计算机得到命令，电极就会放出一股微弱的电流，使造成抑郁的大脑区域麻痹。这种疗法并非万无一失，但有部分案例显示，那些一直折磨着他们的空虚和黑暗，就像变魔术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曾有一位患者抱怨症状在术后几个月复发，让他整个人陷入严重抑郁。经过检查，医生发现了问题根源：计算机的电池没电了。他们一换电池，抑郁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疗法显然有其伦理限制，研究人员只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将电极植入人脑，其他人体实验多半还是使用非植入性的头盔装置，技术上称为“经颅直流电刺激器”（transcranial direct-current stimulator）。这种头盔配有电极，连接头皮外侧，能够产生弱电磁场，瞄准特定大脑区域，进而刺激或抑制选定的大脑活动。
美国军方正在测试这种头盔，希望提升士兵在训练或实战时的专注力和表现。主要实验由位于俄亥俄州空军基地的人类效能指挥部（Human Effectiveness Directorate）进行。目前距离能下定论还很遥远，而且经颅直流电刺激器的效用还远远名过其实，但有几项研究指出，像无人机操作员、空中交通管制员、狙击手等需要长期保持高度专注的人员，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其认知能力。
《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记者莎莉·埃迪（Sally Adee）曾获准前往一处狙击手训练地点，亲身测试效果。她一开始先不戴头盔，进入战场模拟室，20个蒙面男子绑着自杀式炸弹、手持步枪，直接向她冲来，令她一阵惊恐。她写道：“好不容易射中一个人，又有三个新的攻击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显然我开枪的速度不够快，慌得要命又笨手笨脚，一直卡弹。”还好，这些攻击者其实只是投射到她身边巨型屏幕上的影像。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实在表现太差，沮丧到简直想把枪丢下一走了之。
然后，他们帮她戴上了头盔。她说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稍微觉得有点儿刺痛，嘴里有奇怪的金属味。但接下来，她开始一个一个放倒这些虚拟恐怖分子，态度冷静、手法纯熟，简直像兰博或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着这20个人拿着枪冲向我，我冷静地举起步枪，深吸一口气，放倒离我最近的人，再平静地评估下一个是谁。好像才一会儿，我就听到有个声音说：‘好了，结束了。’模拟室里的灯光亮起……我身边横七竖八倒着尸体的影像，忽然一阵安静，但我好希望有更多人来攻击。当研究人员帮我拿掉电极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儿失望。我抬起头，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把钟调快了，因为我完全没感觉到时间已经足足过了20分钟。‘我击中了几个？’我问那位助理。她看着我，带点揶揄的神色。‘他们全挂了。’”
这次测试改变了埃迪的生活。接下来几天里，她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场“近乎灵性的体验……不是觉得更聪明或是学得更快，真正让我好像脚下忽然一空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大脑里忽然一片安静……没有任何自我怀疑，仿佛看到一个新世界。脑中忽然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希望你会懂，在那次测试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去把电极再接上。我也开始冒出许多疑问。平常，在我脑中总像有许多愤愤不平的小人，占满了我的心思，让我害怕尝试，最后导致失败。但除了这些声音之外，我究竟是谁？这些声音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声音有些是重复社会的偏见，有些是附和我们个人的历史，也有些传达出我们的基因传承。埃迪认为，这一切创造出一个看不见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可以重写这些内心独白，甚至叫它们完全噤声，会发生什么事？
直到2016年，经颅直流电刺激器仍在起步阶段，也无法预测是否会在何时成为成熟的科技。到目前为止，通过这种方式增强能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莎莉·埃迪的体验能到20分钟，可能是特例中的特例（甚至只是安慰剂效应而已）。关于经颅直流电刺激器，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是人类样本数极少，情境也有特殊限制，而且长期影响和危险仍然完全未知。然而，如果未来这项科技成熟，或者我们找到其他方法来操纵大脑的放电模式，会对人类社会和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
如果哪天人类真能控制自己的大脑电路，除了希望自己更有效地击倒恐怖分子之外，可能还会希望实现一些更世俗的、自由主义的目标。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够更有效地学习和工作，让自己能全心投入游戏和爱好，或是能在任何时刻专注于有趣的事物（不管是数学，还是足球）。然而，如果这样的操纵成了家常便饭，原本该由顾客自由操纵的意愿，就会变成另一项可购买的商品。你希望弹得一手好钢琴，但一要练琴又想看电视，怎么办？没问题：戴上头盔，安装适当的软件，你就能够完全只想练钢琴了。
你或许觉得不服气，认为如果能让脑中的声音噤声或是放大，其实是增强而非削弱了自由意志。在过去，你可能就是因为被外界干扰，才没能实现自己最珍视、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有了这种让人专心的头盔或类似的设备，你就更能把父母、牧师、神父、祭司、公关、广告商、邻居的声音通通排除掉，专注于自己想要什么。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要说你有个单一的自我，能够区分自己真实欲望与外界声音的不同，这也只是另一个自由主义的神话，已经被最新的科学研究推翻。
我是谁
科学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坏了对个人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individual”（个人）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就是“in-dividual”（不可分割）。确实，人体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而且每天身体和心灵都会经历无数次变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触自我，一定能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单一、清楚和真实的声音，这就是真实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对自由主义来说，想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许多个声音，那么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场上该听谁的意见？
经过数十年研究后，生命科学的结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话。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其实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并不存在。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究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人类绝非“不可分割”，而是由许多分割的部分组成。
例如，人脑就由左脑和右脑两个脑半球组成，中间由一束神经纤维连接。每个脑半球控制着身体相对的一侧，例如，右脑控制身体的左侧，接收来自左侧视野的数据，负责移动左臂和左腿，左脑则刚好相反。因此，右脑中风的患者有时候会忽略身体的左侧（例如，只梳右边的头发，或是只吃盘子右边的食物）。
左右脑也有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分工，只是不够清晰。例如，多数认知活动都会同时用到左右脑，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别。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左脑在语言和逻辑推理时扮演着较重要的角色，右脑则在处理空间信息时有较大优势。
在左右脑关系的研究上，许多突破源自对癫痫患者的研究。严重的癫痫患者，会从大脑的某一区域掀起一场电子风暴，迅速传播到其他区域，造成急性癫痫发作。癫痫发作期间，患者无法控制身体。一旦频繁发作，常常会导致他们丢掉工作，无法正常生活。在20世纪中叶，如果其他疗法都无法奏效，医生的最后一招就是把连接两个半球的神经束切断，让某个脑半球掀起的电子风暴不会影响到另一半球。对脑科学家来说，这些患者简直就像金矿，提供了许多惊人的数据。
关于这些“脑裂”（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罗杰·斯佩里（因其突破性发现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他的学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教授。其中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名青少年。研究者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男孩回答说：“绘图员。”这个答案由左脑提供，逻辑推理和语言也多半由左脑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脑也有另一个活跃的语言中心，虽然无法控制口语，但能用拼字游戏Scrabble的字母牌拼出字来。研究人员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脑有何意见，于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一张纸上写着：“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并把纸放在男孩左边视野的边界处。来自左边视野的数据会由右脑处理，右脑无法控制口语，所以男孩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左手开始迅速在桌上移动，到处收集字母牌，拼出“汽车比赛”。厉害了吧！
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另一个行为，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双手分别由不同的脑半球控制。他的左右脑之间没有联系，于是有时候右手要开门，左手却会把门关上。
还有另一项实验，加扎尼加的研究团队向左脑（负责语言）展示鸡爪的照片，同时向右脑展示雪景照。接着问患者PS看到了什么，他回答：“鸡爪。”加扎尼加接着再展示许多图片给PS看，请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内容。患者的右手（由左脑控制）指向一只鸡，但同时左手也伸了出来，指向一只雪铲。加扎尼加接着就问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同时指了鸡和雪铲？”PS回答：“呃，鸡爪和鸡有关系，而要清理鸡舍需要铲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控制语言的左脑并未接收到雪景这个信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指向铲子，结果左脑就自创出一些觉得合理的解释。多次重复实验后，加扎尼加的结论认为，左脑不仅控制表达能力，也是个内部翻译人员，会用各种片段的线索编织出貌似合理的故事，想为我们的生活找出意义。
另一项实验是让掌管非语言能力的右脑看到一张色情图片。受试者开始脸红、咯咯笑着。“你看到了什么？”研究人员语带狡黠地问道。受试者的左脑说：“没什么，只是有光闪了一下。”但她立刻又开始咯咯笑起来，还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那你为什么会笑呢？”研究人员追问。同样一头雾水的左脑翻译官拼尽全力想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于是回答说因为房间里有部机器看起来很好笑。
这就像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执行无人机空袭任务，美国国务院却毫不知情。于是当有记者向国务院官员询问此事时，官员只能编造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些官员根本不知道为何要空袭，只是在那里自说自话。不只“脑裂”患者，所有人类都会用到类似的机制。我们心中的“中情局”一次又一次不经“国务院”批准或知情就恣意妄为，使得我们心中的“国务院”只能编出一个让自己看起来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最后，就连“国务院”自己都信了自己编出的故事。
行为经济学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当时讨论的是民众如何做各种经济决定。说得更准确些，是谁做了这些决定。是谁决定买丰田而不买奔驰，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国，投资韩国债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数实验都指出，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自我”做出这些决定，而是人心中有许多不同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内部实体，经过不断拉扯决定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做过一项开创性的实验，请一组志愿受试者参加一项分为三个环节的实验。在“短”时间的实验中，受试者将一只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钟，这种水温会让人不舒服甚至痛苦。60秒后，请他们把手拿出来。而在“长”时间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手会放入另一个容器中，水温同样是14℃。但在60秒后，研究人员会偷偷将热水导进容器，使水温略升为15℃。有些受试者会先做“短”实验，也有些从“长”实验开始。但不论哪种，都会在实验结束的7分钟后，开始第三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研究人员告知受试者，他们必须重复前两个环节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选择。足足有80%的人选择了“长”实验，它让人感觉没那么痛苦。
虽然这个冷水实验非常简单，但是它透露的意义却动摇了整个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实验告诉我们，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所以对于体验自我来说，“长”实验显然比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温达60秒，这已经很难受了，而且在“短”实验中受的苦，在“长”实验中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接下来你还得再忍受30秒15℃的水温。虽然情况勉强好一点，但绝对不愉快。对于体验自我来说，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后，再加上另一个仍然不愉快的体验，并不会让整件事变得愉快一些。
只不过，体验自我并没有记忆能力。它不会讲故事，而且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它有何想法。说到要唤起记忆、讲故事、做重大决定，负责的是我们心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叙事自我。叙事自我的概念，很像加扎尼加所说的左脑翻译人员，永远忙着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个故事，并为未来制订计划。叙事自我就像记者、诗人或政治人物，不会叙述所有细节，通常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后结果来编织故事。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举例来说，叙事自我判断“短”的冷水实验时，是将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还是非常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非常冷”。接着，叙事自我对“长”的冷水实验也做一样的判断，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没那么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稍微温暖一点”。这里的重点之一在于，叙事自我对于时间持续多久无感，并不在意长短两部分实验的持续时间不同。所以，如果需要二选一，叙事自我会挑长的实验，认为“水稍微温暖一点”。
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有的日常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卡尼曼开始与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雷德梅尔（Donald 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肠镜检查的患者，另一方面开始研究体验自我及叙事自我的差别。肠镜检查通过肛门将小摄影机插入肠道，以诊断各种肠道疾病。这种检查并不舒服，而医生都想知道怎样才能减轻这道程序的痛苦。是该加快动作，让病人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该放慢动作、小心一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卡尼曼和雷德梅尔请154位患者在大肠镜检查期间，每分钟都报告他们的疼痛程度。报告时使用0~10的数字，0代表完全无感，10则是痛到无法忍受。等到检查结束，再请患者同样使用0~10的数字，报告检查的“整体疼痛程度”。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体分数会与每分钟报告的分数总和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时间持续越久，患者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后的整体疼痛分数就会越高，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实验，不管持续时间多长，整体疼痛分数只会反映峰终定律。因此，有一次肠镜检查的时间是8分钟，在此过程中患者给出的最高疼痛分数为8，而最后一分钟的打分为7。等到检查结束，这位患者给的整体疼痛分数就是7.5。而在另一次肠镜检查中，时间足足有24分钟。在此过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数一样是8，但这位患者在最后一分钟的打分只有1。到最后，这位患者的整体疼痛分数只有4.5。事实上，后面这位患者的肠镜检查时间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总的说来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但这一点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记忆。叙事自我并不是将所有的经验进行加总，而是进行平均。
那么，患者会喜欢哪一种呢？是为时短暂但痛苦的检查，还是时间长但动作小心？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正解，因为患者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问的是体验自我，他大概会选择时间短的。但如果问的是叙事自我，他反而宁可挑时间长的，因为他只会记得最糟时刻和最后一刻的平均值。事实上，如果从叙事自我的观点来看，医生最好在检查最后安排几分钟原本完全没必要的钝痛，因为这反而会让整件事在患者记忆中的痛苦大减。
儿科医师和兽医都很懂这个技巧。许多医师会在诊室里准备零食点心，在打完针或做了痛苦的检查之后，让孩子（或是小狗）吃点甜品。这样一来，等到叙事自我后来回想这次问诊，最后这10秒的快乐足以抹去之前许多分钟的焦虑和疼痛。
至于进化，更是早在儿科医师之前许久就发现了这个伎俩。许多妇女分娩时都会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会让人认为，只要生过一次，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女性会愿意再生一次。但在分娩后的几天，内分泌系统会分泌皮质醇和β–内啡肽，舒缓疼痛，让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欢快，再加上对小婴儿的爱与日俱增，又得到来自亲友、宗教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多方赞誉，从而合力把分娩从创伤转为正面记忆。
以色列特拉维夫拉宾医学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显示，分娩的记忆主要反映高峰及终点，整体持续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请2428名瑞典妇女在分娩两个月后回忆生产的过程，其中有90%认为这个过程属于“正面”或“非常正面”。她们并没有忘记这种痛苦（有28.5%认为分娩是世上最痛的事），但仍然认为这是个正面体验。叙事自我有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马克笔，一一审查着我们的体验。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惧不悦的时刻就这样被删减或抹去，最后整理出一个有欢乐结尾的故事，归档备存。
图40 圣母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的圣像。大多数文化都将分娩描绘成美妙的体验，而不是一种创伤
我们日常的大多数关键抉择，比如挑选另一半、职业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叙事自我来决定的。假设现在有两个度假行程供你挑选：第一个行程是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Jamestown），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殖民城镇，这是英国在1607年于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第二个行程则是你自己的梦想假期，可以是阿拉斯加徒步旅行、佛罗里达日光浴，或者到拉斯韦加斯尽享帅哥美女、美酒和赌博。但有一项限制：如果选择梦想假期，等到最后上飞机回家之前，你得服下一颗药丸，消除所有对于这场假期的记忆。发生在拉斯韦加斯的美好记忆，就真的只会留在拉斯韦加斯了。你想选哪个行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詹姆斯镇，因为大多数人的信用卡都由叙事自我掌管，而叙事自我只在意故事，觉得记不住的体验只是白费力气。
说实话，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紧密交织的。叙事自我也会用到我们的种种体验，作为重要（但非唯一）的故事素材。反过来，这些故事也会塑造体验自我的种种感受。举例来说，在斋戒月禁食、在准备体检时禁食，或者单纯没钱买东西吃，对于饥饿的感受就会有所差异。叙事自我对饥饿赋予不同的意义，就会让实际体验大不相同。
此外，体验自我往往也强大到足以破坏叙事自我最完美的计划。举例来说，我可能在新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去健身房。这种伟大的决定是叙事自我的专利。只不过，过了一个星期，该去健身房了，体验自我却过来接手。我现在就是不想去健身房，反而订了比萨，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
然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令人质疑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
生命的意义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故事《一个问题》（A Problem）正是以叙事自我作为重点。故事的主人公是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与塞万提斯著名小说的主角同名。堂吉诃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传奇骑士，四处对抗巨人，拯救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Dulcinea del Toboso）女士。而实际上，堂吉诃德本名叫阿隆索·吉哈诺（Alonso Quijano），是乡下一位上了年纪的没落贵族。那位高贵的杜尔西内亚女士，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养猪的村姑。至于巨人，则是一些风车。博尔赫斯就想，如果堂吉诃德因为相信这些幻想，攻击、杀死了一个真正的人，后续会如何？博尔赫斯提出了关于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叙事自我讲出的那套故事，对我们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会怎样？博尔赫斯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没什么影响。虽然堂吉诃德杀了一个真正的人，却毫无悔意。因为妄想控制了他，他一心认为自己在对抗风车巨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实际杀了人。
第二种可能：夺走他人生命的那一刻，会让堂吉诃德大为惊骇，打破他的妄想。这种情况类似于初上战场的新兵，原本深信为国捐躯是件好事，最后却被战场现实狠狠打脸。
另外还有更为复杂和影响深远的第三种可能：原本与想象的巨人战斗时，堂吉诃德只是在演戏。但等到真的杀了人，他就会开始坚持自己的妄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不幸犯下的错误才会有意义。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出的牺牲越多，就可能越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
在政治里，这被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综合征。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宣称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法”占有的特伦托（Trento）和的里雅斯特（Trieste）这两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政客在议会里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说，誓言要纠正历史的错误，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数十万意大利士兵开往前线，高喊：“为了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他们以为这两地唾手可得。
情况大出意料。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伊松佐河（Isonzo River）沿岸组织了强大的防线。意大利共发动了11次血腥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从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场战役，他们损失了1.5万人。第二场战役，他们损失了4万人。第三场战役，他们损失了6万人。就这样腥风血雨地持续了两年，直到第十一场战役。但接下来，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第十二场战役一般被称为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意大利大败，一路被杀到威尼斯。光荣出征换来的是一片血海的溃败。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数达70万，受伤人数超过百万。
输掉第一场伊松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奥匈帝国根本和意大利无冤无仇，又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更强大的俄国打得焦头烂额，必然乐意讲和。然而，这些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万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儿错，你家的乔凡尼白死了，你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凡尼和马克是英雄！他们的死，是为了让的里雅斯特回归意大利。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图41 伊松佐战役中的几个死者，他们就白白牺牲了吗？
但我们不能只怪政客，民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仍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同伙，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很难，但对父母而言，自己承认事实更为困难，对受害者来说则是难上加难。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更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令人越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荣光而牺牲了一个孩子，或为了革命失去双腿，通常就足以让我成为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或革命主义者。因为，如果说意大利民族神话或革命主义宣传都是一派胡言，岂不是要我承认孩子白死了，或我的瘫痪完全没有意义？很少有人有勇气能承认这样的事实。
经济上也会看到同样的逻辑。1999年，苏格兰决定盖一座新的议会大厦。原本预计施工时间为两年，预算4000万英镑。但到头来，施工时间长达5年，成本高达4亿英镑。每当承包商遇到未预料的困难和费用，就会找苏格兰政府，要求延长工期、增加预算。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就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投入几千万英镑，如果现在停手，只能拿到一个盖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会彻底信用扫地。还是再拨4000万英镑吧。”再过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时候，建筑无法完工的压力更大了。再过几个月，故事继续重复，就这样下去，直到实际成本足足是原来估计的10倍。
图42 苏格兰议会大厦——我们的英镑不能白白浪费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元丢进失败的子企业。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不幸福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例如，一个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地狱。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和平而战。因此，我受伤还是有些正面意义的，它让我学会重视和平。”
于是我们知道，“自我”也像国家、神和金钱一样，只是虚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体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合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正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该爱谁、该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类别：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不完结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都是故事。
这样说的话，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由主义认为，我们不应期待外界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义。每位选民、顾客和旁观者，都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意义，而且不只是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更是创造整个宇宙的意义。
但生命科学戳破了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体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体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体验并不会累积成永续的本质。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秩序，于是编织出一则永不完结的故事，让每项体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长久的意义。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的故事。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让他们的生命有了意义，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选择让生活有了意义。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妄想。
当然，早已有人质疑自由意志和个人的概念。早在2000多年前，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认为个人概念是一种虚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响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则仅是怀疑，并不足以改变历史。人类十分擅长应付认知上的矛盾，能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议会又信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就像基督教并未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那天消失，自由主义也不会因为科学家认为并没有自由个人便就此灭亡。
事实上，就连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新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也并未放弃自由主义。就算他们已经用丰富的理论、数百页篇幅解构了所谓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却像做了一个知识上的完美后空翻，奇迹似的一跃回到18世纪，好像进化生物学和大脑科学所有惊人的发现完全不会影响洛克、卢梭和杰斐逊提出的伦理及政治观念。
然而，等到这些异端科学见解逐渐成为司空见惯的科技、日常活动和经济结构时，也就不可能再这样两面讨好，我们（或后代）很有可能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第三个千年的起点，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问题，而是来自实实在在的科技挑战。我们即将拥有各种超级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制度，但这些设备、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这场洪水中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