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早已经化身为神。我们在这一点上并不喜欢着墨太多，因为我们实在不是特别公正或仁慈的神。如果看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迪士尼电影或童话书，可能还以为地球上主要生活的是狮子、狼和老虎，而且它们与人类势均力敌。毕竟，狮子王辛巴能号令森林里的动物，小红帽得躲大灰狼，森林王子毛克利则要勇敢对抗老虎谢利·可汗。但在现实中，动物早已不在那儿了。我们的电视、书籍、幻想、噩梦里仍然有各种野生动物，但地球上的辛巴、大灰狼和谢利·可汗正在绝迹。现在世界上生活的主要是人类和他们的家畜。
写出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格林兄弟是德国人，但现在德国野外究竟还剩几只狼？不到100只（而且多半是波兰野狼，只是近年跨越边界而来）。与之相对照的是，德国现在家犬的数量达到500万。全球总共只有约20万只野狼在野外游荡，但家犬数量足足超过4亿。世界上现在有4万头狮子，但有6亿只家猫；有90万头非洲水牛，但有15亿头驯化的牛；有5000万只企鹅，但有200亿只鸡。自1970年以来，虽然人类的生态意识不断提升，但野生动物族群仍然减少了一半（并不是说它们在1970年很繁盛）。 1980年，欧洲还有20亿只野鸟，到了2009年只剩16亿只，但同年欧洲肉鸡和蛋鸡的数量合计达到了19亿。目前，全球大型动物（也就是体重不只是几公斤而已）有超过90%不是人类就是家畜。
科学家将地球的历史分为不同的“世”，例如更新世、上新世和中新世。按正式说法，我们现在处于全新世。但更好的说法可能是把过去这7万年称为“人类世”，也就是人类的时代。原因就在于，在这几万年间，人类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变化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现象。自从生命在大约40亿年前出现后，从来没有任何单一物种能够独自改变全球生态。虽然生态革命和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时有所闻，但都不是因为某种特定蜥蜴、蝙蝠或真菌的活动，而是由一些强大的自然力量造成的，例如气候变化、板块运动、火山喷发或小行星撞击。
图11 全球大型动物数量饼图
有些人担心，我们今天仍然可能因为大规模火山爆发或小行星撞击而有灭绝的危险，好莱坞电影靠着这样的忧虑赚了数十亿美元，但实际上这样的风险小之又小。生物大灭绝大约好几百万年才会有一次。确实，在未来1亿年间可能会有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但大概不是下周二这种时间。与其害怕小行星，还不如害怕人类自己。
原因就在于，智人改写了游戏规则。单单这个猿类物种，就在过去7万年间让全球生态系统起了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足以与冰河时期和板块运动相提并论。不过短短一个世纪，人类造成的影响可能已经超越6500万年前那颗灭绝恐龙的小行星。
当时那颗小行星改变了陆地生物进化的轨迹，但并未改变其基本规则，仍然保持着40亿年前第一个生命有机体出现时的样子。这几十亿年来，不管是小小的病毒还是巨大的恐龙，都依循着不变的自然选择原则而进化。此外，不论生物进化出怎样奇特而怪异的外形，都不会超出有机领域；不管是仙人掌还是鲸，一定都是由有机化合物组成的。然而，现在人类正准备用智能设计取代自然选择，将生命形式从有机领域延伸到无机领域。
暂且不管对未来的预期，只谈过去的7万年，仍然清楚可见人类世让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小行星、板块运动和气候变化虽然可能影响全球生物，但对每个地区的影响有所不同。地球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生态系统，而是由许多彼此松散连接的小生态系统组成的。板块运动让北美洲与南美洲相连，造成南美洲大多数有袋动物从此灭绝，但并未影响到澳大利亚的袋鼠。两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期达到高峰，当时波斯湾和东京湾的水母都要适应新的气候，但因为两种族群没有联结，各自做出不同的反应之后，就往不同的方向进化。
相较之下，智人突破了地球上各个生态区之间的阻碍。在人类世，地球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单一的生态系统。虽然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仍有不同的气候和地形，但人类已经让全球的各种生物打破距离和地理界限，不断交流融合。过去的木制船只变成了现在的飞机、油轮和巨大货轮，在海洋上纵横交错，让每个岛屿和大陆紧密相连，全球各地的交流已经从涓涓细流演变成一股洪流。因此，如果现在要讨论澳大利亚的生态，已经不能不考虑在海岸边、沙漠里随处可见的欧洲哺乳动物和美洲微生物。过去300年间，人类将绵羊、小麦、老鼠和流感病毒带到澳大利亚，而这些物种对今日澳大利亚生态的影响已远远超过原生的袋鼠和考拉。
然而，人类世并不是最近这几个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早在几万年前，智人的石器时代祖先就从东非走向地球的四面八方，每到一个大陆和岛屿，就让当地的动植物发生了改变。他们灭掉了所有其他人类物种、澳大利亚90%的大型动物、美国75%的大型哺乳动物、全球大约50%的大型陆上哺乳动物；而且此时他们甚至还没开始种小麦，还没开始制作金属工具，还没写下任何文字，也还没铸出任何钱币。
大型动物之所以首当其冲，是因为它们数量相对较少，繁衍也较慢。我们可以用猛犸象（灭绝）和兔子（幸存）来举例。一群猛犸象的成员一般只有几十头，而且繁衍速度大概就是每年只有两头小猛犸象。因此，只要当地的人类部落每年猎杀三头猛犸象，就足以让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几代之间就会让猛犸象消失。相较之下，兔子则是生个不停。就算人类每年猎杀几百只兔子，仍然不足以让它们就此灭绝。
人类祖先并非处心积虑地要消灭猛犸象，而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猛犸象等大型动物的灭绝，就进化的时间标准来看十分迅速，但就人类观感而言却是个缓慢的进程。当时人类的寿命不过七八十年，但猛犸象的整个灭绝过程却花了几个世纪。远古的智人可能压根儿就没注意到，每年猎一次猛犸象、每次只猎两三头，竟然会让这些毛茸茸的巨兽就此灭绝。大不了可能某位怀旧的老人家告诉族里的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猛犸象可比现在多得多啊，乳齿象和大角鹿也一样。当然，那时候的部落酋长也比较诚实，小孩也比较敬老尊贤。”
蛇的孩子
从人类学和考古证据来看，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很有可能是泛灵论者，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整个世界（对当时的人来说，大概就是自己住的山谷和附近的山区）同属于这里的万物，而且万物遵循着同样一套规则：对于任何事情，相关各方都要不断协商。于是，人们说话的对象不只有动物、树木、石头，还包括精灵、魔鬼和鬼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沟通关系中，就会出现各种价值观和规范，把人类、大象、橡树和亡灵都联系在一起。
某些狩猎采集社群直到现代依然存在，也仍然遵循着泛灵论的世界观。例子之一，就是生活在印度南部热带森林中的纳雅卡人（Nayaka）。人类学家丹尼·纳韦（Danny Naveh）多年研究纳雅卡人，他曾提到如果在丛林里遇到老虎、蛇或大象等危险的动物，纳雅卡人可能会向动物开口说：“你住在这片森林，我也住在这片森林。你来这里吃东西，我也要来采块根和块茎。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曾有一头公象，纳雅卡人给它取的名字是“独行的大象”，它杀了一位纳雅卡人。印度林业部想要抓住这头大象，但纳雅卡人拒绝协助。他们告诉纳韦，这头公象曾经和另一头公象感情很好，总是一起四处闲逛。但某一天，林业部把另一头公象抓走了，从此之后，“独行的大象”就变得既易怒又暴力。纳雅卡人说：“如果你的另一半被抓走了，你会感觉如何？这头大象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两头大象有时候晚上会分开各走各的……但到了早上又会在一起。直到那天，大象看到他的伙伴倒了下去，躺在地上。如果有两个人总是在一起，但你射杀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人会怎么想？”
许多处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会觉得这种泛灵论简直不可思议。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觉得动物从本质上就和人类有所不同，而且认为动物是较为低等的。这是因为，就算我们现存最古老的传统，也要到狩猎采集时代结束几千年之后才创造出来。比如《圣经·旧约》，写成时间约在公元前1000年，其中记载的最古老的故事，反映的是大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间的事。然而，中东地区的狩猎采集时代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结束。这也就不难想见，《圣经》非但不接受泛灵信念，而且唯一一个泛灵论的故事就出现在全书一开头，作为警告之用。《圣经》篇幅并不短，而且全书讲了各种神迹奇事，但唯一一次说到动物与人交谈，就是蛇引诱夏娃吃下智慧的禁果。（《民数记》里，巴兰的驴也对他讲了几句话，但只是为了传达上帝的神谕。）
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就是以采集为生，而逐出伊甸园的情节与农业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愤怒的耶和华不再允许亚当采集野果，而要他“从地里得吃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此，只有在伊甸园这个农业时代前的阶段，《圣经》里的动物才会和人说话，这事可能并非巧合。从这个事件里，《圣经》究竟要教我们什么呢？除了不该听蛇的话，大概最好也别和任何动物和植物说话，因为这一切只会导致灾难。
图12 米开朗基罗的《原罪和逐出伊甸园》。该画位于西斯廷教堂。这里的蛇有着人的上半身，正是由它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创世记》的前两章主要是神的独白（“神说……神说……神说……”），到第三章才终于有了对话，而且对话的双方就是夏娃和蛇（“蛇对女人说……女人对蛇说……”）。正是人与动物之间仅此一次的对话，导致了人类的堕落，被逐出伊甸园
然而，这则《圣经》故事其实还有更深入、更古老的含义。在大多数闪族语言里，“Eve”（夏娃）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蛇”，甚至是“母蛇”。因此，在《圣经》里人类这位众生之母的名字，其实还隐藏着一个古老的泛灵论神话：蛇非但不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祖先。许多接受泛灵论的文化相信人类是动物的后代，而其中也包括蛇与其他爬行动物。大多数澳大利亚原住民都相信世界是由彩虹蛇（Rainbow Serpent）创造的，比如阿兰达人（Aranda）和狄埃里人（Dieri）都认为自己的族人起源于原始的蜥蜴或蛇，后来才变为人类。事实上，现代西方人也认为自己是从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的中心都是爬行动物脑，人体的构造基本上就是进化后的爬行动物。
《创世记》的作者可能在“夏娃”这个名字上留下了一丝古老泛灵论的意味，但他们费尽心思掩盖所有其他痕迹。在《创世记》里，人不是蛇的后代，而是由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这种无生命物质创造的。蛇不是人类的祖先，反而引诱人对抗我们天上的父。泛灵论只把人类看成另一种动物，但《圣经》则认为人类是上帝独特的创造，要说人也是动物，等于否认上帝的能力和权威。确实如此，等到现代人类发现自己其实是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就背叛了上帝，不再听他的话，甚至不再相信他的存在。
祖先的需求
《圣经》（及其对人类独特性的信念）是农业革命的一项副产品，使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走向一个新阶段。人类开始农耕畜牧之后，导致新一波的生物大灭绝，但更重要的是创造出另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家畜。这种发展在一开始并不重要，因为人类当时驯化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不到20种，相较之下，余下的野生物种还有千千万万。但随着时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过去，这种新的生命形式已经成为主导，今天有超过90%的大型动物都被驯化成为家畜。
对于被驯化的物种来说，物种整体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物种个体却遭到前所未有的苦难。虽然动物界几百万年来也经历过各种痛苦磨难，但农业革命带来的是全新的苦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只会变得更糟。
乍看之下，可能家畜的生活要比它们的野生表亲和祖先好得多。野猪要整天觅食、寻水、找遮风避雨的地方，而且还会不断受到狮子、寄生虫和洪水的威胁。相较之下，家猪有人类照顾，有的吃、有的喝、有的住，病了有人医，也有人保护它们免受猎食者及天灾威胁。确实，大多数家猪迟早都会进屠宰场，但这样真的就能说它们的命运比野猪差吗？难道被狮子吃就比被人吃好吗？还是说鳄鱼的牙齿不会比电动屠宰刀具更致命？
要说家畜命运特别悲惨，重点不在于它们死的方式，而是它们活的方式。被豢养的动物从古至今的生活状况，都受到人类的欲望和动物的需求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人类养猪，是为了得到猪肉；如果希望猪肉供应稳定，就必须确保猪能够永续繁衍。照这个道理来说，家畜应该能够因此避开各种极端的残酷对待。如果农民不照顾好自己的猪，让猪还没生小猪就死掉，农民就会挨饿。
不幸的是，人类却用各种方式给家畜带来无尽苦难，但同时又能确保家畜永续生存繁衍。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家畜仍然保留着野生动物的种种生理、情感和社交需求，但这对人类的农场来说毫无意义。农民常常无视这些需求，而且不会因此在经济上付出任何代价。动物被锁在狭小的笼子里，角和尾巴被割去剪掉，母幼骨肉分离，而且被有选择地养出畸形。这些动物饱受痛苦，但仍然继续生存繁衍。
这种做法岂不是违反了自然选择最基本的原则？进化论认为，所有本能、冲动、情感的进化都只有一个目的：生存和繁衍。如果是这样，看到家畜这样生生不息，岂不是证明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猪真的有生存和繁衍之外的“需求”吗？
确实，所有的本能、冲动、情感之所以会进化，都是为了适应生存和繁衍的进化压力。但就算这些压力突然消失，本能、冲动和情感也不会随之消失，至少不是立刻消失。就算这些本能、冲动和情感已经不再是生存和繁衍所必需，也仍然会影响动物的主观体验。在这里，动物其实和人类一样，虽然农业几乎可以说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自然选择的压力，但并未改变它们的生理、情感和社交冲动。当然，进化绝不会停下脚步，自从12000年前农业兴起之后，人类和动物继续进化。举例来说，现在欧洲和西亚的人类已经进化出消化牛奶的能力，奶牛也不再害怕人类，并且产奶量远远高于远古时代的祖先。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改变。无论是牛、猪还是人类，深层的感官及情感架构都仍然类似石器时代的情形，没有多大改变。
为什么现代人如此热爱甜食？可不是因为到了21世纪初，我们还得大吞冰激凌和巧克力才能生存下去，而是因为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如果碰到香甜的水果或蜂蜜，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尽量吃，吃得越快越多越好。年轻人为什么开车鲁莽、吵架冲动，还爱黑进机密网站？因为他们还是照着远古时期的规则行事，这些规则在今天不仅无用，可能还有反效果，但是符合7万年前的进化需要。当时，年轻的猎人如果冒着生命危险追赶猛犸象，就可能胜过所有竞争对手，赢得当地美女的芳心；而我们现在还有着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基因。
在人类控制的农场里，所有公猪、母猪和小猪也遵循着一样的进化逻辑。为了在野外生存和繁衍，远古的野猪需要巡视辽阔的地域，好熟悉环境，并留意各种陷阱和天敌。它们还需要和其他野猪沟通合作，形成复杂的猪群，并以年长、经验丰富的母猪作为领导。进化压力让野猪成为拥有高度智慧的社会化动物（母野猪更是如此），有强烈的好奇心，加上难以遏制的交往、玩乐、闲逛、探索周围环境的冲动。如果某头母猪出生时有罕见的基因突变，让它对环境与公猪了无兴趣，这头母猪就不太可能生存或繁衍下去。
野猪的后裔——家猪，也同样继承了它们的智慧、好奇心和社交技巧。一如野猪，家猪也会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嗅觉信号来互相沟通：母猪能辨识自己的小猪独特的尖叫声，小猪只要出生两天，就能判断自己妈妈和其他母猪叫声的不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斯坦利·柯蒂斯（Stanley Curtis）教授有两头猪，分别名为哈姆雷特（Hamlet）和奥姆雷特（Omelette），他训练它们用鼻子控制一只特殊的游戏手柄，发现猪打简单电子游戏的能力很快就和灵长类动物不相上下。
今天，工业化农场里的母猪多半没有电子游戏可打。它们被人类锁在狭小的母猪栏里，猪栏通常长200厘米，宽60厘米，水泥地面，四面为金属条，怀孕的母猪几乎没有转身或躺下睡觉的空间，更别说散步了。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三个半月后，母猪会移到稍宽一点的猪栏，生下和养育小猪。一般来说，小猪自然的哺乳期是10~12周，但在工业化农场里会被强制2~4周内断奶，接着就与母猪分离，送到他处等待养肥、屠宰。母猪则会再次受孕、被送回母猪栏，开始另一个循环。一般来说，母猪要经过5~10次这样的循环，接着就轮到自己被送去屠宰。近年来，母猪栏在欧盟和美国一些州已经被禁用，但在许多其他国家仍然盛行，数以千万计的种母猪几乎一辈子都住在这样的栏里。
母猪生存和繁衍的一切需要都由人类提供，包括足够的食物、抵抗疾病的疫苗、遮风避雨的住处，另外还有人工授精。客观来看，母猪再也不需要探索周围的环境、与其他猪社交、与小猪有任何情感联结，甚至连走路都没有必要。但从主观而言，母猪仍然会对这一切拥有极强烈的欲望，无法满足则痛苦万分。被锁在母猪栏里的母猪，通常都会出现严重的挫折或绝望症状。
图13 被关在母猪栏里的母猪。这些拥有高度社交技巧和智慧水平的生物，大半辈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仿佛已经制成了香肠
这是进化心理学基本的一课：几千世代以前形成的需求，就算已经不再是今日生存和繁衍所需，仍然会留存在主观感受中。可悲的是，农业革命让人类有了确保家畜生存和繁衍的能力，却忽视了家畜的主观需求。
生物也是算法
前面讲到，动物（以猪为例）也有各种主观的需求、感觉和情感，但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件事？我们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地赋予动物人性，也就是把人类的特质赋予非人类的对象，就像小孩觉得玩偶能感受到人类的爱和愤怒？
事实上，要说猪也有情感，并不是赋予它们“人性”，而是赋予其“哺乳动物性”。因为情感不是人类独有的特质，而是所有哺乳动物（同时包括所有鸟类，可能包括某些爬行动物，甚至还包括鱼类）所共有的。所有哺乳动物都进化出了情感能力和需求，而仅是从猪属于哺乳动物这一点，就能肯定它们也有情感。
生命科学家近几十年间已经证实，情感并不是只能用来写诗谱曲的神秘精神现象，而是对所有哺乳动物生存和繁衍至为关键的生物算法。这是什么意思呢？请让我们从究竟什么叫“算法”开始解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这个关键概念将在后文许多章节再三出现，也是因为21世纪将是由算法主导的世纪。现在，算法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概念。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未来及我们的生活，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了解什么是算法，以及算法与情感有什么关系。
算法指的是进行计算、解决问题、做出决定的一套有条理的步骤。所以，算法并不是单指某次计算，而是计算时采用的方法。举例来说，如果想得到两个数字的平均值，简单的算法是：“第一步，将两个数字相加；第二步，将和除以2。”这时，如果输入4和8，结果就是6；输入117和231，结果就是174。
食谱是个复杂一点的例子。例如蔬菜汤的算法，大概会是这样：
1.在锅中热油。
2.将洋葱切成碎末。
3.把洋葱末炒至金黄色。
4.把马铃薯切块，加入锅中。
5.将圆白菜切丝，加入锅中。
诸如此类。你可以尝试着不断重复这种算法，每次用稍微不同的蔬菜，就会得到稍微不同的汤。然而，算法本身并没有改变。
光有食谱，还煮不出汤来，还得有人来读这份食谱，并依步骤行事才行。但还有一种方法，是制造出内含这种算法而且可以自动照做的机器。接下来，只要为机器通电，加入水和蔬菜，机器就会自动把汤煮出来。虽然现在似乎没有太多煮汤的机器，但大家应该都看过自助饮料机。这种饮料机通常会有硬币投入孔、放杯子的位置，以及几排按钮。第一行按钮大概是选择要咖啡、茶或是可可，第二行是选择不加糖、一匙糖、两匙糖，第三行则是选择要加牛奶、豆浆或是都不加。今天有位男士走向机器，投入硬币，按下了“茶”“一匙糖”和“牛奶”，机器就会依据一系列明确的步骤开始行动。先是把一个茶包丢入杯中，倒入沸水，再加上一匙糖和牛奶，然后叮的一声，一杯西式好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一种算法。
在过去几十年间，生物学家已经有明确结论认为，那位男士按下按钮，接着喝茶，也算是一套算法。当然，这套算法比自助饮料机要复杂得多，但仍然是一套算法。“人类”这套算法制造出的不是茶，而是自己的副本（就像你按下自助饮料机的一系列按钮，得到了另一台自助饮料机）。
控制自助饮料机的算法，是通过机械齿轮和电路来运作的。控制人类的算法，则是通过感觉、情感和思想来运作的。至于猪、狒狒、水獭和鸡，用的也是同一种算法。以生存问题为例：有只狒狒看到附近树上挂着一串香蕉，但也看到旁边埋伏着一只狮子。狒狒该冒着生命危险去摘香蕉吗？
这可以看作计算概率的数学问题：一边是不摘香蕉而饿死的概率，一边是被狮子抓到的概率。要解开这个问题，狒狒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我离香蕉多远？离狮子多远？我能跑多快？狮子能跑多快？这只狮子是醒着还是睡着？这只狮子看起来很饿还是很饱？那里有几只香蕉？香蕉是大是小？是青的还是熟的？除了这些外在信息，狒狒还要考虑自己身体的内在信息。如果它已经快饿死了，就值得不顾一切去抢香蕉，别再管什么概率了。相反，如果它刚刚吃饱，多吃只是嘴馋，那又何必冒生命危险？
想要权衡所有变量和概率之后得到最好的结果，狒狒需要的算法会比控制自助饮料机的算法复杂得多，然而计算正确得到的奖励也大得多，那就是这只狒狒的生命。如果是只胆小的狒狒（也就是它的算法会高估风险），就会饿死，而形成这种胆小算法的基因也随之灭绝。如果是只莽撞的狒狒（也就是它的算法会低估风险），则会落入狮子的口中，而形成这种鲁莽算法的基因也传不到下一代。这些算法通过自然选择，形成了稳定的质量控制。只有正确计算出概率的动物，才能够留下后代。
但这还是非常抽象。到底狒狒要怎么计算概率？它当然不会忽然从耳后抽出一支铅笔，从裤子后面的口袋掏出笔记本，然后开始用计算器认真计算奔跑速度和所需体力。相反，狒狒的整个身体就是它的计算器。我们所谓的感觉和情感，其实各是一套算法。狒狒感觉饿，看到狮子的时候会感觉害怕而颤抖，看到香蕉也会感觉自己流口水。它在一瞬间经历了袭来的种种感觉、情感和欲望，都是计算的过程。计算结果也是一个感觉：这只狒狒突然觉得涌起一股力量，毛发直竖，肌肉紧绷，胸部扩张，接着它会深吸一口气：“冲啊！我做得到！冲向香蕉！”
但也有可能它被恐惧打败，肩膀下垂，胃中一片翻搅，四肢无力：“妈妈！有狮子！救命啊！”也有时候，因为两边概率太相近，很难决定。而这也会表现为一种感觉。狒狒会感觉十分困惑，无法下决心。“上……不上……上……不上……可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只解决生存问题还不够，还要解决繁衍问题，而这也取决于概率计算。自然选择进化出喜好和厌恶的反应，作为评估繁衍机会的快速算法。美丽的外表意味着成功繁衍后代的概率高。如果有位女人看到某位男人，会想：“哇！他真帅！”雌孔雀看到雄孔雀心想：“我的老天！瞧瞧那尾羽！”这其实都是类似自助饮料机在做的事。光线一从男性身体反射到女性的视网膜上，这几百万年进化而成的无比强大的算法就开始运作了，几毫秒以内，就已经将男性外貌的各种小线索转换为繁衍概率，并得出结论：“这很有可能是个非常健康、有生育能力的男性，有优良的基因。如果我和他交配，我的后代也很可能拥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基因。”当然，这项结论并不会用文字或数字表达出来，而是化成熊熊欲火在体内燃烧。对于雌孔雀或是大多数女性来说，这并不是用纸笔来做的计算，而是一种“感觉”。
图14 孔雀和一个男人。看着这些图片的时候，你身体里的生化算法就会开始处理各种关于比例、颜色和尺寸的数据，让你感觉受到吸引、心生厌恶，或是全然无感
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只在很少时间会用纸笔和计算器来做计算；人类有99%的决定，包括关于配偶、事业和住处的重要抉择，都是由各种进化而成的算法来处理，我们把这些算法称为感觉、情感和欲望。
所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可能还包括一些爬行动物甚至鱼类），都由同样的算法掌控，所以不管是人类、狒狒还是猪，感觉恐惧的时候都会在类似的大脑区域产生类似的神经处理过程。因此很可能可以推断，不管是人、狒狒还是猪，对于受到惊吓的体验都会十分相似。
当然，并不是说一切必然完全相同。猪似乎并不会感觉到智人特有的那种极端同情或极端残酷，也无法感受到人类仰望无限壮丽的星空时发出的那种赞叹。当然，很可能有相反的例子，是人无法感受到猪的情感，显然我也说不上来。然而有一种核心情感，显然为所有哺乳动物所共有：母婴联结（mother-infant bond）。事实上，这也正是“mammal”（哺乳动物）一词的语源，mammal一词来自拉丁文mamma，语义就是“乳房”。哺乳动物的母亲如此疼爱自己的后代，而愿意让后代从自己身上吸吮营养。哺乳动物的幼儿，则有强烈的欲望要和母亲在一起，待在它的身边。在野外，离开母亲的小猪、小牛和小狗通常活不了多久。而且到不久之前，人类的婴儿离开母亲也同样如此。相对的，如果成年的母猪、母牛或母狗因为某种罕见的基因突变而一点儿也不关心生下的孩子，当然它们自己可能活得舒适自在又长寿，但它们的基因也就不会传递给下一代。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长颈鹿、蝙蝠、鲸和豪猪。对于其他情感，我们或许还有争议的空间，但因为哺乳动物的幼儿必须要有母亲的照顾才能生存，显然母爱以及强烈的母婴联结是所有哺乳动物共同的特征。
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才研究出这一点。不久之前，甚至人类父母与子女之间情感联结的重要性，都曾遭到心理学家质疑。20世纪上半叶，虽然也有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但当时主流的行为主义学派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由物质的回馈决定的：儿童主要需要食物、居所和医疗照顾，之所以和父母建立联结，只是因为父母能够满足这些物质需求。那些要求温暖、拥抱和亲吻的儿童，则被认为“宠坏了”。当时的育儿专家就警告，如果父母经常拥抱、亲吻孩子，会让他们成年以后自私、没有安全感、情感不独立。
20世纪20年代的育儿权威约翰·沃森（John Watson）就曾对父母三令五申：“不要拥抱和亲吻（孩子），也不可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若你坚持，也只能在他们说晚安的时候，亲一下他们的额头。早上则是与他们握手。”当时的流行杂志《育儿》（Infant Care）也提到，养育孩子的秘诀就是遵守纪律，依据严格的日程表为孩子提供物质需求。一篇1929年的文章指示家长，如果婴儿在正常进食时间之前就哭了，“不可以抱他，不可以摇他哄他别哭，而且也不可以喂奶，要等到确切的喂奶时间才行。婴儿，甚至是小婴儿，哭一下并不会有事”。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达成共识，放弃这些严苛的行为主义理论，承认情感需求的重要性。在一系列著名（而且残酷到令人震惊）的实验中，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幼猴刚出生不久，就将幼猴与母猴分开，隔离在小笼子里。笼子里有两只假母猴，一只是金属假猴，装有奶瓶，另一只是绒布假猴，但没有奶瓶，结果幼猴紧抱着绒布母猴。
有一件事，这些幼猴都懂，但是约翰·沃森与《育儿》的育儿专家却不懂：哺乳动物要活下来，仅靠食物还不够，还需要情感联结。经过几百万年进化，猴子天生就极度渴求情感联结，这让它们认为，比起坚硬、金属制的物体，毛茸茸的物体比较可能建立起情感联结。（也是因为这样，儿童更可能紧抱着洋娃娃、毯子或是臭烘烘的破布，而不是什么厨具、石头或是木块。）正是因为对情感联结的需求如此强烈，哈洛实验里的幼猴才会不理睬能提供奶水的金属母猴，而投向唯一看来可能满足它们需求的绒布母猴。但很遗憾，幼猴的真心渴望始终没能得到绒布母猴的响应，于是这些幼猴在心理和社交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长大后成为神经质和反社会的成猴。
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早期的儿童养育指南，会感到难以置信。专家怎么可能没发现儿童有情感需求？怎么可能不知道儿童心理和生理的健康除了需要满足食物、居所和医疗照顾之外，满足情感需求也同样重要？然而，一讲到其他哺乳动物，我们却不断否认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像约翰·沃森和《育儿》杂志的育儿专家一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虽然给小猪、小牛和儿童提供了物质需求，却往往忽略它们的情感需求。于是，无论是畜牧业还是奶品业，都是以打破哺乳动物最根本的情感联结为基础的。农民让母猪和母牛不断怀胎，但小猪和小牛出生没多久就被迫与母亲分离，常常终其一生都未能吮吸母亲的乳头，也没能感受到她的亲吻和温暖的爱抚。哈里·哈洛对几百只猴子所做的事，现在畜牧业及奶品业每年还会在几十亿头动物身上上演。
农业交易
对自己的行为，农民是怎样自圆其说的？狩猎采集者很少意识到自己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但农民则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自己在剥削这些家畜，用它们满足人类的欲望和任性。他们的理由是新的有神论宗教，自从农业革命后，有神论便蓬勃兴起、广泛蔓延。在有神论宗教看来，整个宇宙并不是万物共同组成的议会，而是由一小群神或是唯一的神——上帝所控制的神权政治。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个概念和农业联系起来，但至少在一开始，有神论的宗教其实与农业有关。比如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等，其神学、神话和礼拜仪式一开始都是以人类、农作物与家畜的关系为中心。
比如《圣经》时代的犹太教，宗教活动就是以农民和牧人为中心，戒律多半与农务和乡村生活有关，而主要的节庆也都是丰收节。在现代人的想象中，耶路撒冷的古犹太会堂可能与大型的现代犹太会堂相似，祭司穿着雪白的长袍迎接虔诚的朝圣者，唱诗班吟唱着悠扬的诗篇，空气中飘着熏香。但实际上，古犹太会堂更像屠宰场加上烧烤摊。朝圣者来的时候可不是两手空空，而是带着简直一眼望不到头的绵羊、山羊、鸡等动物，在神的祭坛上献祭，接着烹煮为食。另外，小牛的吼叫和小孩发出的嘈杂声，恐怕叫人难以听到唱诗班的歌声。祭司穿着血迹斑斑的套服，切断祭品的喉咙，将喷涌而出的血液收集在罐中，再泼洒在祭坛上。熏香的气味混合着血液凝固后的腥味、烤肉的香气，成群的黑苍蝇四处嗡嗡飞着（参见《民数记》28、《申命记》12、《撒母耳记上》2）。现代犹太家庭过节的时候是在前院草坪办烧烤活动，而传统犹太家庭则是去会堂研读经文。这样看来，办个烧烤活动可能还比较接近《圣经》时代的精神。
有神论的宗教（例如《圣经》时代的犹太教）用一种新的宇宙神话来合理化农业经济体制。过去的泛灵论宗教，是将宇宙描绘成如同一场盛大的京剧，有无穷无尽、五彩华丽的角色不断上场。大象和橡树、鳄鱼和河流、高山和青蛙、鬼魂和精灵、天使与魔鬼，都是这场宇宙大戏的角色。但有神论的宗教改写了剧本，把宇宙变成易卜生荒凉的戏剧场景，只有两个主要角色：人和神。天使和魔鬼也在这次改写中幸存，成为诸神的使者和仆人。但原来其他泛灵论的角色，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现在都成了无声的装饰。确实，有些动物被认为具有某种神性，也有许多神带有动物的特征：比如埃及的阿努比斯神（Anubis）就有着胡狼的头，甚至耶稣基督也常被描绘成羔羊的形象。只不过，古埃及人很容易就能分辨阿努比斯与潜到村子里偷鸡的普通胡狼有何差别，而基督教的屠夫宰羔羊的时候也从不会误认为这是耶稣。
我们常常认为有神论的宗教只是赋予诸神以神格，却忘记宗教把人类也神格化了。在这之前，智人一直只是成千上万名演员当中的一员。但在新的有神论戏剧之中，智人却成了中心角色，整个宇宙围绕着他转。
而同时，诸神则要扮演两个相关的角色。首先，诸神要解释智人到底有什么特别，凭什么要让人类占主导地位，剥削其他一切生物。例如基督教就说，人类之所以能支配其他生物，是因为造物主给了他们这项权力。基督教还说，上帝只给了人类永恒的灵魂。而既然这永恒的灵魂是整个基督教宇宙的重点，而动物又没有灵魂，它们当然就只能扮演临时的角色。于是，人类成为上帝造物的顶峰，而其他所有生物只能待在角落里。
其次，神要负责在人类和生态系统之间进行调解。在泛灵论的宇宙里，所有角色都能直接沟通。如果你需要美洲驯鹿、无花果树、云朵或岩石给你什么，可以自己直接去谈。但到了有神论的宇宙，所有非人类的实体都沉默了。于是，人类不能再与树木和动物交谈。但这样一来，如果需要果树产出更多果子、奶牛产出更多牛奶、云朵带来更多雨水，以及蝗虫远离你的作物，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神上场的时候了。诸神承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虫病不兴，而人类也要提供一些回报。这就是农业交易的本质。诸神负责保护农业，让农业丰收，而人类则将部分农产品献给诸神。这笔交易对人和神都好，却牺牲了生态系统的其他成员。
在今天尼泊尔巴利雅普村（Bariyapur），信徒每5年会庆祝一次嘉蒂麦女神（Gadhimai）的节日。2009年创下纪录，25万头动物被宰杀献祭给女神。一位当地司机向来访的英国记者解释：“如果我们想要什么，只要带着祭品来这里献给女神，所有的梦想就能在5年之内实现。”
许多有神论神话会解释这笔交易微妙的细节。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就提到，诸神放出大洪水毁灭世界，几乎所有人类和动物都被毁灭。冲动的诸神此时才惊觉，这下没人为他们做奉献了，饥饿和痛苦逼得诸神简直发狂。千幸万幸，还有一个人类家庭存活了下来，这得感谢水神恩基（Enki）的先见之明，他安排信徒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躲在一艘木制的大方舟里，方舟上还载着乌特纳比西丁的亲人，以及各种动物。等到洪水消退，这位美索不达米亚神话里的挪亚便从方舟中现身，第一件事就是将一些动物献祭给诸神。根据史诗说法，诸神立刻冲到现场：“诸神嗅到香气/诸神嗅到美味的香气/诸神如苍蝇群聚在祭品周围。”至于《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写成时间比美索不达米亚神话晚了1000多年），同样写到挪亚一出了方舟，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创世记》8：20—21）。
这种洪水故事成为农业世界的奠基神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它添上一点现代环保的色彩，说这场洪水是在教训人类，要我们知道人类的行为可能会毁掉整个生态系统，而人类要负起保护万物的神圣使命。只是就传统诠释而言，洪水恰恰证明了人类的优越杰出以及动物的毫无价值。在传统诠释中，挪亚虽然奉命拯救整个生态系统，但目的是保护神和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为了动物的利益。非人类的生物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们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
毕竟，当“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就决定“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创世记》6：7）。可见《圣经》觉得，为了惩罚智人犯下的罪行，把所有动物都消灭掉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这就好像只因为人类不乖，所有长颈鹿、鹈鹕和瓢虫也都不再有意义。《圣经》没能想到另一种情节：耶和华后悔创造了智人，于是把这种罪恶的猿类从地球表面抹去，接着就能享受鸵鸟、袋鼠和熊猫的各种可爱表演，直到永远。
然而，有神论宗教对动物仍然有一些友善的想法。诸神让人有权掌控动物界，但享有权力的同时也要负点责任。例如犹太人就奉命必须让家畜在安息日休息，并尽可能不给它们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只不过，每当发生利益冲突，人类的利益仍然永远高于动物的利益。）
在犹太经典《塔木德》里有一个故事，一头小牛在前往屠宰场的路上逃掉，求助于拉比犹太教（rabbinical Judaism）的创始人之一——耶胡达·哈纳西拉比（Rabbi Yehuda HaNasi）。小牛把头钻到这位拉比的长袍下，开始哭泣。但拉比把小牛推开，说道：“去吧，你被创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因为这位拉比如此不慈悲，上帝便处罚他，让他生了一场长达13年的痛苦的疾病。直到有一天，仆人打扫拉比的家时发现几只刚出生的老鼠，开始把它们扫地出门。但拉比立刻赶去拯救了这几只无助的小生物，要仆人放过它们，因为“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9）。因为这位拉比展现出对老鼠的慈悲，上帝也就展现了对他的怜悯，治愈了他的疾病。
其他宗教对动物有更大的同理心，特别是耆那教（Jainism）、佛教和印度教等。这些宗教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其他部分密不可分，而且最重要的道德戒律就是不杀生。《圣经》只说“不可杀人”，但古印度的“非暴力”原则却适用于众生。在这方面，耆那教的僧侣特别注意，他们总是用一块白布挡住嘴巴，以免呼吸时不小心杀害小昆虫，走路的时候也总是带着扫把，将路上的蚂蚁或甲虫轻轻扫到一旁。
然而，所有农业宗教（也包括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都有一套说辞，认为人类就是高出一等，剥削利用动物实属正当（就算不是杀生取肉，至少也是获取其乳汁，或是利用其劳力）。这些宗教都声称有一种自然的阶层结构，赋予人类控制和使用其他动物的权力，唯一的条件就是人类要遵守一定限制。举例来说，印度教虽然认为牛是神圣的动物并禁吃牛肉，但仍然能为乳品业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声称牛是一种慷慨的生物，很渴望和人类分享它们产的奶。
因此，人类就这样自己谈成了一场“农业交易”。根据这项交易，某种宇宙力量给了人类控制其他动物的权力，条件是人类要对神、自然以及动物本身履行某些义务。而在农耕生活里，人每天都会感觉宇宙间确实有股力量存在，也就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
狩猎采集者并不觉得自己比其他生物高级，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当时典型的部落大概只有几十人，部落周围却有几千只野生动物，部落能否存活，有赖于理解和尊重这些动物的欲望。负责找食物的人要不断问自己，野鹿想做什么？狮子又会想要什么？否则他们就捕不到鹿，也逃不过狮子的利爪。
但农民却与此相反，他们住在一个由人类梦想及思想控制和塑造的世界。虽然人类仍然逃不脱强大恐怖的天灾（例如台风和地震），但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其他动物的想法了。农场上的小伙子很早就懂得怎么骑马、给牛套上犁、鞭打倔强的驴子，以及把羊赶去吃草。每天这样过日子，很容易就会认为这一定是某种自然秩序，或是上天的旨意。
于是，农业革命既是经济上的革命，也成了宗教上的革命。新的经济关系兴起，新的宗教信念也同时产生，而为残酷剥削利用动物找到了借口。只要哪个现代硕果仅存的狩猎采集部落也开始走向农耕，我们就会再次见证这种古老的过程。近年来，印度南部的纳雅卡狩猎采集者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农耕行为，比如养牛、养鸡、种茶。毫不意外，他们也开始对动物有了新的态度，而且对于家畜及农作物的态度明显与对野生生物不同。
在纳雅卡的语言中，具有独特个性的生物称为“mansan”。例如人类学家丹尼·纳韦问他们的时候，纳雅卡人会说所有的大象都属于mansan。“我们住在森林里，它们也住在森林里。我们都是mansan，还有熊、鹿、老虎也都是，都是森林的动物。”那奶牛呢？“奶牛不一样。到哪里你都得带它们走。”那鸡呢？“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不是mansan。”那森林里的树呢？“算是，它们已经活了这么久了。”那茶树呢？“喔，那是我种的，所以我才能把茶叶卖掉，从店里买我要的东西。它们不算是mansan。”
这样，就把动物从有情感、值得尊重的生命降格为不过是人类的资产，但这种过程并非仅限于牛和鸡，大多数农业社会也开始把不同等级的人视为资产。比如在古埃及、《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和古代中国，都曾将人类当作奴隶，恣意虐待，随意处决。正如农民不会去问牛和鸡对于农场运营的意见，当时的一国之主也不会想到要问问农民该怎样治理国家。此外，每当某些族群或宗教社群起了冲突，常常就是互相指称“不配当人”。先将“他者”称为野兽，之后才能待之以野兽。于是，农场也就成了新社会的原型，有着目空一切的农场主人，比较低等而可以剥削利用的其他动物，可以消灭的外部野兽，以及在一切之上有位伟大的神，对这一切安排给予祝福。
五百年孤寂
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兴起，带来了人与动物关系的第二次革命。在农业革命中，人类已经删去了动植物的台词，让泛灵论的这出大戏只剩下人类与神之间的对话。而到了科学革命，连诸神的台词也被删去。现在，整个世界已经成了独角戏。人类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舞台中间自言自语，不用和任何其他角色谈判妥协，不但得到无上的权力，而且不用负担任何义务。破解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无声的法则之后，现在人类在这些领域可以为所欲为。
远古的猎人到草原上狩猎，会要求野牛的协助，而野牛也有求于猎人。远古的农民希望奶牛产出更多奶，会祈求神的协助，而神也会向农民开出条件。但在雀巢公司的研发部门，穿着白色实验室制服的研发人员想提升奶牛的产奶量，他们的做法是研究遗传基因，而基因不会向他们要求任何回报。
只不过，正如猎人和农民各有自己的神话，研发人员其实也有一套他们相信的神话。他们最有名的神话其实就是无耻地抄袭了知识树和伊甸园的传说，只是把地点搬到英格兰林肯郡的伍尔索普庄园（Woolsthorpe Manor）。根据这个神话，有个牛顿坐在一棵苹果树下，而一颗成熟的苹果就这么掉在他头上。牛顿开始想着，为什么苹果是直直落下，而不是往旁边掉或是向上飞？这个疑问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和牛顿运动定律。
牛顿的故事从此颠覆了知识树的神话。在伊甸园里，是由蛇来开场，引诱人类犯罪，而使上帝降怒于人。不管对蛇还是对神来说，亚当和夏娃都只是玩物。但在伍尔索普庄园，人类是唯一的主角。虽然牛顿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花在研读《圣经》上的时间远比研究物理定律要多，但他促成的科学革命却让上帝就此退场。自此之后，牛顿的后来人开始写下他们自己的《创世记》神话，不管是神还是蛇，都再也没有露脸的机会。伍尔索普庄园的运作是基于单纯的自然定律，而想找出这些定律完全是人类自发的行为。虽然故事的开头是有颗苹果掉到了牛顿的头上，但苹果可不是故意的。
在伊甸园的神话里，人类因为好奇希望得到知识，于是遭到惩罚，被上帝赶出天堂。但在伍尔索普庄园的神话里，不但没人惩罚牛顿，情况还正好相反。多亏他的好奇心，人类才能进一步了解宇宙，变得更加强大，并且离科技的天堂又近了一步。全球无数教师传颂着牛顿的神话，鼓励学生要有好奇心，暗示只要我们得到足够的知识，就能在地球上创造出天堂。
事实上，就算在牛顿的神话里，还是有神的角色：牛顿自己就是神。等到生物科技、纳米科技和其他科技的果实终于成熟，智人就会得到神的力量，兜了一圈而再次回到知识树下。远古的狩猎采集者，只不过就是另一个动物物种。农民以为自己是上帝所造万物的顶峰，科学家则要让人类都进化升级为神。
农业革命促成了有神论宗教，而科技革命则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以人取代了神。有神论者崇拜的是神，人文主义者则是崇拜人。人文主义的奠基概念认为智人拥有某些独特而神圣的本质，这些本质是宇宙间所有意义和权力的来源。宇宙间发生的所有事，都会以“对智人的影响”作为判断好坏的依据。
有神论以神之名作为传统农业的理由，人文主义则是以人之名作为现代工业化农业的借口。工业化农业将人的需求、想法和愿望视为神圣，至于其他一切则不值一提。像是动物，既然没有人性的高贵，工业化农业自然不会把它们放在眼里。甚至是神，既然现代科技已经让人类拥有了超过远古诸神的力量，诸神自然也无用武之地。科技让现代产业对待牛、猪和鸡的方式，甚至比传统农业社会的饲养更为严苛。
在古埃及、古罗马帝国或是古代中国，人类对于生物化学、基因遗传学、动物学和流行病学的认知有限，于是操纵这一切的力量也有限。在那些时候，猪、牛和鸡可以自由地在房前屋后奔跑，从垃圾堆或附近的树林里找出各种可吃的美味。如果有哪个异想天开的农民想把成千上万只动物都关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大概就会爆发致命的流行病，不但能杀死这些动物，可能连许多村民也会遭殃。这时候，任何祭司、巫师或神都无能为力。
然而，一旦现代科学揭开流行病、病原体和抗生素的秘密，工业化的鸡舍、牛栏、猪圈也就成为可能。靠着疫苗、药物、激素、杀虫剂、中央空调系统、自动喂食装置，现在我们能把成千上万的猪、牛、鸡塞进整齐划一的狭小笼子里，用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猪肉、牛奶和鸡蛋。
而近年来，随着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这样的做法开始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忽然之间，我们对于所谓低等生物的命运有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快要变成低等生物了？如果计算机程序拥有了超乎人类的智慧、前所未有的能力，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些程序比人类更重要？举例来说，人工智能会不会利用人类，甚至为了它自身的需求和欲望而杀死人类？如果你认为就算计算机的智能和力量都远超人类，这种事情还是万万不可，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让人类可以利用或屠杀猪？难道除了有更高的智慧、更大的能力之外，人类还有什么特殊之处让我们与猪、鸡、黑猩猩和计算机程序有所不同？如果觉得人类确实特殊，那么这种特殊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怎么能够肯定，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拥有这种特殊之处？而如果觉得人类并不特殊，那么等到计算机超越了人类的智能和力量，又有什么理由说人类生命有特殊价值呢？究竟，人类最早是怎么变得如此聪明、强大的？而非人类的实体又有多大可能将会超过我们？
下一章将讨论智人的本质和能力，一方面进一步理解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看看人类可能的未来，以及人类与超人类可能有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