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一番，没有结果，达比希雷大夫走出后店的时候憋了一肚子气，把放在柜台上的披风和帽子也忘记拿走了。但是，他沿着皇家大街往家里走的时候，火气渐渐消了，多年来为他的学生深感遗憾的心情又开始壅塞在胸间。
还在萨尔梅龙大夫做学生的时候，达比希雷大夫就想方设法不让他和那些狐朋狗友接触，但是白费力气。他偏偏喜欢身边围着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些人对别人心怀忌恨，只会编造谎言，散布蜚语，从中取乐。像萨尔梅龙大夫这样有才华的医生，怎么会以头戴这类“垃圾王冠”为荣呢？
此次前往曼索的后店，他是心甘情愿接受秽物的污染的。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憋住气不去闻衣服上的气味儿，他觉得衣服上好像浸透了厕所的恶臭。更糟的是，即便他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也没能驱散自从昨天半夜以来一直折磨着自己的愧疚。相反，与萨尔梅龙大夫会见后，这种感觉更加剧烈了。
气慢慢地消了。可是，这种内疚连同多年来为自己的学生感到的遗憾却一起涌上心头。这究竟是为什么？读者会提出疑问：如果说萨尔梅龙大夫真的说中了，他能够避免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垂死挣扎以至半夜身亡吗？
还有一些事情。在倒数第二次病情发作以后，奄奄一息的病人用手指紧紧抓住床单的边沿，请求妈妈和妹妹原谅，当时达比希雷大夫正好在场。那声恳求被猛烈击打屋顶的大雨声盖住了。然而，整整一天，每当他在诊所里听到大教堂敲响丧钟（就是那口最大的钟发出的声音）时，他的耳边就响起姑娘的恳求声。午饭时，他面对汤盘，仅仅喝下两羹匙，姑娘的恳求声实在让他难以下咽。
那位姑娘乞求原谅的话，听上去像是痛苦的呻吟，要是她真的中毒身亡呢？要是投毒者因而攫取了犯罪的果实——她的妹妹——呢？这样一来，那些话岂不变得更加残酷了吗？难道萨尔梅龙大夫没有提醒过自己吗？而他呢，由于他的疏忽，竟成为这一残酷行为的帮凶。
因此，参加葬礼后，他跑到萨尔梅龙大夫家里去找他的学生，可他不在。得知他在曼索的店铺，就毫不犹疑地追到那里，虽说这次造访显然有失身份。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学生躲在光线暗淡的洞穴里，简直就像一帮匪徒的头子在和同伙密谋一次夜间拦路抢劫。
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躺在病榻上请求原谅时，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会使达比希雷大夫如此情绪波动呢？1933年10月4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给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的信中说，玛蒂尔德只说了几句基督徒自认命该如此的话。但是，证人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10月19日作证时使这件事更加明朗了。
证人说，大约夜里12点她被叫醒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小姐来叫她，说是玛蒂尔德小姐病情恶化，要她起来帮忙处理些事。证人穿上晨衣，径直来到卧室，只见玛蒂尔德小姐病情发作得挺厉害。她在床上一跳一跳的，面色青紫，两眼瞪得大大的，眼珠直愣愣的，不会动转。发作过后，证人听见她说了这样几句话：“圣母啊，我愿意去死，可再让我多活一会儿，准备准备。”
后来，堂·奥利韦里奥把达比希雷大夫带进来了。这时候，病人又发作一次，比上次还厉害。发作过后，证人记得她说了这样的话：“妈妈，我要死了，请你们俩原谅我。请您原谅我。你，小妹，原谅我吧。”
满腹狐疑已经使达比希雷大夫心情烦躁，内疚于心，就更加糟糕。为了使情绪平定下来，他本想和萨尔梅龙大夫一起把那天半夜发生的事件一桩一桩地梳理清楚。自从有人冒着大雨叩击临街的大门起，一连串事件都使他从内心感到十分悲哀。假如是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心平气和地坐在诊所的走廊道上，没有那些好事之徒在场，他会把自己了解的全部情况告诉给萨尔梅龙大夫，会讲出自己的全部怀疑，讲出自己的所有作为。
1933年10月17日，达比希雷大夫在向法官作证（部分证词前面已经引用过）时，也讲到了10月2日晚上发生的事。不过，和我们的期望相反，他在证词中隐瞒了他的疑惑，隐瞒了某些基本事实，也没有反映出曾经折磨过他的怀疑和内疚。
他也没告诉法官，10月7日，星期六，他曾经到过法官的私人住宅，打算向他谈一谈自己的疑惑。当时，法官不在家，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更没有提及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曾经与萨尔梅龙大夫交谈了很长时间，这次谈话我们以后再扼要地介绍一下。最后，10月9日上午，在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去世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也卷进了一些事件，对这些震撼人心的事，他也讲得很少。
至于他为什么保持沉默，以后我们自会知道。下面，我们首先看一看10月17日他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时涉及的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谢世前后的情况。
法官：请您说说，1933年10月2日几点钟您被叫去给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看病的，是谁叫您去的。
证人：大约是夜里11点半，我听到有人敲临街的大门。当时城里正下大雨，雨声很大，听不清楚。听到敲门声，我就去了，探身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又回到卧室。敲门声又响了，我好几次跑到门口，都没看见人，所以我想可能是有人开玩笑。最后一次，我决定打开大门，只见年轻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披着胶布雨衣，撑着一把大伞，手里还拿着一块石头。他解释说，刚才没人答腔，他穿过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小花园，找来一块石头，好把门敲得更响一些。
法官：门口没有出租车等着吗？
证人：应该说有一辆汽车。不过，车灯没有打开，车身颜色又深，雨也太大，我没有注意。再说，汽车没有停在诊所前面，而是停在华雷斯·阿雍博士家的旁边。直到要上车的时候，我才走近那辆车。
法官：您估计敲门的时间持续了多久？
证人：总共大约10分钟。
法官：您认为，那天半夜叫您到孔特雷拉斯家去看病，这10分钟是否很珍贵？
证人：老实讲，我没法说。从敲门起到我穿好衣服、搭乘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安排的车到病人家，总共大约半小时。另外，病人的病情是无法救治的。
法官：坐车赶路的过程中，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对您讲过些什么吗？
证人：他很伤心，很惊慌，对我说了堂·卡门到房间去叫他的时候满脸紧张的样子。他还以为是闹贼呐，赶快拿起手枪。不过，走到廊道的时候，堂·卡门又对他说，回去睡觉吧，没事儿啦，只是玛蒂尔德侧身睡觉，压迫了心脏，感到胸部发闷。过了一会儿，他还没来得及脱衣服，又闹起来了，才派人来找他。他一再重复说：“太可怕了，大夫。我担心玛蒂尔德性命难保，我看她那副模样和玛尔塔死去的时候一样。”
法官：您是否可以肯定病人的症状确实和已故的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的症状一样？
证人：可以说和上次一样，出现了恶性热病的症状，所以我诊断为恶性热病。此外，我是根据对病人病史的了解做出诊断的，另外那位病人的病史我也知道，我都给她们治过疟疾。当天夜里，她家里的人还叫来其他几位医生，其中有塞盖拉·里瓦斯大夫，他们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法官：您没有怀疑过可能有人犯罪？
证人：我没有理由怀疑。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见过许多疟疾热病，恶化到这种状况，一般都是致命的，我也治过这类病。我妻子病故就是个典型的例证。
法官：堂娜·芙洛拉在今年10月14日的证词中说，您在最后一次为病人看病的时候，曾经表示要用另外一种成药取代您亲手配制的奎宁丸，只是最后没这么办。您可否解释一下，出于什么原因要改变用药呢？
证人：那只是随便说说罢了，不是我做出的决定。我认为，用上面提到的药丸进行治疗是最合适的。
法官：堂娜·芙洛拉还说，死人的那天晚上，您还调查了一下病人是否吃过药。另外，您还曾要过药盒，里面还盛着两粒药丸。这样做，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证人：我是想证实一下病人是否正常服药了。有时候，家里人可能会疏忽大意。
从这些闪烁其辞的回答中，读者可以看出达比希雷大夫宁愿三缄其口。他也没告诉法官，他偷偷地把从堂娜·芙洛拉那儿要来的药盒装进口袋里。尽管当时屋里人来人去，乱成一团，堂娜·芙洛拉还是急忙跑去取来那盒药，似乎她女儿能否得救就在此一举了。
堂娜·芙洛拉在1933年10月14日作证时披露了许多细节，其中讲到老大夫很关心那些药丸。只是证人记性不好，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免犯迷糊，这才帮助达比希雷大夫过了关。
本法庭就其女儿玛蒂尔德之死的有关情况向证人提出几个问题，证人回答说，她女儿身患疟疾，接受家庭医生达比希雷大夫的治疗。证人亲自照料她服药，因为玛蒂尔德非常粗心。给她吃药时，还让她吃点健胃的食品，比如一碗大麦粥，或者一杯温牛奶。按照治疗方案，每天给她服用6粒达比希雷大夫在自家药房里配制的药丸，早饭后两粒，午饭两粒，睡前两粒。
最后一次看病时，由于高烧不退，达比希雷大夫曾说要换服最近进口的一种成药，说是很有效。不过，实际上没有换药，因为老大夫走后没再提起这件事。
星期一那天，可以说她女儿过得很好，非常高兴，和女友们讲到了头天晚上家里举行晚宴的情况，客人们称赞她钢琴弹得很精彩，她心里很高兴。可以说，她身体似乎好多了，情绪也活跃了。过去一发烧，她总是没精打采的，尽管天气很热，还是要找件毛衣穿上。星期一没有发烧这种情况。
大约晚上7点，证人决定去看看正在患病的蒙奇塔·德松小姐。几天前本来就该去看她，证人要她两个女儿陪着一起去。但是，玛蒂尔德说，她还是等奥利韦里奥回来，好给他准备饭，因为他从中午起一直忙着与市府成员交涉自来水公司的事，肯定回来得很晚。所以只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陪证人去了。
回来时，大约是晚上9点半。证人看见她丈夫、玛蒂尔德和奥利韦里奥都坐在餐厅里。奥利韦里奥刚吃完晚饭，大家一起读报，发表议论。她丈夫告诉她，有关合同的事已经全都讨论完毕，很快就要签字，条件对自来水公司十分有利。
大约晚上10点钟，在大家睡觉之前，玛蒂尔德该吃药了，证人给她服用了一片阿洛菲诺和达比希雷大夫开的治疟疾热的药丸。证人还亲自到厨房去做了一碗大麦粥（当时厨房的人都已经睡下了）和药一起吃下。
她去送药和饮料时，玛蒂尔德正和奥利韦里奥在廊道上闲谈。奥利韦里奥还开玩笑说，这些药丸也能美容。还说，吃了药，玛蒂尔德变得更漂亮了，大夫最好把剂量再增加一些，她女儿笑着一粒一粒地把药吃下去。
大家都去睡了，她丈夫是最后一个睡下的，他要在家里和店里转一转，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门是不是都关好了。证人进入卧室时，正在下着暴雨。
大约差一刻12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慌里慌张地来叫他们，说玛蒂尔德喊了一声，十分可怕。她和她丈夫立即来到女儿的房间，只见玛蒂尔德身子发僵，已经失去知觉。她丈夫忙给女儿做人工呼吸，病人一苏醒过来，就拉住证人的手说：“妈妈，妈妈，我要死了。”
她丈夫说，没什么事儿，要女儿转过身来躺着，不要压迫心脏。但是，他们刚回屋躺下，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又跑过来叫他们。这时，他们才发现女儿病情严重，这一次浑身抽搐，牙关紧闭，攥紧拳头。她丈夫不敢再耽误时间，就派奥利韦里奥去找达比希雷大夫。
证人说，大夫没来以前，她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用薄荷膏给玛蒂尔德擦腿搓胸，还叫醒仆人烧开水以备不时之需。过了一会儿，奥利韦里奥用汽车把达比希雷大夫请来了，老大夫诊断为恶性热病急剧发作。塞盖拉·里瓦斯大夫几乎和老大夫同时进来，也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达比希雷大夫一再问证人，那天晚上玛蒂尔德吃没吃奎宁丸。证人回答说，是她亲自给她吃的。老大夫反复追问几次以后，又向她索要药盒，盒里只剩两粒药丸，是准备早饭后服用的。她照办了，为的是让大夫知道她是按时给玛蒂尔德吃药的。
证人在回答法官的问题时说，她记得好像看见药盒在床头桌上，是达比希雷大夫丢在那儿的。不过，屋子后来收拾过，好停放尸体。这时候，棺材也来了，所以她回答不出药盒到哪里去了。
药盒的下落我们已经知道了。1933年10月3日晚上，达比希雷大夫在科斯梅·曼索的后店里秘密会见他的学生之后，把药盒放进上衣口袋，带回了诊所。但是，在老大夫丢在诊所的药箱里保存的那件东西也许更为重要。
读者当然会好奇地问：那是什么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是一把镊子，上面夹着一块药棉。达比希雷大夫没向任何人说明他的意图，只是用药棉给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擦干了嘴，目的很明确，是要取下唾液样品。由于话不投机，他对自己的学生隐瞒了这件事。现在，如果像他的学生说的那样，只有一粒药丸里有毒物，那么唾液里一定会找到凶杀的证据。
他走进诊所，打开灯，径直朝药箱走去，拿出镊子，药棉还夹在上面。他把镊子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药盒，放在一边。随即坐下来，两臂交叉在胸前，面色阴沉地看着这些东西，陷入长时间的沉思。
当他朝卧室走去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从圣维森特医院住院部巡视回来后，马上去找法官。他要开诚布公地和他谈谈，把夹着药棉的镊子和剩下的药丸一并交给他。
他脱下衣服，把衣服丢在一把椅子上。让司法部门来决定吧。躺下后，蓦地想起他把披风和帽子丢在科斯梅·曼索的商店里了。一生气，他又从床上坐了起来。
等天一亮，就派特奥多西奥去把东西取回来。他又躺下来，想再睡一会儿。但是不行，床上好像长了很多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