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26日黄昏，记者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只穿了一条粗布长内裤，一动不动地躺在阿塔纳西奥·萨尔梅龙大夫诊所的床上。外面哗哗地下着大雨，雨水透过屋瓦，在天花板上留下乌黑的水渍。罗萨利奥两眼直瞪瞪地盯住屋顶上的污渍。
大夫用手指在他肚子的几个部位上使劲地按了按，触到胆囊时，记者不禁“哎哟”了一声。萨尔梅龙大夫告诉他，可以穿上衣服了。紧接着，走到屋子的尽头，那儿有一个镶瓷砖的洗手盆。他从锡壶里倒出水，拿起一块红色“救生圈牌”药皂仔细地往手上涂。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还是吃辣椒，吃油脂。”萨尔梅龙大夫从墙壁的钉子上取下一条破旧的毛巾，“我可告诉过你，化不掉结石，我只好给你开刀了。”
“大夫，您的朋友查尔斯·劳顿已经回来了。”罗萨利奥站起身来，把胳膊伸进衬衣袖子里。吊在床上的灯照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体上，直照得汗珠闪着亮光。
“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萨尔梅龙大夫手拿着毛巾，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情。
“就是他呗。”罗萨利奥顺着高高的床沿儿出溜下来，两脚一下子落在鞋上。
“什么时候回来的？”萨尔梅龙大夫不错眼地盯着他，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来，身体压得弹簧椅直响。
“今儿个上午，科斯梅·曼索到海关取货，在科林托港遇见了他。”罗萨利奥一边系着门襟扣儿，一边笑眯眯地看着萨尔梅龙大夫，“他刚下轮船，正在卢波内旅馆吃早饭。您猜猜谁跟他在一起？”
“孔特雷拉斯家的女人？”萨尔梅龙大夫朝后仰了仰，椅子又咔咔响了一阵。
“他们是坐一条船来的，有他，有堂娜·芙洛拉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罗萨利奥穿好了衣服；仿佛对着镜子似地仔细地戴好帽子。
“他妈的，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萨尔梅龙大夫把一张纸揉成个团儿，朝罗萨利奥的头上扔过去。
“我要是早说了，您非得用手指头把我的结石捏碎不可。”罗萨利奥两手捂着屁股，洋洋得意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瞧怎么样？”萨尔梅龙大夫兴奋得一个劲儿搓手，“我早知道他在这儿的事还没办完嘛，今儿晚上咱们一块儿把那瓶白兰地喝了。”
说到这儿，有必要向读者说明一下萨尔梅龙大夫提到的那瓶白兰地的来历：
萨尔梅龙大夫就玛尔塔·赫雷斯的真正死因向达比希雷大夫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没能说服他的老师。紧接着，“长舌桌”上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连续不断地议论了好几个礼拜。后来，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补充的了。那时候，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离开了莱昂，看那样子，似乎永远不再回来了。争论也就冷下来了，只是萨尔梅龙大夫一再坚持说他肯定要回来。在一次聚会上，他甚至和科斯梅·曼索打了个赌，要是卡斯塔涅达再次出现在莱昂，科斯梅·曼索就输一瓶白兰地。要是他离开一年不回来，萨尔梅龙大夫就认输。
现在，根据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刚才提供的情况，到底让他说中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9月26日凌晨搭乘“阿卡胡特拉号”轮船抵达科林托港。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和她的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确实也乘这条船回到尼加拉瓜。
据卡斯塔涅达本人在1933年10月11日向法官提供的证词，这次相会纯属巧合。
我在哥斯达黎加的时候，在一次社交聚会上认识了堂·米格尔·巴内特，他是古巴籍人。他建议我们俩合作编写一本年鉴，对中美洲国家各方面情况做个介绍，所以我才决定回莱昂。我熟悉尼加拉瓜的情况，与政界、工商界人士都有联系，我们认为编这本年鉴应该从尼加拉瓜开始。
刚巧堂娜·芙洛拉·德·孔特雷拉斯和她女儿也准备在那几天回国，因此在买船票的时候，不谋而合，都买了同一条船的。我要说，这种巧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彭塔雷纳斯到科林托每月只有一班轮船。
我的合伙人是和我一道来的，我们本来打算在大都旅馆租下一套房间。在路上，堂娜·芙洛拉一再劝说我，非要我到她家里去住。据她说，我那间住房一直空着，我只需要向她家交一点点房租，还说能够在家里接待我，大家都会十分愉快。对她的盛情邀请，我只好从命了。我同意到她家去住，过去我在那儿受到过无微不至的款待。在火车站上，堂·卡门对此表示同意，还说希望我留在他身边，把自来水公司签合同的事办完，这件事在市府方面还有不少障碍。我的合伙人不愿意分散精力，怕影响我们的计划，就在大都旅馆租了个房间。
但是，证人阿丽西娅·杜克斯特拉达小姐在证词中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住到孔特雷拉斯家不是在路上决定的，而是在这之前。阿丽西娅小姐，未婚，23岁，家庭妇女。1933年10月19日，她在家里提供了证词，当时在场的还有她的父亲堂·埃斯特万·杜克斯特拉达。她还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作为客人回到孔特雷拉斯家，恐怕会出乎意料地遭到反对，反对者就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
法官：您和玛蒂尔德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她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又回到她家去住，跟您表示过什么意见吗？如果表示过，是什么时候？
证人：是的，她表示过。堂·卡门接到堂娜·芙洛拉的一封信，信上通知她回来的日期，同时也说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和她们一起回来，她要求把那个房间收拾好。我可以肯定这件事惹得玛蒂尔德非常不高兴。接到信的那天下午，在为帕亚伊斯的遗孀堂娜·查妮塔做完九日祭祷告从梅尔塞德教堂出来的时候，她跟我讲了她的意见。
法官：根据您提供的情况，可不可以这样说：孔特雷拉斯家早就知道要在家里为卡斯塔涅达安排住处？犯人作证的时候，曾对我说过，这件事是在路上定下来的，不是在这之前。
证人：我可以把玛蒂尔德根据她妈妈从圣何塞的来信对我说的情况再跟您重复一遍。
法官：玛蒂尔德反对再次接待卡斯塔涅达，理由是什么？
证人：她对我说，这次妈妈考虑不周，莱昂人会就卡斯塔涅达和妹妹的关系说好多闲话。人人都会想，在哥斯达黎加他们待在一起，现在又一起回来。她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她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离开，而且当天晚上就要和她爸爸谈清楚。
法官：玛蒂尔德知不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哥斯达黎加待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时常去看望她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她跟您说过吗？
证人：玛蒂尔德知道得一清二楚。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给她写来的充满欢乐情绪的信里——有些信她给我看过——她知道卡斯塔涅达天天都到她舅舅家里去，妈妈和妹妹就住在那儿。信中还提到，她和他到过伊拉腊火山、阿塞里和库里达瓦特庄园去远足，到乌尼翁俱乐部参加节日聚会，到国家剧院看精彩演出，听著名男高音歌手梅利科·萨拉扎尔身穿丑角衣服唱《笑吧，小丑儿》。
法官：在您看过的那些信里，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是否表现出她正处在热恋中？
证人：从我读到的信上看，她显得非常幸福。不过，没说过过分亲昵的话，虽然总是提到卡斯塔涅达，把他捧上了天，说他很会体贴人，十分风趣，还有好多赞美的话。
玛蒂尔德说过要尽一切可能不让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再住进她家里，可她并没去阻拦，很可能也没跟堂·卡门谈过这件事。女用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在1933年10月14日作证时说，在通知他们回来的那天，玛蒂尔德从一起床就非常高兴，情绪饱满。
证人说，他们回来的那天，玛蒂尔德小姐早晨起来心情很愉快，尽管身上忽冷忽热的，达比希雷大夫还给她开了奎宁。她催促所有女用人把家里打扫干净，好好擦洗擦洗，尤其要把堂·奥利韦里奥的房间弄干净，据说他也要乘火车来。她亲自到花园去剪鲜花，堂·卡门还数落了她一顿，说她把身上都弄湿了，因为头天晚上下了雨，花枝上直往下滴水。她从近处向父亲飞了几个吻，根本不理他那一套。她把采下来的花一束束的放进花瓶，摆在客厅的柜子上、钢琴上和走廊的小桌上。一切都准备妥了，就坐下来练着弹钢琴，直到5点来钟。火车快要到了，她和爸爸一起坐上汽车，去车站接客人。
将近晚上8点钟，大家坐在餐厅的桌子旁，玛蒂尔德在餐桌上摆了一瓶黄菖蒲。当时大家都在，只有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说，一路乘船，感到头晕，就上床去了。堂·卡门举起一杯莫斯卡特尔酒，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祝酒辞。我们都知道，他非常爱喝莫斯卡特尔酒。据证人萨尔瓦多拉·卡瓦哈尔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站起来，发表了长篇演说，用词华丽，几次被在座的人的掌声和笑声打断。
放下这头儿，咱们再转到普里奥酒家。在同一个时间，“长舌桌”上也在敬酒，用打赌的白兰地代替了莫斯卡特尔酒。敬过第一次酒之后，萨尔梅龙大夫又重新提起一段时间来一直没谈过的话题，又翻出了对达比希雷大夫讲过的那些道理。在讲话结束的时候，他把记在斯奎布笔记本上的、当时只有他和科斯梅·曼索两个人知道的最新发现告诉给在座的人。
萨尔梅龙大夫打算在1933年10月28日向法官提供的证词中详详细细地谈一谈那件事，还有其他许多证据。可是，那篇证词没起作用，原因嘛，到时候自会说明。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本人在1933年12月6日最后提交的辩护词中也讲到了那件事，其中还包括其他一些出人意料的、令人吃惊的情况。事实真相才算大白于天下。
不过，暂时这还是个秘密。科斯梅·曼索是个大杂货商，商店就设在穆尼希帕尔市场附近，在莱昂市独家销售斯科特乳化剂。这些，读者大概都还记得。他用鳕鱼模型为产品作广告，每周上街游行一次。1933年10月14日，乌利塞斯·特朗博士作证时，谈到玛尔塔·赫雷斯死去的情况，我们曾听他提过这件事。
鳕鱼长约5米，用木条扎成伞形骨架，外面包上一层银白色硬纸板。一个人钻进空鱼肚子里，随着一支乐队演奏的音乐节拍跳舞。在大街上，乐队跟在模型后面，成群的小孩儿和看热闹的人紧随其后。游行完了，鳕鱼就放在曼索开的埃斯福埃索商店的后面。前面，我们已经看见过，那条鱼头朝下，靠墙放着。
下面说的这件事是舞鱼人路易斯·菲利佩·佩雷斯对科斯梅·曼索讲的。那已经是在事情发生的几个月后了。1933年8月17日上午，他到店里去拿鱼准备上街游行，遇见了他的老相识多洛雷斯·洛伦特，她正在店里买布。一看见她，猛然想起了这件事。那是他最后一次舞鱼了。没过几天，他在萨拉戈萨区酒后和一个鞋匠吵架，被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
当时，曼索把他说的事记了下来，萨尔梅龙大夫又把它抄在斯奎布笔记本上。因此，我们可以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他妻子去世的那天吃早餐前干过的事情》的标题下读到以下内容：
我在雷科莱克西翁教堂的门厅里等着乐师一起开始游行。我们总是从那儿出发，先去通往大学的那条街，一直走到专科学校拐角处，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拐弯，经过大教堂，走到皇家大街，在商店前面解散。
太阳已经老高了，大概是上午8点钟左右。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人身穿黑衣黑裤，急急忙忙跑到教堂门前，停下脚步，在大门洞里等什么人。我本来以为他是来为某个死者做弥撒的，其实不是。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女人。我认识她，可没跟她打招呼。她在萨拉戈萨区住过，那时候我们是邻居。有一次，我那只斗鸡跑到她家院子里，她把鸡打了一顿，还给吃了，从此我们结了仇。她叫多洛雷斯·洛伦特：是个厨娘。她走到身穿丧服的那个人身边，接过一张纸，要么是一封信，反正是那个年轻人交给她的。完了，她就朝北边儿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也走了，也是朝北边儿去的，好像要往大学去。
头天晚上，乐师们到查克拉·塞卡为一场祈祷奏乐，都喝多了，迟迟不来。那天的游行开始晚了，大概在上午9点钟以后吧。我们一边奏乐，一边顺着街往前走。这工夫，我看见那个身穿丧服的年轻人从一家大门里出来。那户人家就在印刷厂旁边，印刷厂的墙上画着一支大火炬。印刷厂老板告诉我说，那家里有病人，别在这块儿舞鱼。听了他的话，我就不跳了，音乐也停了下来。我们走出了一段路，没再蹦蹦跳跳的。
“可是，舞鱼人已经死了，不是一个多月前他在萨拉戈萨一家酒馆儿里让人杀了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用帽子拍打了一下科斯梅·曼索，“你怎么能证明他讲的是真话呢？”
“难道你把我当成骗子啦？”科斯梅·曼索从罗萨利奥手里夺过帽子。
“你这个人，缺乏自信，干吗疑神疑鬼的？”萨尔梅龙大夫从科斯梅·曼索手中拿过帽子，交还给罗萨利奥，“那个家伙是让人用匕首捅死了，可传递情书的人还活着嘛。”
“我了解多洛雷斯·洛伦特。”“班头儿”普里奥点上最后一支烟，把“斯芬克司牌”烟盒揉成一团，“那些厨娘，我门儿清着呐。她给卡斯塔涅达家做饭。”
“眼下我雇了她，我可以把她叫来。”科斯梅·曼索满脸得胜还朝的神气，冲着罗萨利奥直呲金牙，“还要点儿点心吗？应声虫！”
“你早该说这话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把椅子挪近科斯梅·曼索，拉得椅子嘎嘎直响，“我得一千遍、一万遍地求你原谅，堂·科斯梅。”
“别闹了，让曼索说下去。”萨尔梅龙大夫拍了拍手，要大家安静。
“我跟路易斯·菲利佩说好了，把斗鸡的事抛在一边，损失由我赔。”科斯梅·曼索张开胳膊伸了个懒腰，似乎他办的好事算不上什么，“我让他把多洛雷斯·洛伦特叫来，我跟她谈了谈。她把断了的线儿给我接上了。”
“是写给谁的信？”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低声下气地伸出手，摸了摸科斯梅·曼索的胳膊，生怕他不肯透露在教堂门厅里交出的那封信的神秘下落。
“我敢肯定不是给其他男人的。”“班头儿”普里奥把刚点上的那支烟扔到地上，用鞋底踩灭了，“卡斯塔涅达把女用人叫到教堂门厅去，那儿离他家只有半个街区，准是不想让他老婆知道那封信。”
“其他的女人，是堂娜·芙洛拉吗？”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小心翼翼地伸了伸脖子。
“上下差不离儿。”科斯梅·曼索两臂交叉，得意地看着罗萨利奥那副着急的样子，“你快猜着了。多洛雷斯·洛伦特拿过信，就到梅尔塞德教堂去找一个X女人。那个X女人和往常一样正跪在凳子上等着呢。”
“那么，是她的一个女儿喽。”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向萨尔梅龙大夫投去恳求的目光。
“两个女儿当中的一个。”萨尔梅龙大夫笑了笑，用铅笔向科斯梅·曼索示意，要他往下说。
“自从卡斯塔涅达搬到外面住以后，每天上午都让女用人给这位X女人送信。都是在教堂里。她也通过女用人回信。”科斯梅·曼索解开衬衣纽扣，抚摸着挂在一条粗大的金链子上的圣牌，“这是最后一封信。后来，咱们都知道他又回到过去的房间。还用再写信吗？”
“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班头儿”普里奥摸了摸上衣口袋，想找支烟，可什么也没找着，“她常到梅尔塞德教堂去祈祷。”
“也不是。现在只剩下一个女人了，她就是X女人。”萨尔梅龙大夫对着阳光瞅了瞅白兰地酒瓶，然后喝下一杯酒，“现在，曼索，我的朋友，咱们再赌一瓶白兰地吧。”
“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面带失败者的表情，扭过头冲着“班头儿”普里奥说，“我怎么能想象得出呐。昨天她还在家门口玩娃娃呢。”
“去你的娃娃吧。”科斯梅·曼索开心地做了个金发女郎的动作，“窝窝囊囊的，让人卖了，你也不知道。现在您想赌什么，大夫？”
“莱昂很快又会有人暴死了，得的还是恶性热病。”萨尔梅龙大夫站起来祝酒，“要是不再死人，由我出钱。干杯！”
“庆祝什么？”门口儿传来“圆球”奥维埃多的声音，他刚看完电影，从冈萨雷斯剧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