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11日上午11点，根据莱昂刑事法庭首席法官的决定，查抄了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放在堂·卡门·孔特雷拉斯家里的行李。把行李送往法庭库房前，当场记录下物品清单，包括下列各件：
1.大号铁皮旅行箱一只。箱子打开后，发现内装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不同日期的报纸；律师用书、几扎私人信件、合同、收据、结清的证券以及各种账目；用打字机抄写的诗作，题材不一，由犯人署名；一篇尚未写完的文章，也是打字稿，题目是《中美洲的经济病及其治疗方法》，作者还是这个犯人；还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份即可送印的打字稿，标题为《痛悼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哀悼者敬赠》，系用哥特字体手书而成。
2.大号压缩硬纸板手提箱一只，内装个人使用的衣物：英国开司米长裤、上衣和坎肩，均为黑色；黑色无尾男礼服，配有丝饰带。
3.中号藤编手提箱一只，内装个人使用的内衣、衬衣以及衬衣上的电木假领子和假袖口；蝴蝶领结及吊裤松紧带。
4.雷明顿牌手提打字机一架，配有打字机盒，盒盖已破损，装有铁锁。
5.维克托牌手摇留声机一台，也配有盒子。
6.大木箱一只。箱盖上有手绘的火山和湖泊图案，内装几顶黑色毡帽；还有手杖、鞋子以及化妆品，包括几盒粉、几瓶发蜡和花露水。
最后，在这只箱子里，还有一个铁筒，里边放着犯人的律师和公证人的职业证书；有一本《外交礼仪手册》，无作者署名，1912年在马德里印刷；一本刑法，上面盖着莱昂大学中央图书馆的印章，检查后即交还给该图书馆。
在木箱里还发现两张珍珠牌唱片。一张唱片上的乐曲是《人生只有一次爱》（华尔兹）和《月亮山》（布鲁斯）；另一张唱片上的乐曲是《甜蜜的詹尼·李》（布鲁斯）和《歌唱你，罪人》（狐步舞曲）。
在刑法那本书里夹着一封信，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信是用铅笔写在普通包东西纸上的，共两页，第一页上半部已被虫蛀。检查完行李后，法官指示把信放进本案档案。在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
……那个来这儿的女人十分骄傲。坦率地说，两个月前我以为您感兴趣的是M.P.。看见她对您那副样子，我真害怕（我说“害怕”，是因为凭感觉，我知道她很爱您）你们之间已经发生了什么事。她在所有人面前都是那么目中无人，自命不凡，唯独您是例外。亲爱的，别生气，我想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吧。您喜欢M.P.吗？如果您喜欢她，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告诉我，是什么东西使您改变了主意？亲爱的，您不知道，有时我满腹狐疑，内心十分痛苦。我不得不跟您说这些，因为有时候我感到非常孤独，我想拥抱你，感觉到你在我身边。您是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上我的？为什么？每当我想到也许您考虑不周，很快会感到后悔，我就非常难过。我反复琢磨过这件事，我最大的幻想就是咱们能永远生活在一起。我对你了解得不多，亲爱的，不过那是因为你不愿意人了解你。我觉得，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你不会对我心存什么幻想。请原谅，我必须让你知道我的感受、我的担心以及我对你深深的爱。你爱的是我吗？我知道，男人总是喜欢许多女人。如果有朝一日你能肯定你对我不像对另外那个女人爱得那么深，那么请告诉我。虽说那是很痛苦的事，但我宁愿如此，也不愿受骗。亲爱的，我爱你，我希望你能感受到我对你的全部的爱。亲爱的，我害怕（此处有4个字看不懂）。有很多事情使我痛苦，希望你能真诚地告诉我。有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一些想法，折磨得我好苦呀，好苦。我深深地爱着你，超过了对所有人的爱，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你为什么到我身边来？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而你，又信不过我。我一直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你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安慰你，也不（此处有一字看不懂）。是不是我太傻了，太丑了，配不上你？请记住，直到（此处有5个字看不懂）。我喜欢你那张唱片，我已经能用钢琴弹奏了，人生只有一次爱。是这样吗？或许这个爱是对M.P.的？我愁死了，亲爱的。
根据1933年11月28日的拘捕令，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正式成为一名犯有杀害近亲罪和残酷杀人罪的嫌疑犯。12月1日，他出庭交代罪行。这次审问拖得很长，几乎用了一天的时间，法官和被告之间的对话如下：
法官：您的行李中有只木箱子，里面有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封信。信是用铅笔写的，用的是劣质包装纸，上面既没有署名，也没写地址。箱子是您的行李的一部分，因此我推测信是写给您的。在这封信里，一个女人对缩写字头为M.P.的第三者表现出忌妒心理。
这封信的最后一段提到《人生只有一次爱》这支华尔兹乐曲。在您被查抄的物品中有一张唱片，上边有这支乐曲。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会弹钢琴。由此，我推测这封无名信是她写的，您收到这封信的日期肯定不会很远，是在您妻子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死了以后，因为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她。
另外，从审理本案过程中听到的一些证词，可以看出您追求过孔特雷拉斯两姐妹。1933年11月12日，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小姐在证词中亲口说：您对她给予“特殊照顾”；尤其是1933年10月17日，您的好友——我可以把他视为您的知己——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说，大约在1933年1月，您妻子去世前，您肯定给他看过另外一封信，是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写给您的，信中的词句只有在恋人之间才会使用。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本法官得出如下结论：本法官出示给您的这封信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写给您的，请您检验一下信件，确认本法官所言不假；她用M.P.缩写字头暗指的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使她产生忌妒心的妹妹玛丽娅·德尔·碧拉尔。两个女人都给您写过情书，而您则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从中挑拨。您应该同意这个结论。
犯人：首先，正如您所指出的，这是封既没有地址，也没有署名的信，其内容又含混不清。M.P.的字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用这两个字母可以组成无数个名字。为什么一定是指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小姐呢？这封信写在包装纸上，既不知道写信人是谁，也不知道是写给谁的，是一封非正式信件，完全缺乏可靠性，根本不能作为物证，您凭什么说写这封信的人是我怀着崇敬心情永志不忘的雍容娴静的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呢？
的确，玛蒂尔德小姐多才多艺，钢琴弹得十分出色。但是，我一生中，在此地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结识过无数位具有同样教养的女子。如果有人在某个时候听到过她弹奏《人生只有一次爱》这支华尔兹乐曲，那么，用不着那些一心想迫害我的人说三道四，我可以告诉您，法官先生，她大约是跟着电台学会的，因为《法兰西电台》经常播放这支曲子的录音。
至于我的朋友、忠实的同窗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说的那件事，我猜想是他记错了，他不想伤害我，也不想败坏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名誉。
法官：根据本法官在审理本案中收集到的全部证据，您有一个精心策划的犯罪计划，您不把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夫妇的小女儿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弄到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您企图扫除一切障碍，娶她为妻，从而可以霸占堂·卡门的财产，您贪图的就是这个。为此，您首先在1933年2月13日害死了您的妻子玛尔塔·赫雷斯，以便自由自在地重新结婚；然后，在1933年10月2日，害死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因为她是您实现计划的感情上的障碍。1933年10月9日，堂·卡门去世，您这一系列罪行才被司法当局制止。您必须除掉堂·卡门，因为正如您自己说的，这个人不肯把生意托给任何人。您借此可以尽快继承下他的产业。下一个牺牲者无疑将是堂娜·芙洛拉。这家的男孩子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早被您耍弄阴谋诡计送到哥斯达黎加去了。
犯人：这个所谓的“计划”，在事实面前是经不住冷静和公正的分析的。您指责我贪图钱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妻子正值青春年华，不幸早丧，我们没有子嗣，仅仅她一个人的遗产就超过孔特雷拉斯整个家族的全部财产的5倍，包括堂·卡门父亲的财产、他几个兄弟以及其他亲属的财产在内。我岳母、赫雷斯的遗孀堂娜·克丽斯蒂娜在危地马拉拥有以下几处咖啡园：乔霍哈、萨拉哈切、拉特里尼达、阿亨迪纳，这些咖啡园都在马萨特南戈省。我是凭记忆说的，肯定说不齐全，这些庄园总共生产6000多法内加咖啡。她在马萨特南戈市中心拥有4幢最好的房子。她的宅第位于危地马拉城第三条南大街上。此外，还有大量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证券、股票。如果说我贪图钱财，那么我已经和一位家私巨万、善良无私而且颇有魅力的女人结了婚，我为什么要杀害她？
除此之外，假如像有人千方百计捏造出来的那样我是个强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真地想一想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家庭教养、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情感以及我的文化素养；假如像你们推测的那样我是个拿人命做交易的罪犯，那么司法当局至少应该承认我具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可以做一笔不担任何风险的买卖，比如说为我妻子做大笔美元的生命保险，比如说犯下野蛮的罪行后，退隐到中美洲随便什么地方，那里只有上帝才能成为我的残忍的卑鄙行为的见证。
法官：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在我刚才提到的那次作证时说，根据他的回忆，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签字的那张纸条上，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亲爱的：人生只有一次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请记住我，把我们俩的这支歌放进唱机里。即使另外一个女人在场，也请记住我，她会用钢琴为你弹奏这支曲子，而我不会。”
尽管您给最亲密的朋友奥维埃多博士看纸条的那天您的妻子玛尔塔·赫雷斯还活着，但我想这“另外一个”会弹琴的“女人”就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难道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指的是您妻子吗？
犯人：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必须提起两位已经命丧黄泉的纯真无邪的人，一个是我妻子，一个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小姐，那我只好勉为其难了，为的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我要尽全力批驳这些蠢话。
那张根本不存在的纸条儿上的谎言，我再说一遍，是奥维埃多·伊·雷耶斯博士的记忆背叛了他，因为我不敢设想他会有意背叛我们的友谊。
至于那两位受人爱戴的孔特雷拉斯小姐，我应该告诉您，在我的心目中，她们是一样的光明磊落，一样的神圣。如今我身受不公正的审判，出于万不得已，我只好提出一点看法，提出一点我感到厌恶的看法，供您做出判断。你们既然认为我善于玩弄花招，那么至少应该认为我具有做出合乎实情的选择的能力，这不是很自然吗？如果像您和其他人想象的那样我是个罪犯，如果我同时追求她们姐妹俩，而且又病态地选择其中之一，那么害死不足15岁的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和玛蒂尔德一起生活，不是于我更合适吗？玛蒂尔德是尼加拉瓜文化修养最高、知识最渊博的一位小姐，她在美国受过教育，能讲流利的英语，论弹钢琴，堪称杰出的艺术家。和一位年龄比我略小的、端庄、持重的女孩子结成良缘，我会有更大的把握通过犯罪满足发财的欲望，而不必和一个小姑娘结婚，尽管她的肉体很有魅力。
仅仅过了几天，1933年12月6日，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突然提交了一份长篇书面材料，其中对他在法庭审讯中的答辩，也就是说一再否认他与孔特雷拉斯姐妹的恋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这份对审讯进程、对他自己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书面材料中，他承认在那本刑法书中夹着的既无日期又无署名的信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写给他的，而且要求笔迹专家对此进行鉴定。
法官只好履行这道手续。12月12日，笔迹专家佩德罗·阿尔瓦拉多和拉法埃尔·伊卡萨证明经过对笔迹的研究，认真对照了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其他笔迹，可以断定写信人即是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
犯人在同一份材料中还承认确实存在“圆球”奥维埃多在证词中提到的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写的那张纸条儿。
下面我们还有机会谈及这些情意缠绵的信函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书信。
在结束本章前，我们提前交代一下，1933年10月25日对埋葬在瓜达卢佩公墓中的玛尔塔·卡斯塔涅达和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尸体进行了开棺检验。关于这件事，我们也放在后面谈。这里只说明一点，胡安·德·迪奥斯·达比希雷大夫以私人医生的身份来到公墓，要亲眼看一看解剖玛蒂尔德·孔特雷拉斯的遗体。他主动要求对暴死者的生殖器官进行医学检查，并要求在报告中写明她的生殖器官未经触动的字样。这件事也照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