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从山上老人家火速赶回岛津警局，也已过中午。不过，勇作已事先打过电话，说他好像感冒了，今天早上要去看病。
他毫不内疚地打这通电话，也是因为最近的调查停滞不前。逮捕弘昌已经过了四天，却还不能确定他的口供是真是假。
许多刑警的不满都明显地写在脸上。他们认为，既然逮捕了最可能作案的嫌疑人，为什么不能进行彻底的审讯，逼他招供?也就是要逼弘昌自己招了。实际上，警方遇到这种局面时，还是经常使用这种手段。
然而，警方这次不能那么做。毕竟，对方是瓜生家的后人。警方担心万一事实真如弘昌的口供一般，将无法收场。因为UR电产在当地具有莫大的影响力。因此，专案组最近一直笼罩着一股低气压。
然而，今天却不同。
勇作从警局的玄关进门走上楼梯时，感觉局内的气氛和平常迥异。虽然耳边喧嚣依旧，却能从中察觉到一种紧张感，沉寂的空气仿佛突然动了起来。
勇作一走到会议室前，忽然从中冲出两名刑警，其中一人撞上了他的肩。那人匆匆说声“抱歉”，疾步而去。
刑警们照旧聚集在会议桌旁。西方一看到勇作，马上问：“感冒严重吗?”
勇作歉然道：“还好。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这时织田走了过来，挖苦地说：“大人物来上班啦?”他伸臂穿上西装。“我们要到真仙寺调查线索。如果你不舒服，不去也没关系。”
“真仙寺?发现什么了?”
“今天一大早，局里收到了一封密函。”
“密函?怎样的密函?”
“如果你要一起来，倒可以边走边告诉你。”
“我当然去。”
勇作和织田并肩走出会议室。
织田说，密函是以限时专递的方式指名由岛津警局局长亲启。市售的牛皮信封里装着白色信纸，上头是黑色钢笔写的字迹。织田手上有一份副本，字迹相当端正。
“工整也是理所当然。仔细调查后发现，那些字有用尺书写的痕迹——隐藏笔迹的标准手法。”等前往真仙寺的公交车时，织田说。
密函的内容如下：
每天马不停蹄地调查，你们辛苦了。关于UR电产社长遇害一事，我有事情非告诉你们不可，所以提笔写下了这封信。
那天(命案发生当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我去了真仙寺的墓园。
我在那里看见了一幕奇怪的景象。当我走到墓园的围墙外时，看见一棵杉树后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记得那是一棵树干很粗、枝干在及腰处一分为二的杉树。一开始还以为是谁丢弃的垃圾，但看起来不像，往袋内一瞧才发现装了一把像是弓的东西，大小约五十厘米，像西洋绘本中猎人使用的弓。
我心里嘀咕着：这是什么?谁把这种东西放在这里?但还是将塑料袋放回原处，离开了。
当天晚上看了电视，我才知道发生了那起命案。听到受害者是被人用弓箭杀害，我害怕得膝盖发颤。原来，我当时看到的那把弓就是凶器。
我想，是不是该尽早告诉警方自己看到的事呢?那说不定有助于调查的进展。可是，我却有不能那么做的苦衷。我那天到那个地方是有原因的，而且非保密不可。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我与此案有关。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不想让丈夫知道我那天的行踪。因为从前一晚到当天早上，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当时正要回家。
正因如此，我才会沉默至今。再说，我想我的证言应该也帮不上什么忙。
听到瓜生弘昌先生被逮捕之后，我再次犹豫要不要说出这件事。警方似乎认为犯人并没有使用弓犯案。我想，如果没有说出真相，将有无辜的人因此受苦。
反复思量后，我想到了这个方法。请务必相信我说的话。另外，请不要找我。千万拜托。
这封信的起承转合很严谨。一遍读下来，令人觉得出自有点年纪的女性之手，但又不能完全相信这种第一印象。
“寄件人想必没有署名?”勇作将纸翻过来问。
“信上写的是山田花子，肯定是假名，地址也是胡诌的。”
织田正说着，公交车来了。两人上了车，并肩坐在最后一排。
“按照信中的说法，寄件人应该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搞外遇的女人，自称去会情人，早上回家的路上经过真仙寺。就创作而言，的确是可圈可点。但这不禁令人怀疑，为什么要使用密函这种手法?”
“创作?”
“我是那么认为。如果真是那种女人，应该会隐瞒这件事，而且我认为她会模仿男人的口气写信。”
勇作有同感。他总觉得从这封看似出自女性手笔的信中，能看见男人的诡计。
“不过，”织田说，“内容应该不全是假的。”
“咦?”勇作看着织田的脸。
织田干咳一声，然后说：“总之，上头命令我们先到真仙寺附近适合男女幽会的宾馆或酒店调查。如果寄信人所言属实，她很可能是那种地方的客人。”
然而，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期待的收获。虽然的确有几家那类宾馆，但一般而言，住宿者名单根本不足以采信。两人见了店里的员工，也没有打听到有用的线索。两人四处奔走，到傍晚才回岛津警局。
“我们大体记下了去宾馆的客人的名字和住址，但我认为那些大概都是假名。”
西方听着织田的报告，一脸不出所料的表情。“没有看到山田花子这个假名?”
“很遗憾，没有。”
“哦。不过就算真如信中说的那样，她大概也会尽力掩人耳目。”西方又补上一句，“你们辛苦了。”
其他刑警也回来了。他们好像去了出租车公司调查。寄信人当天早上不见得是走路去真仙寺的，可能从哪里搭车而去。然而，他们似乎也没什么收获。
“假如这个密告者不是信上所写的那种女人，又会是谁呢?与命案有关的人?”渡边警部补征求西方的意见。
“当然也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对方是为了救瓜生弘昌，才使出这种手段。因为只要在作案前将十字弓藏好，就能制造出弘昌的不在场证明。”
“瓜生家的人?”
“不止，只要是和瓜生家有深厚交情的人，都可能想救弘昌。”
“如果，”织田插嘴说，“这封密函出自关系人之手，只是单纯想救弘昌，那么信上写的不就全是捏造的吗?连在现场看到十字弓的证言也是假的。”
“问题就在这里。”西方像要强调这封密函的重要性般，靠向椅背重新坐好，“现阶段我们无从断定这人究竟是谁。不过，这封密函当中，有某些部分确实提到了真相，即关于十字弓藏匿情形的叙述。首先是树木，信中极为详细地说明，那是一棵树干很粗、枝干在及腰处一分为二的杉树。由于弘昌以嫌疑人的身份浮出水面，因而这点不太受重视，但现场附近发现了脚印。其次是十字弓装在黑色塑料袋里这一点。案发次日发现十字弓时，的确是装在那种袋子里。可是，报纸等新闻媒体并没有公布此事。”
众人沉默了很久。密告者写得如此详细，肯定曾亲眼目睹了十字弓。
“如果真的目击到现场有十字弓，寄信人就应该是和命案无关的人。”渡边说，“命案关系人不太可能碰巧在现场。”
勇作也认为这个意见合情合理。
西方说：“警部补说得没错，命案关系人的确不太可能碰巧在现场。所以寄信人不只是一个想救弘昌的人，还以某种形式涉案或知道真相。”
此言一出，四周顿时一阵骚动，甚至有人条件反射般从椅子上起身。
“你是说，有人明知真凶是谁，却故意隐瞒?”渡边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神色。
“用不着那么惊讶吧。”西方的神情和属下的正好相反，他沉稳地说，“这起命案其实发生在很小的人际圈子中。嫌疑人都是被害者的亲戚或身边的人，就算有人知道真相也不足为奇。我反倒认为，有人蓄意包庇凶手，所以这个案子才会如此棘手。”
几个刑警闻言叹息，他们肯定是从西方的话中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渡边说：“不管寄信的是个怎样的人，说的内容倒是真的?”
“可能性很大。”
警部这么一说，四周又响起出于另一种原因的叹息。原本好不容易看见了终点，此刻却又回到了原点。
“假如这封密函的内容是真的，”织田站起身来，拿起放在会议桌正中央的密函复印件，“凶手为何要那么做?”
“我觉得这不难理解。凶手从瓜生家拿走十字弓后，离下手还有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若被人看到自己手边的十字弓就糟了。再说，凶手也不可能为了杀人拿着那么大的东西四处走动。所以我认为，事先将十字弓藏在命案现场才是正确答案。”
没人提出反对意见。
“对了，能不能从这封密函的内容推算出凶手拿走十字弓的时间?”
“根据园子的口供，”渡边说，“她从学校早退后偷偷溜进了书房，那时大概是十一点半。她说，当时十字弓就不见了。”
“嗯……但未必这时就已经被带出瓜生家。”
“没错。密函上说是在十二点半发现十字弓，假设移动十字弓需要十五到二十分钟，那么凶手是在十二点多离开瓜生家的。”
“十二点多!”西方夸张地露出一脸不耐，“几乎所有访客都符合这个条件。”
“不，这说不定就是寄信人的目的——要我们释放弘昌，而不是抓住凶手。所以或许寄信人发现十字弓确为事实，但发现的时间尚待求证。”勇作道。
“正是。”西方大声赞同，“寄信人可能是为了不让我们锁定嫌疑人，才将时间写成十二点半。可能是更早发现的。”
“我们要设法弄清正确的时间。”渡边也说。
“试着找找那天到过真仙寺和墓地的人，说不定有人见过那个黑色的塑料袋。”目前弘昌犯案的可能性降低，或许是觉得破案的线索太少，西方的声音中带着一股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