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在还没见到这个人之前，我习惯性地先揣摩一下对方长什么样子，换句话说，只要在电话里听过他的声音，我心里就已经有了这个人的长相。
我依然记得西摩·纳德勒的声音——低低的，带着那种职业的平静——加上他的名字、地址和职业，我觉得我即将见到的这个人应该满脸大胡须，秃头，穿一件灯芯绒衬衫，扣子开了好几颗，硬鬃般的乱发散在领子四周。他的胡须跟头发一样，都得好好打理一下，而且都是深黑色的。
而我实际见到的纳德勒医生却跟我一般高，身材修长，胡子刮得很干净，身穿一套苏格兰格子的灰呢西装，戴着斜纹领带。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打理得很清爽，而且还很浓密。他的眼睛藏在角质框眼镜后面，镜片有两个焦点，远近视两用。
他的眼珠是浅蓝色的，嘴唇很薄。伸过来让我握的手，感觉比我的手掌小。
他的办公室在十楼，布置了些古董，感觉还算雅致。里面当然有个躺椅，此外，还摆了几张舒服的椅子。地毯来自东方，图案描绘的是美国原住民，书桌旁一个时髦的架子上放着一台电脑，这是唯一有现代感的东西。从窗户望出去，就是中央公园。
“我给你十分钟。”他说，“我下一个约会是两点，我需要十分钟准备。”
我跟他说，时间很宽裕。
“你先把来意说清楚，我们比较好谈。”他说，“我的求偿申请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解决了。时间拖得太长，赔偿金额我也不满意，但还不至于为了这么点小事上法庭。”他微笑着，“不过，我真的考虑过。”
他还以为我是保险公司的人，我并没有明说，但我的行为态度让他有这种印象。
“是吗？”我说，“我来这里是想了解那把枪的情况。”
“点二二意大利手枪。”我说，“从你办公桌里偷走的，如果我的资料没有错的话。”
“那把枪我没有报失。”
我翻翻笔记本，努力装出一副困惑的样子。“你没有向警方报失？根据法律规定——”
“向警方报案是一回事，至于保险公司嘛，枪是在我提出理赔申请之后才发现不见的，不值钱，没有列在报失清单上。发现之后，我也懒得把清单要回来修改。但是如果知道你们对于我太太珠宝的理赔这样锱铢必较，我一定会把这把枪列进理赔清单。”
我举起一只手。“不是我的部门。”我说，“相信我，我很理解你的火气从哪儿来，别说是我说的，我们的理赔员真的很差劲。”
“是的。”他突然对着我微微一笑。我们现在站在同一立场上了。我自己也得意，用心理战征服了心理专家。“说得好。那把枪到底是怎么了？”
“最近有人用那把枪，闯入民宅。”
“是的。”他的眉毛皱了起来，“我也听说过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案发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是不是？”
“西七十四街。”
“是的，距离这里不远。两个人死了。”
“还捎上了布鲁克林的两条人命。”
“那两个坏人，对。一个被谋杀，一个自杀，是不是？有意思。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突然陷入狂暴之中，然后就胡乱杀人。没有想到这两个人竟然自相残杀，结束这场悲剧。”他握起拳头，嘴巴紧闭。“我其实也不明白他们的心理过程。有可能是这样的：血腥的杀戮突然让他们觉得良心不安，于是用自杀来惩罚自己。可我有点怀疑，也许他们一时间找不到人可以杀，但杀人的欲望却怎么也无法抑制，老是觉得手痒，所以，只好找上仅有的对象，把自己人都杀光了。”
他的候诊室挂了好几张镶了框的毕业证书和行医执照，但坦白地说，他刚才那番话比满屋子的文凭证书更让我相信，他是一个得到认证的合格的心理医生。
“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而已。”在我赞叹了他的理论之后，纳德勒医生谦虚地说。“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那把枪也不可能还给我。”
“我想那把枪放在警方的证物柜里，好一阵子都不会拿出来。”
“它在那里躺一辈子都行，”他说，“反正我也不想要了。”
“要不要换一把枪？”
他摇摇头。“我买那把枪也只是以防万一，压根儿没想用，也没有机会从抽屉里拿出来。”他摸摸下巴。“枪不见了。我还觉得是我让它不见的，也许我对武器的厌恶，在冥冥之中，诱使那个小偷去偷那把枪吧。”
“这话怎么说呢？”
“大家常常说：事出有因。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的意思倒不是说所有的被害人都是罪有应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有些因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凑在一起。就说这个案子吧，这两个强盗就住在我们活动的区域里，我办公室里唯一被偷的东西就是那把枪。偏偏我又过了好长时间以后，才发现枪不见了。”
“原来你对那把枪是这种看法——”
“是那把枪把两个歹徒引上门来，让他们有机会得到他们想要的武器。”他说，“我知道你觉得我这种说法有些奇怪。坦白地说，我也不自在。以后，我绝对不会买枪放在办公室里了。”
我说：“你把枪放在抽屉里？”
“没错。”
“就是你面前的这张桌子？”
“是啊，当然，这里还有别的桌子吗？”
“哪一个抽屉？”
他看着我。“哪一个抽屉？我把枪放在哪一个抽屉，有什么差别吗？”
“应该没有。”我说。
“我再问一次，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我很遗憾，我买的武器让好几个人送了命。但我不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问题就在这里。”
“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这是法律责任的问题。”我说，“武器的所有人，有可能要为武器造成的伤亡负责任，虽然实际动手的人并不是他。换句话说，没错，你的武器落入坏人的手里，但是子弹毕竟是从你拥有的枪射出去的，所以受害者还是可以告你。”
“这太可笑了。他们为什么不去告枪支制造商，我的天哪！”
“事实上，”我说，“这种案例的确见到过几次。受害者以所谓‘产品责任’的理由控诉武器制造商，也闹上了法庭。虽然最后法官裁定不受理，但是——”
“你是说，有人用我的枪杀了人，而我还得吃官司？”
“是的，在这起案件里，主要的受害者都已经死了，但受害者的家属还是有可能成为原告，如果她真的想打官司的话。”
“那对夫妻的女儿——”
我当然不希望他打电话给克里斯廷，去搅这桩没来由的官司。“就这个案例来说，”我说，“我们比较担心是其他人。”
“你是说那两个强盗的家属？他们闯进我的家里，偷了我的财物，包括合法登记的手枪，杀了几个人，最后，他们自己同归于尽，你却跟我说，他的家属要告我？”
“纳德勒医生，”我说，“想打官司的人多着呢，不愁没有律师愿意帮他们出面。”
“到处都有追着救护车跑的讼棍。”他说。
“这种官司胜诉的并不多，这个案子看来也不像是会闹上法庭的样子，就算真的有人要起诉，结果看来也对我们有利，不被受理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来这里，其实是预先搜集资讯，防患未然，免得那些小混混来找麻烦。”
没想到激怒他那么容易，而安抚他却难得多。我也不想浪费时间，看他的眼神瞟向手表，我知道，他急着在一点五十分之前把我打发走。
我再次问他把枪放在哪个抽屉里，还请他告诉我，抽屉怎么锁，怎么开。书桌是椭圆形的，桃心木，桌面上还钉了皮革；右手边有三个抽屉，手枪就放在中间的那个抽屉里。他习惯用右手，他解释说，如果他坐在桌边，刚巧需要这把枪的话，这样最方便。
每个抽屉都有锁，但是其中有两个锁年久失修，都锈了。中间的抽屉里放了一把万能钥匙，尾巴上还系着一根毛线，我想这样大概比较容易找。
“小偷摸进来的时候，”我说，“所有的抽屉都没锁吗？还是只有放枪的那个抽屉被打开了？”
“原本也就只有那个抽屉上锁。”
“还有谁知道办公室有枪？”
“还有谁知道？”
“知道你有一把枪，”我说，“知道你放在哪里。”
“没有其他人。”
“你太太呢？接待员呢？”
“我太太知道我有把枪，但不知道我放在哪里。我太太看到枪就紧张，我买的时候就不赞成。”他皱起眉头，“我想这也就是我懒得修改求偿申请的缘故。至于我的接待员，格洛莉亚嘛，她根本不知道我有把枪，当然也不可能知道枪放在哪里。”
格洛莉亚是个中年黑人妇女，眼色冷静，笑容温和；但她给我的感觉却是：这种人不会轻易放过什么异常现象的。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好查的，于是问起他的病人。他在治疗中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必须要动枪的情况？
“绝对没有。”他说，“有病人在房间，我几乎不敢打开那个放枪的抽屉，总把它锁得紧紧的——不对，这么说不对。有两次，病人异常激动，我已经准备要把抽屉的锁打开了。事后想想，都是我自己瞎紧张，你明白吗？反正我并没有把锁打开，更别提亮家伙了。”
“那个病人后来——”
他的脸上突然像罩上了一层寒霜。“自杀了，提起来就伤心。他住在二楼，却坐电梯到顶楼，就这么跳下来。他留了一张纸条，说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可能会杀害别人。也许，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这是最近的事吗？”
“自杀吗？不，是去年冬天的事，圣诞节到新年之间的那个星期。时间挑得真奇怪。”
“在丢枪之前？”
“没错，几个月前吧。”
“记得那两个坏人吧，”我说，“一个叫杰森·比尔曼，一个叫卡尔·伊凡科。”
“记得。”
“他们是你的病人吗？”
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的问题了。如果知道我是侦探，他大概懒得回答；但是，面对一个诚心诚意帮他预防诉讼麻烦的保险员，他怎么能拒绝呢？“不是，”他说，“我还是从报纸上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名字。”
“在你的病人里面，”我说，“有人有前科、曾经坐过牢吗？”
他摇摇头，“我的病人都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他说，“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病因都是情绪低落。有几个是年轻女性，来找我多半是因为饮食失调。其中有一个是文思枯竭的作家，曾经写过五本小说，第五本是他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卖得非常好。不过，那已经是九年前的事情了，九年来，他什么也写不出来。还有的病人是因为婚姻不顺，也有的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工作走到死胡同里了。”
他从书桌后面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眺望公园，背对着我说：“我以前在医学院的时候，大家一讲到皮肤学，都无比佩服。皮肤游戏，他们总是这么说。‘没有哪块皮肤会完全死透，也没有哪块皮肤会完全康复。’”他转过身来，面向我，双手紧握，“你可以怀疑我的工作，只是在大家的心理顽癣上擦点药膏而已。当然，对于皮肤科医生来说，这种话也不太公平，有的皮肤真的痊愈了，但也有的皮肤真的死了，变成黑色素细胞瘤。我的病人受到良好的照顾，他们多少变得开心些，精神病的症状也减轻许多。当然，还是偶尔会有人从屋顶上跳下来。”
他坐回书桌后面，玩弄一把铜质拆信刀，刀的把手上镶了孔雀石。“我有一个病人，应付不了他的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他说，“还有一个人窃取了公司二十五万元，拿去赌运动比赛和吸可卡因。这两个人都没有进监狱。我想，我的工作对罪犯、有前科的人，应该有些帮助，但他们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他还告诉我一点别的事情，然后拉起袖子，看了看手表。
“差十分两点。”他说，“我真的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枪在哪里，我的病人并没有见过这把枪。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你帮了我很多忙。”我说，“很抱歉浪费你那么多时间。我私下跟你说一句：我想，你应该不用担心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那我就放心了。”他说着露出一个冷冷的笑容。我怎么看都不觉得他真的在担心什么。我们握了手，他告诉我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