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早上打了个电话给艾弗森，留了言；大约十一点的时候，他回电了。“我仔细想了你说的话。”我跟他说，“他们是怎么把那么多东西带回来的？除了银器之外，不是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吗？”
“我们全找回来了。”他说，“连吃生蠔的小叉子都没落下。”
“他们是怎么回来的？”
“怎么回来的？”
“他们两个有车吗？”
“别说是车了。”他说，“你看过他们的公寓，还记得吗？他们的家具，我不是也告诉过你吗？比尔曼有条换洗的牛仔裤就不错了，他怎么可能会有车？”
“那他们是怎么回布鲁克林的？”
“你是怎么回布鲁克林的？乘D线地铁啊。你就是要说这个吗？”
“你说这两个家伙背着装满赃物的大包，就这么一路乘地铁回来？”
“怎么，你以为这会是第一次吗？要不，他们随手招了一辆无执照的出租车……只是在曼哈顿要找这种出租车，怕是不容易吧？”
“没错。”
“所以，看来，他们很可能是偷了一辆车。把引擎的电线接一接，如果他们懂得这种技术的话。也许他们眼睛亮，找到一部钥匙没拔的车子。开去干活，先在外面等着，等到完事之后，再开回家。”
“在他们住的附近发现失窃车辆了吗？”
一阵沉默。再开口的时候，语气比刚才冷静多了。“我想没有。”
“那辆车去哪儿了？”
“可能他也没把钥匙拔出来，”他说，“然后被别的混混偷走了，开到不知道谁的辖区里，变成别人的麻烦了。你觉得这部车他们能用多久？两个小时？也许他们又把它还回去了，反正就是这样，车主根本还就发现他的车子不见了。”
“也有这种可能。”
“你觉得你发现了一些破绽吗，斯卡德？”
“只是怀疑罢了。”
“你让我怀疑起自己来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想让情况更明朗一点。”
“情况更明朗一点？我的感觉是，你这样四处打听，接下来就会说是我们搞砸了，没使尽全力去找那部失窃的车辆。”
“我没有这个意思。”
“坦白说吧，”他说，“在我们辨认出那批银器的来历之后，这案子就算结了。警界的老规矩了，谁不希望尽快了结，不要再查下去了？你以为我们真的没去清查失窃车辆吗？”
“我相信你们查过。”
“没错，你他妈的说得一点也没错。我们还查了半天。失窃车辆记录全部都调出来查过了。就算是没做，也不会有人怪我们的。可我们都做了。案子结了嘛，调查工作当然要告一段落。我们的所作所为百分之百正确。”
“我就是希望能够百分之百正确。”我说。
“怎么说？”
“假设有第三个人，”我说，“有个人带他们到曼哈顿，在外面等他们，然后再把他们送回来呢？”
“继续说。”
“然后他把他们送到科尼岛大道，接下来再处理那部车。也许车是偷的，就干脆把它丢到城的另一端。也许车是他的，就停在他的停车位里。”
“如果他有点脑子的话，就应该把车子里里外外彻底清理一下。”
“同时，比尔曼和伊凡科等在公寓里，比尔曼把伊凡科给杀了。”
“为了至今不明的原因。”
他的声音有点像是菲尔茨，听起来，我们又是朋友了。“而且要让别人也查不出原因来。”我说，“把死亡的线索永远堵在房门里面。”
“有点有线，躺在地上的伊凡科其实传出了一组莫尔斯密码。”
“也许这才是他锁门的原因。”我接着说，“这样第三个人才不会突然闯进来。”
“也许他先就一枪杀了伊凡科，然后把门反锁起来，打算好好想一想，接下来要干什么。”
也有可能是他不希望开车的第三个人冲进来阻止他杀伊凡科，我想。也许他一进公寓，就下意识地把门反锁上了，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第三个人。”艾弗森说，“我现在明白你的推理了，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赃车，但是，你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吗？”
“没有。这只是我的推测罢了。”
“没有人见到什么第三个人在曼哈顿出现。”
“目前为止，的确没有人看见过。问题是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是啊，我知道。所以，只好由你接手把这些疑点查个水落石出。有个人先前来找过比尔曼两三次，或许他就是第三个人，姑且称之为神秘的X先生好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谁知道？比尔曼自己就够神秘的了，他的邻居根本不了解他。独来独往，最多偶尔出个门买啤酒和比萨。据说，有人来找过他两三次，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没有人说得上来。我们先前都以为这个人是伊凡科。”
“特征符合吗？”
“特征？‘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痞子。哦，嘿，等一等，也许他戴的不是棒球帽，应该说是个戴着帽子的痞子。’”
“也许枪是第三个人给的。”
“嗯，如果他有车，他为什么不可能有把枪呢？”他笑道，“我以前一直觉得枪是伊凡科的。”
“比尔曼没有枪吗？”
“邻居没见过，但他们的话有多大的可信度？我猜这把枪是偷来的。街头小混混的枪多半是这么来的，这两个人手脚不干净，老是偷鸡摸狗的，可能性更大。有的人担心自身安全，买把枪来自卫，结果，混混闯了进来，他就和自己的枪说再见了。万一，他运气不好，回到家刚好撞见这个混混，他就会看到他的枪正指着他，最后听的声音就是，砰。”
“一把意大利的点二二。”谢林说。“圣佩里诺十发自动手枪。你一定以为他们只会做矿泉水吧。”
“多领域经营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你这话接近真理。这把枪登记在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名下，住在中央公园西街二四二号，三月份住宅被盗贼闯入，当时就申报了遗失。医生和他老婆当时在戏院，回来发现家中被盗，丢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和珠宝。嗯，这个有意思。”
“什么？”
“失物清单上有项有意思的东西——‘两条白亚麻布枕头套’。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幸好医生跟他老婆过了一会儿才回家。”
“听起来像是比尔曼和伊凡科干的好事，是不是？枕头套往背后一搭，好像是上洗衣店。枪，并没有在第一次的失物清单上出现。”
“哦？”
“什么都报了，珠宝、枕头套，过了三天，他才补充说，枪也不见了。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想起来还有一把枪被他锁在抽屉里。你猜怎么样？抽屉的锁被撬开了，枪呢，当然不在里面。为什么把枪放在抽屉里，还锁起来？”
“为了安全吧，我想。”
“那还要那把枪干什么呢？弄得那么复杂，真到了生死关头，怎么拿出来呢？而且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你说把枪放在看病的地方？”
我听到翻纸页的声音。“上面没写。”他说，“听起来挺合理的，不是吗？他一天到晚看病人，他的病人可不是来割扁桃腺的。有的人发起疯来可不得了。”
“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有个专业名词才对。”
“假设，一个麻烦人物冲进来了，必须要把他解决掉。医生掏出钥匙，打开抽屉。都到要开枪的地步了，还有时间这么慢吞吞的吗？”
“只要稍微激动一点，你的心理医生就会拿枪指着你，”我说，“这个病人一定很快就好起来了。”
谢林大笑。“你已经到了突破的边缘。”他说，“请你跟你的愤怒保持联络，要不就回想你惨遭叔叔凌虐的那个晚上。你说得正起劲呢，躺在沙发上抬头一看，纳德勒医生正拿枪指着你。”
纳德勒医生不愿意跟我说话，我不怪他。先抛开医生病人之间的保密关系不谈，我希望他能跟我说什么？他难道会告诉我，比尔曼和伊凡科曾经是他的病人，每个星期四都会来他的办公室，躺在舒服的躺椅上，向他细说受伤害的童年和一再出现的梦境？难道他会知道谁闯进他的住宅，偷了他的枪？还是他有难言之隐，不能跟警方说，只能跟我说？
我放下电话，心里也觉得他拒绝接见我倒也不错。如果他很热心，真的欢迎我去找他，我还得想一些问题去问他。坦白地说，我还真不知道要问些什么。
我继续探求真相，但是，我发现的东西实在不值一提。这种感觉在侦探的过程中其实会一再出现。你敲开一千扇门，问了一万个问题，只是把零碎的信息堆在那里而已，直到一个线索突然和另外一个线索连起来，才会顿时柳暗花明。你只能一直往前进，但此时，不断有声音在你耳朵边唠叨，告诉你，你根本就是白费力气，在这种时候，要学会充耳不闻。但现在这个声音不断响起，我想不理都不行。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可以在边缘不断游走，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我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我想去拿电话，但立即又改变了主意，没有去碰电话筒。气象报告说，今天是雨天。天很阴暗。我出门，朝上城走去。我想该带把雨伞，可以感觉到快要下雨了。
也许空气会清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