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大家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更衣室门前，我再次看了看惠美理。紧身的黑色T恤卷到胸口，几乎已经看不见上面粉色的英文“芭比”字样，露出白白的肚皮，还有开始隆起的胸部，红色的方格百褶裙也被卷起来，下半身裸露着，没有穿内裤。
虽然只是让我在这儿守着，可我想如果有大人跑过来，看到这副样子，可能会训斥我怎么不知道替可怜的惠美理整理整理。尽管让惠美理遭此厄运的不是我，但我还是怕遭到指责，于是战战兢兢地走进更衣室。
惠美理眼睛圆睁，口鼻均渗出液体。我尽量不去看她，把自己的手绢盖在她脸上，用指尖揪住T恤的衣角往下拽了拽，又把裙子拉下。弯下腰时，我发现衣柜最下层扔着条皱巴巴的内裤。
内裤怎么办呢？上衣和裙子不用接触身体就可以整理好，内裤可不行。我看向惠美理短裙下呈八字形伸出的又白又长的腿，发现两腿之间，血沿着大腿留下。
在俺一刹那，我突然很恐惧，飞快地跑出更衣室。
我知道惠美理已经死了，可还是能够把她的衣服整一整，应该是因为她是被勒致死，没有流血。从更衣室出来，眼前的泳池忽然也变得非常恐怖，我顿时吓得两腿发软。弹指之间，太阳已经西沉，而且开始起风。我看着微波荡漾的水面，感觉像要被吸进去，每年都听说如果盂兰盆节游泳，会被魂灵勾住双脚，此刻这种说法在我脑子里萦绕，渐渐地，我被一种幻觉包围——惠美理会不会忽然坐起来把我推进泳池，带我一起走？我闭着眼睛，塞住耳朵，抱起头蹲在地上，撕心裂肺地大叫起来。
为什么我没有晕过去呢？如果我能如愿以偿地不省人事，如今我的境遇大概会有所改变。
不知道过了多久，麻子女士您最先跑过来。那之后的事情您应该都记得，所以在此我只简单写写我自己。
由佳带着警察返回。过了一会儿，妈妈也来了。她见我好久没回家，非常担心，听到喧闹声便也跑来把我背回了家。回家后我才哭起来，声音比之前撕心裂肺的叫喊还要响。
妈妈没有马上追问事情经过，而是让我躺在垫子上，又端来凉麦茶，轻轻给我揉背，嘴里还小声嘟囔：“幸亏不是纱英。”后来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脑海深处，挥之不去。我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再此所写的一切与当时事后的证词应该没有什么出入。虽然遭遇那样的惨事，我们也还算充分地提供了证词，只是最需要弄清的一个问题，我们四人却都想不起来，对于这点，我至今深感内疚。
那天的事情可以如电视图像般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只有那个男人的长相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
“他头上裹着白毛巾。”
“他穿着灰色工作服。”
“什么？不是浅绿吗？”
“年龄吗？看上去大概四五十岁。”
虽然能想起整体轮廓，可是面部特征怎么也回忆不起来。被问及是高个还是矮个，胖还是瘦，圆脸还是尖脸，大眼睛还是小眼睛，鼻子长什么样，嘴巴有什么特征，眉毛又是什么样，有没有痣或伤疤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摇头不知。
只有一点毫无疑问——“是不曾见过的人”。
凶案在这个弹丸小镇被议论了很久。亲戚里有一个大伯出于好奇，专门来向我打听始末，被我妈妈骂了回去。其间，镇上的人们开始议论法国玩偶事件，认为也许是这个镇上或者相邻的镇子里有对幼女感兴趣的变态狂，偷走法国玩偶还不满足，又杀害了像玩偶一样可爱的小女孩。诸如此类的话题被传的煞有介事。
不久，警察再次走访调查了玩偶被盗家庭，此后大部分人都开始认为两件事是同一人所为，对幼女感兴趣的变态狂就是罪犯。
可是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在当时的几个女孩中，外貌特征最符合“幼女”一词的是我。
事后，只要一闲下来，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惠美理的尸体，虽然是黑白图像，流到大腿的血却鲜红刺眼，然后惠美理的脸逐渐化作我的脸，这时，我的头开始阵阵作痛。我按住脑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幸亏不是我。真是轻率的想法，也许有人会这么认为。
其他三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也许有的会表示同情，说“惠美理好可怜”，有的会有负罪感，自责没能救惠美理，可是，我仅仅因为担心自己的处境，就已经筋疲力尽。
幸亏不是我！但紧接着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惠美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心中有明确的答案——五人中只有惠美理已成为大人，所以才会被男人凌辱，最终被杀害。
那个男人，也就是嫌疑人是在寻找含苞初放的成熟少女。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一年过去了，罪犯仍然没有找到。您回到东京是事发之后第三年吧？我想您已经察觉到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当时的约定。
事后，镇上的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我内心的恐惧却日益膨胀。虽然我想不起罪犯的长相，说不定罪犯记得我长什么样，下次也许会杀害我或者其他几个孩子。事发以后周围的大人还很在意我们，可是现在都逐渐在淡忘，说不定罪犯在等待只有我们几个孩子活动的时候再次作案。
我陷入一种错觉，无论在干什么，总感到罪犯无处不在，他从窗户缝里、建筑物背后、汽车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害怕、害怕、害怕，不想被杀害。为此……
——我不要成为大人。
即使有时会感受到某种视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起那件事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了。也许是我在中学选择加入了文艺类社团中要求最严格的管乐队，整天忙于练习的缘故。
但是，我的身心均未摆脱那次凶案。意识到这一点，不，应该说被迫意识到这一点是我十七岁，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我还没有迎来初潮。即使个头再小，还不来例假是不是也有点奇怪呢？妈妈说，这也许属于个体差异，可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放心吧，于是我去了邻镇的县立医院妇产科。
高中生出入妇产科需要一定的勇气。一直以来我对例假都持回避的态度，虽然内心隐约明白是什么原因，仍难以想象会因此就不来例假。想到万一患了什么妇科病可不得了，我这才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医院。
镇上也有私立妇产医院，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想让镇上的人看到我出入那种地方。平时别说和男孩子交往，就是说话都极少，如果因此招人议论可受不了，所以我没有去镇上的医院。
检查结果没发现特别的异常，只说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原因，医生问我在学校或家里是否感到有何压力。
得知精神方面的原因会导致不来例假或例假中止，我恍然大悟。成为大人会被杀害，来例假会被杀害——最初是有意识地这样想，渐渐我无意识地给自己的身体施加这种暗示。即使不再想起那件事，内心深处却一直陷于其中无法自拔。
医院推荐我去做心理咨询，或者定期注射激素，我借口这样的事情要和父母商量，回家后却再没有去过医院。我告诉妈妈没有异常，只是时间有些推迟而已。
我想，诉讼时效（法律规定的司法机关追究罪犯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已过法定诉讼时效的犯罪，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到来之前，干脆一直都不来例假更好。
即使离开小镇，在不知道那次凶案的人群中生活，说不定也会遭遇罪犯。可是，如果身体还没有成为大人，我就会很安全，我想拥有这种安心的感觉。
渐渐地，比起盼望罪犯被抓，我更希望诉讼时效赶紧到来，这样我就可以摆脱那件事的阴影。
这与我和您的约定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和您再次相会。
从女子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后，我就职于一家主营燃料的中坚企业。那里有个惯例，就是无论新员工的专业属于理科还是文科，最初两年都会被分配到检查室，以了解公司经营的商品。
高中化学课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接触试管、烧杯，第一次看到价值上千万的化验仪器。即使向我解释那种四方的箱型机器是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我也完全不明白其用途，只是，机身一角的标识却很眼熟。
足立制造厂，坐落在空气干净的乡下小镇的工厂原来生产这种东西。在感到很亲切的同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厌恶感，就好像没有躲过那个小镇的伏击，在此不期而遇。刚工作就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