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考利收到克莱德·魏南特的那封信可以说是个文件。是用打字机挺蹩脚地打在一张白纸上的，日期是1932年12月26日，写于费城。全文如下：
亲爱的赫伯特：
我正打电报给尼克·查尔斯，你一定记得他在几年前曾经为我做过事，他眼下在纽约，会就可怜的朱丽娅那起可怕的死亡事件跟你取得联系。我要你尽一切力量说服他（这里有一行被x和m字母抹掉了，看不清是什么字）去找到凶手。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付给他就是。
除去你自己掌握的情况，我要在此告诉他另一些实情。我认为他不必把这些事实告诉警方。不过他会知道怎样做最好，我授权他可以自行处理，因为我完全信任他。也许你最好把这封信给他看看，然后我得要求你把它小心销毁。
事实是这样的。星期四晚上我去见朱丽娅，从她那里取一千块钱时，她对我说她要辞去职务，因为近来身体一直不太好，她的医生建议她到外地去休养一下，而且现在她继承了她叔叔的遗产的事也已经办妥，因此她负担得起，很想去休养一下。她以前从没谈起过身体不适的事，所以我认为她隐瞒了真正的原因，便想让她道出实情，可她坚持原来的说法不变。另外我也不知道她叔叔去世的事。她说是芝加哥的约翰叔叔。我想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调查一下。我没办法说服她改变主意，所以她就要在本月底最后一天离去。她好像心事重重或是受了惊吓似的，可她说她没有。她要离去，我起先感到遗憾，后来也就算了，因为我一直信任她，可现在我认为她是在撒谎，也就不再信任她了。
另一件我要查尔斯知道的事是，甭管别人会怎么认为，或者我和朱丽娅以前原本如何如何，我俩（“现在”：这里又用、字母轻轻抹掉了）到她被害前为止约有一年多时间里没超越过雇佣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俩共同商议的结果。
此外，我认为应当设法寻找一下维克多·罗斯瓦特的下落，几年前我在自己现在从事的这项试验中跟他有过麻烦，他指控我在这个项目上欺骗了他，我认为由于朱丽娅拒绝告诉他能在哪儿找到我，他在盛怒之下足可以疯狂地把她杀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我那离了婚的前妻是否在跟罗斯瓦特有联系？她是怎么知道我在进行罗斯瓦特一度协助我干过的这项试验呢？
第五。立刻让警方确信我对谋杀一事无可奉告，好让他们不必采取什么要找到我的措施——那种措施很可能会导致我的试验被人发现而过早暴露，我认为这在目前是非常危险的事，因此迅速侦破这起神秘的谋杀案就可以避免这种事发生，这是我最期望的。
我会时不时跟你联系；如果目前发生什么要紧的事必须跟我联系，即请在《纽约时报》上刊登这样一则广告：阿伯纳。是的。本尼。
我便会安排跟你联系。
我希望你能充分理解这种说服查尔斯为我工作的必要性，因为他对罗斯瓦特有所了解，而且对大多数有关人士也较熟悉。
克莱德·米勒·魏南特敬启
我把那封信放在麦考利的写字台上，说道：“这倒是蛮有道理的。你还记得他跟罗斯瓦特闹翻了是为了什么吗？”
“是有关改变水晶结构的研究。我可以查一下。”麦考利拿起那封信的头一页，皱下眉，“魏南特说那天晚上他从她手里拿到了一千块钱，可我实际上交给了沃尔夫小姐五千块钱转给他，她曾经告诉我这是魏南特要的数。”
“那她扣下四千，可以说是从约翰叔叔的遗产中得到的了？”我提到。
“很像是那么回事。真奇怪，我从没想到过她竟会欺诈他。我要查一下我托她转手的其他款项。”
“你知不知道她曾经在克利夫兰犯了美人计诈骗案，给判过刑吗？”
“不知道。她真犯过案吗？”
“据警方说——她当时用的姓名是萝达·斯图尔特。魏南特是在哪儿找到她的？”
他摇摇头：“闹不清。”
“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亲属之类的事吗？”他又摇摇头。我接着问道，“她跟谁订了婚？”
“我也不知道她已经订了婚。”
“她一直在那个手指上戴着一枚钻石戒指啊。”
“这倒是件新鲜事，”他说。他闭上两眼想想，“没有。我不记得曾经注意到她戴着一枚订婚戒指。”他把两只胳臂放在写字台上，冲我咧嘴笑着说，“怎么样，你有没有可能按他说的办？”
“可能性很小。”
“这我早已料到，”他伸手去拿那封信，“你对他的想法跟我了解得相同。怎么样才能让你改变主意呢？”
“我不想——”
“我要是能劝说他跟你见个面，这是否管点用？也许我告诉他这是唯一叫你接办此案的办法——”
“我倒是愿意跟他见面谈谈，”我说，“可他得比这封信中说的话更直截了当些。”
麦考利慢慢问道；“难道你认为可能是他把沃尔夫小姐杀了吗？”
“我目前对那个案子一无所知，”我答道，“我还不如警方知道的多。看来警方即使能找到他，也还没得到足够的证据可以拘捕他。”
麦考利叹口气：“当一名怪人的律师真没意思。我会尽量让他听从道理，可我知道他不会听从的。”
“我想问一问，他目前的经济状况如何？还像过去那样生活宽裕吗？”
“差不多吧。经济萧条对他跟对咱们大伙儿一样，多少有点影响。由于目前金属价格疲软，他那种熔炼加工法的专利收入微乎其微，不过他每年仍然可以从他发明的玻璃纸和隔音设备的专利方面获得五六千块钱，再加上七零八碎的收入——”他顿住，问道：“你别是在担心，他付不起你索取的费用吧？”
“不是，我只是有点纳闷罢了。”我又想到另一件事。便问道，“他除了前妻和子女之外，还有别的亲属吗？”
“有个姐姐，爱丽丝·魏南特，可是他俩已经有四五年不来往了。”
我猜想乔根逊一家人在圣诞节下午没去看望的就是爱丽丝姑妈。
“他俩为了什么事闹翻了？”我问道。
“因为他曾经接受一家报社的采访，说他不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必然会遭到失败。他其实并没有提得那么强烈。”
我笑了：“他俩真是一对——”
“她甚至比他还够呛。她记不住事儿。当年她弟弟住院割盲肠，她跟咪咪在一个下午乘出租车头一次去探望他时，遇到一辆柩车正从医院里开出来。爱丽丝顿时脸色苍白，抓住咪咪的胳臂说：‘噢，上帝啊！如果这就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住在哪儿？”
“麦迪逊大道。电话簿上有，”他犹豫一下，“我认为你没必要——”
“我不会去打搅她。”还没等我再说什么，电话铃响了。
他拿起话筒说：“喂？……是的，我就是……谁？……哦，是的……”他嘴边的肌肉抿紧，眼睛睁大了点，“哪儿？”他又倾听着，“当然当然。我赶得上吗？”他瞥一眼左臂上的手表，“那好吧，火车上见。”他放下话筒，“是吉尔德警官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魏南特在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自杀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