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脊路短而多风，两边的古树从南部旧金山绵延十二英里至此，距离二八〇国道六英里。这条路并没有建在山脊上，邻近的土地也看不出曾经是红色。开发商取名字时倒是很会动脑筋。那儿建起了很多住宅，一些视野很开阔，远处的海湾一览无遗；另一部分房子掩映在成片的森林里，还有一些坐落在偏僻的悬崖上，占地少却很显眼。埃伦·科尼尔住的正是这种房子——矮小，暗红色的屋顶，附带一个车库，与周边的房子截然不同，被一大片大红色和粉色的山茶花簇拥着。
我在门前靠边停好车，穿过花丛上前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女人，肥硕的身体被松松垮垮的裙子遮盖着，一头全白短发精心打理过，好像刚从美容院出来。她的眼神锐利沉稳，鼻子有点歪。
我问道：“布朗太太吗？”
“我就是。你是那个打电话的人？”
“是的，太太。”
在她打量我的同时，我也在打量她，不过方式不同。我试着想象她五十年前的样子，那时她刚刚与哈蒙·克雷恩结婚。我觉得她一出生就是个老人，好像矮妖精，在母亲的子宫里已经白发苍苍、布满皱纹。难以想象她曾年轻过。现在她既没有魅力，也不讨人厌，只是个普通的老年人罢了。
我看得出神了，直到她说“请进”并给我一个热情的微笑才回过神来。她说：“我们在接待室谈。”
年龄并没有使她动作迟缓，她走起路来精神奕奕，不借助任何东西。她带我来到客厅，“接待室”只是个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不过这儿也不是间普通的客厅，即使我不知道她和她丈夫的职业，看一眼这里也能大致猜测出来。
房间里到处是地图。裱了框的和没裱框的都挂在墙上，有一幅从天花板上用一个细金链子吊着，还有三个古木框架的地球仪。地图有新有老，内容各异；有地形图、地质图、水文地理图以及航空图，还有我根本猜不到用途的奇怪的地图，其中就有一幅上写着“方位投影图”，标注出支气管炎患者的地理分布情况。
布朗太太眼神炯炯地望着我，期待我的评价，于是我说：“你的收藏太精彩了。”
她点点头，这是她希望听到的。“大部分是我丈夫结婚前的收藏，后来我又添了一些进去。有些非常珍贵。”
“看得出来。”
“这张印度洋切面投影图，”她指着其中一幅说，“是十八世纪制作的，你看它的晕滃线多么清晰。”
晕滃线。听起来像个喷嚏。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懂装懂地点点头。
“请坐，”布朗太太说，“如果你要热饮的话，有咖啡或茶。”
“不用了，谢谢。”
她坐进一张蓝白相间的沙发里，我在边上一张同色系的椅子上坐下。布朗太太说：“好，你对我的制图工作感兴趣，我想你是这么说的。”
“呃……”
“我的专业，”她骄傲地说，近乎夸耀，“主要是圆锥投影制图。我发明了一个变量，结合兰伯特正形圆锥投影法与多圆锥投影法，因此——”
“呃，布朗太太，很抱歉，你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她对我眨眨眼睛。“听不懂？”
“是的，太太。实际上我对制图学一窍不通。”
“但是电话里你说……”
“我说我对你的历史有兴趣。我的意思不是你的专业历史，而是你的个人历史。很抱歉造成你的误解，”我说了谎，“我并非要欺骗你。”
她看起来很困惑。随后，她的眼神变得坚硬冷酷，下巴紧收。我看到了埃伦·科尼尔·布朗的另一面，岁月并没有使她柔和起来。
“你是谁？”她问道。
“私家侦探。来自旧金山。”
“天啊，你要做什么？”
“问一些问题，仅此而已。”
“什么问题？”
“关于你的第一任丈夫，哈蒙·克雷恩。”
她的眼神更冷酷了。要是她不好奇的话，大概会叫我立刻滚蛋。幸运的是她很好奇。她说：“克雷恩先生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
“是的，太太，我知道。我想找出他自杀的原因。”
“现在你要我如何相信你的话？”
“我说的都是事实。”
“谁是你的客户？”
“他儿子，迈克尔·克斯卡顿。”
“儿子？克雷恩先生没有孩子。”
“有。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他们离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一直没有告诉他。他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父亲了。”
她思考了一会儿。“为什么克雷恩的儿子过了这么多年才来调查父亲的死因？一开始他为什么不查？”
我把一切从头到尾向她解释了一遍。一开始她不太相信，但当我把克斯卡顿的地址、电话和其他一些东西告诉她时，她勉强开始相信了。我发现她在挣扎，既想满足好奇心，又不想多谈哈蒙·克雷恩或者他们俩的关系。可能她想隐瞒些什么，可能她只是不想回忆过去。无论如何，她是那种律师口中的“不友善的证人”。要不是我用了些小计谋，她大概什么都不会说，谁都别想从她嘴里得到任何信息。
我问她：“布朗太太，你知道克雷恩为什么会朝自己开枪吗？”
“不知道。”她说，紧闭嘴巴。
“一点儿都不知道？哪怕只是猜测？”
“不知道。”
“他自杀前你看到过任何预兆吗？”
“当然没有。”
“但就在他自杀前不久，你还见过他。”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警惕地说：“你怎么会那么想？一九四九年我们已经离婚十四年了。”
“那年九月或者十月，他对一个朋友提到过你要去见他。”
“哪个朋友？”
“一个叫罗素·丹瑟尔的作家。”
“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他记错了。”
“这么说那时你没见过克雷恩？”
她又犹豫了一下。“我不记得了。”她生硬地说。
“一九四九年你住在旧金山吗？”
“不是的。”
“在海湾地区？”
“……伯克利。”
“做制图师工作？”
“是的。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工作。”
“与你现在的丈夫结了婚？”
“不。伦道夫和我是一九五六年结的婚。”
“那么当时你一个人住在伯克利？”
“是的。”
“你的收入一定很高。”
“过得去吧。我不认为——”
“就是说那时你并不穷，”我说，“你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一大笔钱——比如说两千美元。”
她的嘴唇越抿越紧，几乎成了一条线。“那位叫丹瑟尔的人告诉你我想从克雷恩那儿拿钱？”
“是不是呢，布朗太太？”
“我不会回答的。”
“克雷恩死的那个月是不是给了你两千美元？”
没有回答。她两手绞在一起放在腿上，眼睛盯着我看。
“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一大笔钱，布朗太太？”
没有回答。
“是笔借款吗？”
没有回答。
“好吧，”我说，“我们不谈钱。只要告诉我：你和克雷恩在托马利湾的小木屋里见面了吗？”
她面无表情，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回答道。
“我敢肯定你知道他的隐居地。”
“不。我怎么会知道？”
“大家都知道他单独去那儿创作。”
没有回答。
“你去那儿见他了吗，布朗太太？”
她站起身，体型和年龄使她有些摇摆。她指着门。“滚出我的房子，”她说，“现在就滚，不然我叫警察了。”
我没有动。“为什么？你在害怕什么？”
“我没有害怕，”她说，“你和我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丈夫随时会从乡村俱乐部回来，我不想让他回来时看到你。”
“不想？为什么？”
“你会害了他。他心脏不好。”
“也许我该就同样的问题和他谈谈。”
“你敢？”
她是对的：我不敢，不是因为他有心脏病。但我说道：“他大概会比你配合一点。”这是心理游戏，尽管玩伴是不惹人喜欢的老女人埃伦·科尼尔·布朗。有时候玩弄人的心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没人认为侦探工作是绅士的游戏，就连贝克街221B的那位瘾君子自己也不这么想。
“伦道夫对我的那段生活一无所知。”布朗太太说。她站在一只古地球仪旁，伸手狠狠地转了一下，“我不想让他知道。放过他，你听到了吗？放过我们俩。”
“很乐意。你要做的就是告诉我真相。哈蒙·克雷恩死前两个月内你见过他吗？”
“好吧，没错，我见过他。”
“在哪儿？”
“在旧金山的一家小旅馆，我们结婚那段时间经常光顾那儿——以前是内河码头的一家地下酒吧。我……我们，一天下午我们偶然碰见了。”最后一句话是假的：她说的时候没有看着我。
“你还在哪儿见过他？托马利湾？”
“……是的，一次。”
“是他邀请你去的吗？”
“不是。我……我知道他要去那儿，我就去了。”
“为什么？”
没有回答。
钱，我想。她不想谈钱。我问她：“那次见面发生了什么吗？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吗？”
“不寻常？”她冷笑道，“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你是说他的妻子阿曼达？”
“不是。另一个女人。”
“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她又冷笑道，“他没有介绍。”
“她可能只是碰巧去拜访他……”
“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床上，”布朗太太说，“那个不叫碰巧拜访吧？”
“是的，”我说，“不叫。”
“我的天，想想克雷恩看到我时脸上的表情！”她眼睛里闪过一丝恶毒，你可以说她在欣赏自己的回忆。“我永远不会忘记。真是无价的场面。”
“之后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克雷恩把我叫到一边，求我不要把这绯闻传出去。”
“他用了‘绯闻’一词吗？”
“我不记得他具体是怎么说的了。就那个意思。”
“他解释什么了吗？”
“没有。事实很明显，不是吗？”
“可能吧。你同意了？”
“勉强。”
“你遵守诺言了吗？”
“当然。”
“你记不记得这事儿发生在哪一天？日期？”
“记不清楚了。”
“月份？”
“十月，我想。他自杀前几个星期。”
“大地震前还是后？”
“……应该是之前。一天或者两天。”
“那天以后你和那个女人还见过面或者交谈过吗？”
“我永远不会和她说话，一个字也不。更不要说见面。”
“你能回忆一下她的长相吗？那天你应该看得很仔细吧。”
“都给我看光了，那个婊子。”布朗太太幸灾乐祸地笑道，“红头发，白皮肤上都是雀斑……胸部很平。真不知道克雷恩看上她哪一点。”
你也是嘛，小姐，我暗想。“她多大？”
“四十岁不到。”
“那天之前你见过她吗？”
“没有。”
“这么说你不知道她住哪儿？”
“不知道。不关我的事。”她瞥了眼壁炉架上地图钟面的钟，又使劲转了下那个地球仪。“我说得够多了。我不会再回答你的其他问题，请走吧。”
她下巴收紧，表示我从她那里问不出什么了。于是我说：“好吧，我不会再打扰你了。”说完我起身向入口走去。她跟着我走到门边，直到我走到门廊下。
我转过身说道：“谢谢你宝贵的时间，布朗太太——”
“见鬼去！”她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回去的路上我把思路理了理。信息并不多，而且每一项都只能得出开放性的结论。不过从中还是能找到一些明确的推论。
哈蒙·克雷恩娶了个性冷淡的女人。他在某地遇见了这个红发女郎——旧金山、托马利湾，无论哪里。他们成了情人。丹瑟尔认为克雷恩不会和别的女人约会；但丹瑟尔是个酒鬼，酒鬼的记忆和
观察会有偏差。我更倾向于相信布朗太太的故事：她走进去，看见她前夫和红发女郎在鬼混，她声音里的那种龌龊的快乐使故事更真实。
好。现在能得到的推论是布朗太太缠着克雷恩要钱，为了还贷款或者其他什么。克雷恩拒绝给她；就这一点来说我相信丹瑟尔。但随后埃伦·科尼尔撞见了克雷恩和那个红发女郎在一起，她突然抓住了他的把柄，撬开“借款”的一个口子——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六日他从账户中取出了两千美元，就在他从托马利湾回去后的十天内。难怪布朗太太不愿谈及那笔钱，技术上讲她勒索了克雷恩，所以感到内疚。
到目前为止，推理还挺顺，但还是有缺口和空白要填补。假设昨天埃米尔·科尔达和我找到的骸骨就是那个红发女郎——尽管不能确定——地震那天和之后小木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雷恩和红发女郎吵架了吗？意外死亡？一桩策划好的谋杀？她是谁？为什么克雷恩要掩盖她死亡的事实，并把她埋到地缝里去？
如果接受克雷恩有罪的推论，剩下的就是老一套了。从托马利湾回来后，他变得消沉，整日酗酒——对于他这种敏感又正派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反应。然后埃伦·科尼尔勒索他两千美元，更加深了他的沮丧和罪恶感。十二月十日那天，当他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时，便举起那把点二二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一切都结束了。
简单。自杀的动机有了结论。
但为什么我不能相信？该死的，为什么我觉得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