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儿要从1981年5月，云汐市公安局秘密开展的“捕狼”专项行动说起。
20世纪80年代，算是云汐市经济腾飞的转折点，城市地层下的“黑金”（煤炭），让云汐市民率先在改革初期的春风中挺起了腰杆，当全国大多数老百姓还在为能吃上一顿肉沾沾自喜时，云汐市民已经在考虑下一顿要不要吃点儿“青头”（青菜）刮刮油腻。
丰富的煤炭资源，刺激了矿业的发展，但由于科技的落后，很多矿井还不能做到机械一体化。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还只是个构想时，拔地而起的矿井只能向“人力”索要“生产力”。纵览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只要提到劳力，那指定是和“男人”画上等号，这一点在采矿时尤为突出。
“负责采矿的工人一律不得使用女工。”这是每个矿井心照不宣的规定。
之所以这样规定，一来是因为采矿是个体力活儿，一般女人根本吃不消；二来是因为女性有生理期，矿主也不敢冒险让女性走进黢黑的井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若真是出现什么纰漏，轻则赔偿不说，重则可能面临关停的风险。
如雨后春笋般的矿井直接面临的难题是“人力”的短缺，这就导致男人在云汐市民眼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云汐市很长一段时间还盛传这样一句话：“女娃败光光，男娃奔小康。”在很多人心中“男孩儿”已经是脱贫的一种途径。
但自古讲究阴阳调和，不可能每户人家的新生儿都是男娃，再加上刚刚兴起的“计划生育”，这就催生了一种肮脏的交易——“置亲”。
“置”可以有两种含义：“买”或者“换”，“亲”则特指儿童。
在矿区，有些家庭为了能让生活有所改善，用女孩儿换男孩儿或者花钱购买男孩儿的事儿比比皆是，俗话说得好：“没有文化，不知道害怕。”正是因为这种畸形的诉求，让干“置亲”行当的人越来越多。
在那个连电灯都还没有完全进户的年代，对于这种“周瑜打黄盖”的秘密交易，公安局掌握的信息真是少之又少。好在矿井属于国有企业，对矿工的身份核实较为严格，正是这一点，让嗅觉敏锐的云汐市公安局，从户籍制度上找到了突破口。
根据掌握的资料，云汐市平均每年有数十名儿童的户口出现异常，排除偷生、超生，剩下的那些就成了重点的排查目标。
由于条件的限制，那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DNA”，检验血型成了当时判断是否亲生的主要手段。检验的结果并没有逃出办案民警的猜想，在强大的威压下，几户家庭终于交代了自己“置亲”的犯罪事实。
随着走访人员的增多，一名绰号为“狼头”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为了捋清楚“狼头”的整个交易链条，云汐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抽调了50余名干警成立专案组，秘密执行代号为“捕狼”的打拐专项行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狼头”正在交易时被抓获，专案组成员突击审讯，在云汐市找到了经其“置换”的儿童。按照“狼头”提供的模糊线索，专案组和儿童拐骗地警方强强联手，保证了所有拐骗儿童顺利回到了原来的家中。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次行动会是一个完美的收官时，“狼头”所在的看守所中一名狱友又检举揭发了“狼头”拐卖儿童的一条线索，专案组人员顺藤摸瓜，果然在一户人家中解救了一名1岁多的男童。但由于时间较长，“狼头”只能大概回忆出男童被拐所在地的区县，专案组成员奔赴线索地，联合当地警方组织寻人近一个月，最终只能无功而返。最终，男童被寄养在云汐市彩虹福利院中，这也成了此次行动唯一的遗憾。
江川，是男孩儿被拐后取的新名字，他的到来给彩虹福利院增添了不少生机。
彩虹福利院作为市民政部门的下设单位，主要就是收留一些孤寡老人和残障儿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怪现象，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习惯养小不尊老。虽然孔圣人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列为做人之根本，并把“孝”摆在了首位，但到了许多人身上，“孝”字就显得尤为淡漠。
这一点从福利院的人口分布上也能看出一二。
彩虹福利院总面积不到600平方米，由13间平房圈筑而成，其中对门的两间为福利院的办公室，剩下10间住着孤寡老人，供儿童居住的平房只有一间。
按照每间平房居住5人来计算，福利院共收养老人40余名，而儿童只有江川和另外一名有着先天智力障碍的小军。
那些孤寡老人绝大多数并非无儿无女，相反，90％以上都是儿孙满堂，但为何老人们的晚年都沦落到这种地步，用最冠冕堂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