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七成的美国人认为辛普森很可能有罪，同时检方的一些现场证据也说明辛普森的涉案嫌疑。记者也往往会问我，为何要替一位可能有罪的被告作证。我的回答是，“刑事鉴识最重要的是物证，以及现场重建的工作。如果没有完整的证据，就只能做部分的重建。这个案件就是只能进行部分重建的案件。本案中洛杉矶警察局的刑事化验室在DNA方面有百分之八十是做对的，但是在其余部分都有暇疵。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就是要把所有的疑点报告出来，希望检方能合理地答覆，而不是去证明被告到底有罪还是无罪，被告是否有罪，还是要由陪审员或法官决定，而不是刑事鉴识人员。”
后来在被害人家属对辛普森提出的民事诉讼案件中，我拒绝了辩方的邀请，不愿再插手。因为辛普森的刑事案件，我耽误了许多重要事情，我向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表示，该案很不幸成为一场相互不服输的篮球赛，这场球赛没完没了地进行，我决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位球员，因为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
辛普森案件判决后，这一案件马上成为全美刑事司法界的教材案例。洛杉矶市议会马上通过法案，增加警察局刑事化验室的经费及设备，加强训练刑事鉴识人员，各地的警察局也纷纷邀请我去演讲，说明如何避免重蹈洛杉矶警察局的复辙。
在辛普森案件结案的半年后，洛杉矶警察局又重新展开调查，至于当天晚上的命案真相，很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揭晓，也有可能成为永远无法侦破的悬案。
在九七年底，我被加州的刑事鉴识人员协会邀请担任年会的主讲人，许多与会者都是来自洛杉矶警察局化验室的鉴识人员。我从辛普森一案谈起，谈到洛杉矶警察局在处理现场不当之处。在演讲前，曾在辛普森案件作证的华裔鉴识人员冯丹尼走上来与我握手，他私下向我透露在辛普森被判无罪后他被各方嘲笑及指责的困扰。
我深深体会到刑事鉴识是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以往都是白人占大多数，很少有华裔。近来华裔鉴识人员有增加，素质也很好，但是他们大多属于基层工作，往往在大案件失败后替别人背黑锅。这些华裔鉴识人员大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他们虽然不懂国语，但是却因为他们的肤色而饱受排挤，或被当成外国人。他们私下都向我表示，因为我是华裔，并且在康州警政厅的刑事化验室挑大梁，使许多美国人对我们刮目相看。
我在辛普森一案中与冯丹尼有过接触，知道他是一位十分能干，十分称职的鉴识人员。我愿意替他打抱不平，在演讲会上我向几百位鉴识人员赞扬了冯丹尼个人的能力，并指出，洛杉矶警察局在辛普森一案的失败，并非冯丹尼的过错，而是整个系统，整个管理制度的不当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