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放风场一角的天堂树上，最后一批喇叭形的花已经谢落。它们厚厚地铺在地上，脚踩上去黏糊糊的，闻起来很香，香得过分，使鼻孔里满是过于浓郁、濒于腐烂的甜腻味，而如今到了夜晚，长足的树叶的边缘参差不齐的阴影在装有铁栅的窗户上摇曳着，单调地上下移动。这是大囚室的窗户，室内用石灰水刷白的四壁布满了肮脏的手印，用铅笔、钉子或刀刃刻出的或划掉的人名、日期和言词侮慢不敬的、淫秽的打油诗。天天晚上，那黑人杀人犯靠在那里，被透过颤动不止的树叶的空隙投射下来的阴影弄得脸上斑斑驳驳，跟楼下栅栏前的那些人齐声合唱。
有时候，他白天也唱，那时是独自吟唱，楼下只有放慢脚步的行人、衣衫褴褛的孩子和马路对面加油站的工人。“还有一天了！天堂里没有你的席位！地狱里没有你容身之处！白人的监狱里也没有你容身之处！黑鬼啊，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黑鬼？”
每天清早，伊索姆拿来一瓶牛奶，霍拉斯便把牛奶送交住在旅馆里的女人，让孩子饮用。星期天下午，他出城去妹妹家。他把女人留在戈德温的牢房里，她坐在小床上戈德温的身边，娃娃躺在她膝上。娃娃一直像服过麻醉药似的漠然躺着，一动不动，合着眼皮，只露出一弯新月形的眼白，但今天他时不时微弱地抽搐一下，一面呜咽着。
霍拉斯上楼走进珍妮小姐的房间。他妹妹没有露面。“他不肯讲，”霍拉斯说，“他只说他们得证明是他干的。他说他们在他身上抓不到辫子，跟在孩子身上抓不到一样。他甚至不考虑交保释金获释，即使他可以的话。他说待在监狱里好处更大。我想这样是更好些。他在那边大房子里的买卖完蛋了，即使治安官没发现他的锅和壶并且把它们砸坏——”
“锅和壶？”
“他的蒸馏器。他自首后，他们到处搜寻，最后找到了蒸馏器。他们知道他在干什么，不过他们一直在等候时机，等他倒霉出问题了，这才群起而攻之。那些老主顾，一直向他买威士忌的人，喝他白送的酒，也许还想背着他跟他老婆偷情。你真该去闹市区听听人家在怎么说。今天上午，浸礼会牧师拿他当布道的题目。不单单是个杀人犯，而且还是个奸夫；是个败坏约克纳帕塔法县自由、民主与新教环境的人。我听了觉得他认为应该用火烧死戈德温和那女人来给那孩子树立独一无二的榜样；而养大那个孩子，教他英语的唯一目的是要让他知道他是两个人作孽犯罪生出来的，而那两个人由于生了他而受到火刑。老天爷，难道一个男人，一个有教养的男人，真的可以……”
“他们不过是些浸礼会教徒罢了，”珍妮小姐说，“钱的问题怎么样？”
“他有一点钱，大约有160元。藏在谷仓地下的一个铁皮罐子里。他们让他把罐子挖出来。他说：‘这点钱能让她过些日子，维持到这件事结束。那时候我们就要远走高飞。我们早就有这种打算。要是我当初听了她的话，我们早就走了。你一直是个好姑娘。’她当时抱着孩子坐在小床上，坐在他的身边，他用手托住她的下巴，轻轻地摇晃她的脑袋。”
“幸好娜西莎不会参加陪审团。”珍妮小姐说。
“说得对。可那傻瓜根本不许我提一句关于那只大猩猩曾到过他那儿的话。他说：‘他们没法证明我有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麻烦。多少对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我绝对不会伤害一个低能儿的。’可这不是他不想让我提起那歹徒的理由。而且他知道我明白那不是理由，因为他只顾接着往下说，穿着工装裤坐在那儿，牙齿咬着烟袋，手里卷着香烟。‘我要就待在这儿，待到事情结束。我在这儿更好些；反正在外边也什么事都干不成。而这点钱能让她对付着过日子，也许还能剩点钱给你，让你维持到能拿到更好的报酬。’”
“可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可不知道你原来是个胆小鬼。’”我说。
“‘你照我说的办。’他说，‘我待在这儿不会有问题的。’可他并不……”他坐着，身子朝前倾，慢慢地搓着手，“他没有认识到……真该死，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过看到了邪恶，即使是无意之中看到的，你也会沾上邪气；你不能跟腐朽的现象争论不休，不能跟它打交道——你看到了吧，娜西莎刚听说时的那副样子，这事弄得她坐立不安，疑神疑鬼。我认为我是出于自愿才自动回到这儿来的，可现在才明白——你看她是不是以为我趁黑夜把那女人接到家里，或干了类似的事？”
“我起先也是这么想的，”珍妮小姐说，“不过我现在以为她已经明白，为了你心里想的不管什么理由，你会加倍努力地工作，而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别人可以提供或给你某些东西。”
“你的意思是，她会让我以为他们从来没有钱，而她——”
“这有什么不对？你没有钱不是也活得很好吗？”
娜西莎走进屋来。
“我们正在谈论谋杀和犯罪。”珍妮小姐说。
“那我希望你们已经谈完了。”娜西莎说。她没有坐下。
“娜西莎也有她的伤心事，”珍妮小姐说，“对不对，娜西莎？”
“出什么事了？”霍拉斯说，“她没有发现鲍里嘴里有酒味，对吧？”
“她被人抛弃了。她的男朋友走了，不理她了。”
“你真是个大傻瓜。”娜西莎说。
“是啊，”珍妮小姐说，“高温·史蒂文斯抛弃了她。他去奥克斯福参加舞会以后都没回这儿来跟她说声再见。他只不过给她写了封信。”她在椅子里四处摸索起来。“现在只要门铃一响我就一哆嗦，以为他母亲——”
“珍妮小姐，”娜西莎说，“把我的信给我。”
“等一下，”珍妮小姐说，“在这儿呢。嗨，你对这种不上麻药就给人的心脏动需要小心从事的手术的做法有什么看法？我开始相信我听到的这种种议论了，什么年轻人为了结婚而学会所有那一套，而我们当年是为了学会那一套才不得不结婚的。”
霍拉斯接过那张信纸。
娜西莎我的亲爱的
这封信没有发信地址。我希望也能不写上日期。然而如果我的心跟这张纸一样空白，这封信就根本没有写的必要了。我不会再来看你。我难以落笔，因为我经历了一场我无法面对的变故。我在黑暗中只有一线光亮，那就是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这是我的愚蠢所造成的，而你将永远没法知道我愚蠢到了何等地步。毋庸讳言，正是因为我不希望让你知道我有多蠢，我才不会再来见你。尽量把我想得好一点吧。我希望我有权利说，如果你听说了我干的傻事，也别把我往坏里想。
高
霍拉斯看完了这只有一张信纸的便条。他两手拿着信纸，一时没有吭声。
“老天爷啊，”霍拉斯说，“有人在舞场上搞错了，把他当成密西西比大学的学生了。”
“我认为，我要是你的话——”娜西莎说。过了一会儿，她说：“霍拉斯，这事还要拖多久？”
“我要有办法的话，绝不多拖。如果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明天就把他弄出监狱……”
“只有一个办法。”她说。她朝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身向房门口走去。“鲍里上哪儿去了？晚饭快要好了。”她走了出去。
“而你是知道那是什么办法的，”珍妮小姐说，“如果你没有一点骨气的话。”
“等你把另一个办法告诉了我，我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骨气。”
“回蓓儿身边去，”珍妮小姐说，“回家去。”
黑人杀人犯将在星期六被处绞刑，死的时候没有仪式，埋的时候也没有排场：头天晚上他还在铁窗前唱歌，向着窗下5月夜晚的柔和而包罗万象的黑暗大声号叫；第二天晚上他就会无影无踪，把窗户让给戈德温。戈德温已经具结保证听候法庭6月传讯，不交保释放。但他仍然不肯让霍拉斯透露金鱼眼当时正在谋杀汤米的作案现场。
“我告诉你，他们抓不到我的辫子。”戈德温说。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抓到你的辫子？”霍拉斯说。
“哦，不管他们自以为抓到了什么把柄，我在法庭上还是有机会申辩的。但只消让消息传到孟菲斯，说我讲了他也在现场，那你想我作证以后还有可能回这间牢房吗？”
“你有法律、公道和文明。”
“当然，要是我后半辈子永远蹲在那个角落的话。你过来。”他领着霍拉斯走到窗前，“对面那家旅馆有五个窗户可以望见我们这一扇。而我看见过他用手枪点燃二十英尺外的火柴。哼，去他的，要是我出庭作证的话，那天我就别想从法庭回这儿来了。”
“不过还有这种叫阻挠执法——”
“去他的阻挠执法。让他们来证明这事是我干的吧。汤米的尸体是在谷仓里发现的，子弹是从他背后打进去的。让他们把枪找出来吧。当时我在那儿，在等着。我没打算逃跑。我可以跑，但我没有。去通知治安官的人是我。当然，除了她和爸以外，我一个人在那儿是显得不对头的。要是我待在那儿不走算是个借口的话，难道你根据一般事理不会认为我会想出个更好的借口吗？”
“人家不是根据一般事理来审判你的，”霍拉斯说，“你是由陪审团来做裁决的。”
“那就让他们对这事作出最好的判断吧。他们会得到的事实就是这么些。死人在谷仓里，没有被人碰过；我和我妻子、孩子和爸在大屋里；大屋里的东西一样都没动；是我去通知治安官让他来的。不，不；我知道这样说的话，我还可能有点机会，但只要我张嘴说了那个家伙的事，那我就完蛋了。我知道我会有什么下场的。”
“可你听到了枪声，”霍拉斯说，“这一点你讲过了。”
“没有，”他说，“我没有。我什么都没听见。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能到外边去等一会儿，让我跟鲁碧说两句话吗？”
她过了五分钟才来找他。他说：
“关于这事还有些我不知道的情况；你跟李没告诉过我。就是他刚才警告你别告诉我的事。是不是？”她抱着孩子走在他身边。孩子还不时哭上几声，瘦小的身子突然抽搐一下。她抱着他轻轻晃动着，对他轻声哼唱，努力安抚他。“也许你不该老抱着他，”霍拉斯说，“也许你可以把他留在旅馆里……”
“我想李知道该怎么办的吧。”她说。
“不过律师应该什么都知道，所有的事实都知道。由他来决定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要不然的话，干吗请律师呢？这跟你花了钱请牙医治牙，可又不许他看你嘴里的牙是一个道理，难道你不明白吗？你不会这样对待牙医或其他医生的。”她一言不发，只顾低头看着孩子。孩子哭起来了。
“别哭，”她说，“啊，别哭。”
“而且更糟糕的是，还有种叫阻挠执法的情况。如果他发誓说那里没有别人，如果就要宣告他无罪——这种可能性不大——却突然冒出一个曾看见金鱼眼在现场、或者看见过他的汽车离开那地方的人，那大家就会说，如果李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都没说实话，那我们为什么该在他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刻相信他呢？”
他们走到旅馆门口。他给她开门。她并不对他看。她边往里走边说：“我想李最知道该怎么办吧。”孩子哭了起来，哭声微弱，痛苦地呜咽着。“别哭，”她说，“嘘——”
伊索姆先得去一个聚会处接娜西莎；等汽车在街角停下来接他时已经很晚了。有几盏街灯开始亮起来，人们已经吃过晚饭开始三三两两地朝广场走回去，但时间还早，黑人杀人犯还没开始唱歌。“他最好也快点唱，”霍拉斯说，“他只有两天好活了。”不过黑人还没站到窗前。监狱朝西；最后一抹暗淡的紫铜色暮色射在暗淡的铁栅和一只细小苍白的手上，一缕烟草的青烟却在几乎无风的情况下飘出窗口，四下散开消失了。“光是她丈夫待在那里头就够糟糕了，可偏偏又加上那可怜的恶棍放开嗓门计算还有几天可活……”
“也许他们会等着把两个人一块儿绞死，”娜西莎说，“他们有时候是这么做的，对不对？”
那天晚上，霍拉斯在壁炉里生了堆小火。天气并不太凉。他现在在旅馆里吃饭，在家里只用一间屋子；其余的屋子又都锁上了。他想看点书，但很快便放下书来，脱了衣服上了床，看着炉火慢慢熄灭。他听见城中的大钟敲了十二下。“等这件事了结了，我想去欧洲，”他说，“我需要换换环境。不是我就是密西西比州，我们中间有一个得有点变化。”
也许还会有那么几个人聚集在栅栏前，因为这是那人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他那有着粗壮肩膀和小脑袋的身影会紧紧抓住了窗上的铁条，活像头猩猩，高声唱着，而天堂树那参差不齐的树叶的愁苦的阴影投射在他的身影上，投射在纵横交错的窗口，摇曳变化着，最后一批花朵已经凋落在人行道上，变成一摊摊黏糊糊的东西。霍拉斯在床上又翻了个身。“他们应该把人行道上那些讨厌的东西清扫干净，”他说，“该死。该死。真该死。”
第二天早上很晚了，他还在睡觉；他是在快天亮时才睡着的。有人敲门把他吵醒。那时候是六点半。他走去开门。门外站的是旅馆的黑人茶房。
“什么事？”霍拉斯说，“是戈德温太太让你来的吗？”
“她说要你起了床就去她那儿。”黑人说。
“告诉她我十分钟之内赶到旅馆。”
他进了旅馆，走过一个拿着那种医生用的小黑包的年轻人身边。他一直往前上了楼。女人站在半开的房门口，正朝过道张望。
“我到底还是把那医生请来了，”她说，“不过反正我本来就想……”那娃娃躺在床上，两眼紧闭，满脸通红，一头的汗，蜷缩的小手举在脑袋两边，仿佛被钉上十字架似的，他呼吸短促，嗓子里发出哨子似的喘息声。“他病了整整一夜。我出去弄了点药，想尽办法让他别闹，一直折腾到天亮。最后我找了医生。”她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孩子。“那儿有个女人，”她说，“一个年轻姑娘。”
“一个——”霍拉斯说，“噢，”他说，“是啊。你最好把这事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