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人想我。说是想得紧，想得不可终日。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血流成河、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走着一个想见我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吗？关于芝加哥，丑闻已经够多。关于我的丑闻，也够多了。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个人之间。用间谍术语，我和他们每个人是单线联系。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对方和我一样密藏。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是洗得干干净净、喷过科隆、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在白色浴巾下，摊得新鲜平整。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好吗？——好极了，你呢？好得不能再好。上次做完感受不错？超级棒！我们开始？——当然。雌性肉体偶然也有，坦率买卖，我卖的是力气，她们买的是伺候。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作“按摩”，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按摩师”。
伪装之下还有别的，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这时事情更简单，我和他都在局外，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完了事，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信都在我的皮包里。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信、账单、化妆盒、日记本。信是最重的一部分。信的啰嗦都是关于一件事：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因为信如此地啰嗦，我越来越冷下心来。
写信的人在香港，叫作黎若纳，今年六十岁差三个月。是这样，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第二次为人妻，什么也没带就走了。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本相簿。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她落下的东西很多：金项链、旧皮鞋、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我。于是，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得她带走。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
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黎若纳是谁？”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黎若纳是谁？”她才放心，不再问了。这年我九岁。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再也不说，不骂，不伤心了。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擀饺子皮，她会把我拖到一边，搂一会儿，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脱口出来一句“毒啊……”。她指什么，你马上明白了。她一直在想什么，你也明白了。如果不走运，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如此的没用，还会拆开它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嗦。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臭不要脸。她说，不要那样笑，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她说，再敢那样走路——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走到哪，现世到哪。我从此不能真笑，不能用真嗓音说话，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谁有这样的牙齿、头发、嘴角、眼神呢？它们是黎若纳的，它们要风流地顾盼、搔首弄姿，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七岁的我唱了个什么歌，一句词说“……天下无敌”。外婆说，想得美，谁无敌你也有敌。你的敌人叫黎若纳。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体内附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银行已关门。
没有关系，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来了，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手还年轻吧？豆蔻年华的十指，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支票面额都不小。八十，一百。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抢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渐入佳境，登峰造极。这双手和他们，也不知谁糟蹋了谁。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又来了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明的收入。机器响了，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我转过身，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秋天的夜晚八点，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躲闪着，走得贼一样快，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枪手们醒来了，暗娼们容光焕发，酒鬼们摩拳擦掌。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我的步子不快不慢，他们假如有好戏唱，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Party来了。我买了一份鸡沙拉，鸡是前天的，生菜是昨天的。要背叛黎若纳，就要吃垃圾。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眼馋，手馋，身子馋。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无美食，毋宁死。外婆的进化论——偷嘴，偷东西，偷人。
地铁站门口乞丐气味充胀到鼻腔和脑子里。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他们就输了。非乞丐们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咕哝一声“对不起，没有零钱”，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我从来不给乞丐钱，因为黎若纳总是给。黎若纳总是要“行行好”的，她该对她的丈夫和被她生到世上来的人“行行好”。她“行行好”是缺乏主次的，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三十岁，红色蜡染衬衫，白喇叭裤，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你能想象不？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在店里就吃下去。所以没有艳遇，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六把椅子，她没有座位，站着也是一样吃，一样不露寒碜，秀雅闲逸地吃，眼睛漫不经意地看着外面，为自己放哨。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刚在柜台前站定，在各种如花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一个男人说：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黎若纳一回头，好了，她口福艳福都来了。黎若纳直觉特别好，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场的人是金子堆大的。我现在能想象他们，马上配对儿，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
男人那低调的高贵，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那对一切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使黎若纳摇身一变，成了个无家累、未生育的女郎。男人把她带上楼。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许多高贵的美食，外貌是不花哨的，比如牛油清蛋糕。黎若纳太识货了，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才华的机会。机会来了。叫作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内裤是她自制的。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黎若纳自染，自裁，自制衣服、裙子、乳罩。一万个人里，你一眼能把她找出来。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要么过分宽大，要么过分窄小，合身的衣服多平庸。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我那时六岁，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
地铁经过一个站台。我看见站名了。黎若纳啰嗦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这个站上去，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等等，让我想想，是什么颜色？是浅米色的。门口站着守夜人，穿黑制服，对过有个咖啡店，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扇窗口。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黎若纳用圆珠笔费了多少口舌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出了电梯有个长几，上面放了一盆假花，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那个楼我不陌生。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应该不难认，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我的伏击不成功。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黎若纳想得美，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伏击之后我回到家，开了淋浴，想起没拿浴巾。取换洗衣服时，一只手还在翻找，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煮开水泡面，不是把面拿到灶前，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一连几天，天天行为倒错。
十月是个好月份，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它好还好在黎若纳停止啰嗦了。
茹比四十岁时，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她约我来吃她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我们是很无望的。她是同性恋，我连异性恋都不是。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也丝毫建立不起来。茹比在郊区上班，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为其采采花。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
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三块钱也开支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电话，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情爱是件暴烈的事。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相互间大声交谈。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一个亚洲女孩也可以同时看电影，听音乐，和人交谈。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同时干的每件事都干了就忘，没一件算数。
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邋遢，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头发真多，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我心里说，转过你的脸来。脸还真转过来了。由于衣服头发的似是而非，衬得她脸惊人的清爽。原来什么都是伪装，她既不野也不匪，她是披着狼皮的羔羊。那样舔舔嘴唇，十足的嗲小妹。笑起来她总是手背一提，好像要去挡她不太齐的牙。我仇恨自己这个动作，却是每回笑完才醒悟到。有什么可挡呢？我们没有美国孩子那样齐得恐怖的牙齿，也就没有他们的塑料笑容。亚洲女孩竟然也有向后蹩的小腿，脚在后面，人挺到前面去了。我就明智，从来不穿太紧的牛仔裤。黎若纳毫不顾忌，一双那样的小腿也愁不住她，照样喇叭裤、短裙子。
亚洲女孩忽然感到我在盯她。她把脸转向我的那一刹那，我把头调开了。她大概觉得让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盯比让男人盯可怕多了。我和她这个游戏便玩了起来。只要她回头，我就转脸。她的动作、神情太优美太多情了。让人想入非非的一个女孩。她一甩头发，多有看头啊！我在给人按摩时，这样一甩头发，男人们会突然走一走神。很多很多的头发，很有质感分量的头发，才能让她和我甩得这样倜傥。我自恋是没错的了。我迷恋这个亚洲女孩，因为她身上有我。
不对，她身上的那些多情优美、风流媚气明明是黎若纳的。我背上的汗毛刷地一下全部竖立。茹比付了钱过来，我已让过十来个人去我前头取食了。茹比在白种女人中算漂亮的吗？太近了，我早已失去了判断力。她很强烈，眼神、姿态、话语，都强烈得让人吃不消。我把托盘往角落里端，我可以待在暗地，让亚洲女孩在明处。
茹比吃了两口就停下刀叉说：“你他妈的在和另一个人一块吃饭。”
我说：“谁？”
她说：“是谁无所谓，反正你不在和我一块吃饭。”
我嬉皮笑脸：“男孩子们太让人心乱了，茹比，谁让你把我带到这里来？”
其实我还在毛骨悚然。
“我的教授是个挺帅的白痴，我要是个姑娘就和他来个一夜情。”茹比说，“要不要给你们介绍？”茹比强烈的灰眼睛看着我。
我皮很厚地说：“好啊。不过一夜情还费什么事介绍？”
茹比突然站起来，走了。茹比知道我旗帜鲜明，不和女人腻歪。她从来没给我得罪成这样。她找上来要我伤害她，我有什么办法？本来我想把亚洲女孩指给她看，话一讲出口就变了。一顿廉价自助餐直接成了残局。
我放下塑料刀叉，无趣极了。连个假戏真做的献花者也没了。我拿起皮包、外衣。茹比突然高大地又冒出来，在长条餐桌对过。她指着身边的络腮胡子男子，看着我：“怎么样？”
我以为我干那桩勾当干得不会脸红了。我把手伸过去，合在他伸过来的手上。络腮胡子把他的嘴唇烘托得艳丽无比。茹比坐下去，狂吃起来。黑胡子和艳红的嘴唇里是天然的牙齿，谢天谢地。因此笑容不像模子里倒出来的，虽然生硬、干燥。我想集中精力来施展一下魅力，眼睛不当心又溜到另一张桌去了。我看着二十岁的自己，那个百分之四十的侧影在丰茂的伪金发中。应该说，是看着二十岁的黎若纳。我的父亲就在我这个角度欣赏她吗？黎若纳是个让男人一看就心里打鼓的女人。他们一面想祸水祸水，一面就蹚了进去，谁也拦不住。
我一面吃，一面和络腮胡子打情骂俏，同时盯亚洲女孩的梢。同时做三件事，前两件都不算数。我说：“洛伦教授你和弗洛伊德长得一样。”他说不止你一人这样认为，他以为我说的话算数。他说：“茹比说你是舞蹈物理学博士。”我说：“茹比夸大了，我半途而废。不过舞蹈物理学无论如何都是废。”他说：“没错，和文学写作一样，早学成早废，晚学成晚废。”
他又把我的话当真了。他应该反驳一下，说，真是个有趣的学科！可他说：“你看，我就这么废人子弟。”
亚洲女孩是修什么学科的？有钱该修废人子弟的学科。亚洲女孩站起来，又去排队拿吃的。她拿了烤小排、煎鱼块回来。廉价自助餐里这两种最上档次。贪嘴的女孩。这个国家她算来对了，谁也不懂贪嘴是古典的羞耻。我接过洛伦教授的名片，看了一眼。他叫佳士瓦。我不得不给他一张名片。但愿他不需要局部的特殊按摩。他要走了，手还得给他。他握住它，这回握得不干不净了。你以为它只是只纤纤素手？那样一握就酥在你手里了？
手放开我，他眼睛一垂。这是个少见的细腻人物呢。他已明白握手时他走得远了点。一个缺乏廉耻的环球时代，我碰见了一个羞耻心未泯的佳士瓦。我刹那间收回神志，目送他走进人群。
茹比一会儿也不让我纯情，问我：“一夜还是两夜？”
我说：“你还有点眼力。他不是白痴。”
茹比说：“你读读他写的小说再发言吧。”
我已经把佳士瓦忘了，看着亚洲女孩吃得面若桃花。一个男人请她去吃海鲜大餐的话，她也就跟了他跑了。我在外婆严苛的训导下，终于培养出不贪馋的次要美德。所以男人们少了一件讨我好的事可做。
茹比上课去之后，我取消了下午的两个预约，在街上瞎逛。外婆的米缸是一座矿，能挖出金项链、翠戒指、玉手镯和一扎用丝发带捆住的信。翠戒指是爸给黎若纳的。他的继母去世，把这个翠戒指给了爸。玉手镯是爸攒钱给黎若纳买的。他们刚结婚他就答应给她买。黎若纳在旧货店看见一枚玉手镯就成了个耍赖的小女孩，拽不动推不动。爸答应她一有钱就给她买。那钱爸在二十年后才有。外婆成了只老狗，在米缸里刨啊刨，把宝贝一件件埋进去。黎若纳出走的第二天，外婆管爸叫“我儿”，让我管她叫“奶奶”。三人的关系就这么不伦不类地定下了，三年后爸带了个女人给外婆看，外婆立刻倒下，说是心脏病猝发。外婆犯心脏病是杀手锏，爸一有女人她就拿出来。
芝加哥的秋天夜晚最合我意，地上落叶让风带着滚动，沙啦啦啦。一本正经的人散光了，不三不四的人们把气氛弄得莫测，并有一点浪漫。所有灰暗的人影都在毒品和酒精的作用下行动。我怕谁呢？黎若纳把我和她的旧内裤一块扔了，谁还会要我的性命？楼是正派人的楼，五楼的窗子突然有了钢琴声。我出了电梯，面对长几和假花。假花后有面镜子，我看见亚洲女孩的神色附在我脸上。来这儿无非是我太好奇了，好奇得我不去赚下午的两张支票。
我按了一下门铃。一定不会马上有人来开。最好别开，我已经没好奇心了。门一开，我们全都没了退路。黎若纳就得到了救赎。
门却开得很快。果然是她。她的娇嗲原形毕露了：一身乳黄色室内服，背上一个小帽子。她像个吃母奶吃到二十岁的孩子。我说：“咳！”
她已经认出我是谁了，用英文说：“难怪！今天在学校是你吗？”我说：“你说呢？”我坚持用我标准的中国话。
她把我请进屋。我道歉自己做了不速之客，应该先打电话来。她问我什么时候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我说有一阵了。她用英文，我用中文，说着进了她的客厅。她为客厅的凌乱向我赔不是。我看出凌乱是伪装的，她用凌乱经营出一个可心的小窝。杂志上剪下的画页都颠三倒四地贴着，地上一大蓬红枫叶插在粗糙的铁皮桶里，全是别有用心。二十一岁已经是个打扮的老手，遇到什么，打扮什么。黎若纳穿不合体的衣服，让人过目不忘。
她叫我坐在地上的蒲团上。她不用沙发这样平庸的家具。
“不坐了，我马上还有事。”
她说：“是吗？”
我已经明白了。她没有想念我。什么都是黎若纳的操办。外婆把黎若纳的信放在米缸里，她以为这样就当了爸的家，爸就不想念黎若纳了。
我嘴上说：“早想来看你，一直都抽不出工夫。”
她说：“是吗？”
她这句话有点惹我恼火，好像说：谁相信呀？这年头同父同母的亲姐妹都嫌多余。
她冷淡，别有情致的冷淡。黎若纳说她想我想得上火。太滑稽了。我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个城市有个想我的人。我中了计。黎若纳无非想让我和她相互监视。或者她觉得她二十一岁的女儿在凶险的芝加哥得有个保护人兼保姆，于是我就光荣入选。
她问我想不想喝口热的，茶或咖啡。我说我马上要走了，不耽误她时间了，大概她功课很紧。她说那好吧，下次吧。你看，她就这个态度，来也行，走也好，都随我便。这个叫吴川的女孩。
我问她功课多不多。她说比在香港时好些。我又问她喜不喜欢她的选课。她耸耸肩。她全无所谓。我的谈话欲望给她的无所谓刺激起来，说我刚才听她弹钢琴了。她两眼一瞪，问我：“什么时候？”
我说上楼之前。
她说她已经一个月没开过钢琴盖子了。
我的自作多情原来可以导致美妙的琴声。我说那我听见的大概是你楼上或者楼下的人弹的琴。她说不可能，这种防噪音的窗子怎么可能把琴声从几层楼上漏到马路上呢？太好了。从这一点上看，吴川也是黎若纳，不懂人情世故，不知给人搭台阶让人下台。
厨房突然响起一声哨音。她跑出去，回来时端了一杯茶，不卑不亢往我面前一放。她什么时候去烧的水？我一进门她就打算请我喝茶？我说：“既然茶也烧好了，我就坐会儿。”她脸容毫不因此改动丝毫。她问我习惯坐蒲团吗，她特别讨厌沙发和椅子。她从小干什么都在地上。那也是一种豪华，不是什么人都有福气把桌子、沙发、床延伸成整个地面的。至少地面得有资格去当桌子、沙发。它至少得够干净，或者够柔软。那个金子堆大的老少爷惯使着母女俩别出心裁。
吴川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说不饿。她说那么一顿自助餐，大概是不会饿。我想那她问我吃晚饭没有干什么呢。她把一盘自烤的通心粉放在我面前。吃不吃自便，她无所谓。通心粉是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烧茶时她已经把它热上了。我毫无胃口，做出热情让她看了出来。她说不饿就不必吃，她明天可以当午饭。我问她自己吃过晚饭没有。她叫我不必管她，她随时都吃得下去。
冷场总是发生。她不懂冷场在这样的划时代相见中不可以频繁出现，因为哪一个冷场都可能导致终结。我在一个再也救不起的冷场中站起来，说：“哎呀，得走了，不然要迟到了。”她眼里露出莫名其妙来，好像说：并没有挽留你呀，你早就可以走的。
“哪天我请你出去吃饭。”我走到门口时说。
吴川笑一下，说：“好啊。”她没有说：“你有空再来我这儿吧。”也没有问：“你家住在哪里？”
我又是一阵无趣。她没等我走到假花就关上了门。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风打起哨来。芝加哥一夜间变色，一派铁青，树叶落完的枝干瘦削而锋利。我的生意红火，男人们在铁青色的大都市渴望温情。最丑陋、低下的温情，一百元可以买到。吴川的手连钢琴键也不屑于摸。手得好好洗，恶狠狠地搓上洗手液，一遍、两遍、三遍。不祥的芝加哥初冬，人们都胡乱约会，只要不是独处就好。两个人打电话给我，佳士瓦和吴川。吴川只是要把我落在她家的丝巾还给我。佳士瓦说他有两张舞剧票，他的伴儿黄了，一张票多余下来。他本来准备去剧场门口卖掉它，但他不愿和一个陌生人挨着坐。我说谢谢了，很荣幸他不把我当陌生人。他说顺便一块吃晚饭。我说那就在他学校附近选一家。因为我必须从吴川那里拿回我的丝巾。
晚餐时我粉墨登场。佳士瓦把我提拔成“非陌生人”，我得领情。选了一条黑裙子。这是我第一次买不减价的衣服。没什么新鲜想法，穿黑色总混得过去。佳士瓦在门口抽烟。他又让我心动一下：抽烟的男人现在是以稀为贵。蜡烛、鲜花、音乐，餐馆的人全是窃窃私语。今晚他想走多远？脱下大衣后，我说我一会儿要出去等一个人。他说叫那人到里面来，也一块喝一杯。我说约好在门口，只拿一件东西，她就走。佳士瓦故作俏皮：“是‘她’？那我放心了。”
一杯酒下肚，我们放肆了不少，可以把罪责推到酒上。我站起来，向侍者要我的大衣。佳士瓦也要他的大衣。我说他何必去风里陪冻一场？他说：“是吗，在刮风？和你在一块怎么不觉得呀？”要没有酒，这种初级殷勤比较倒我胃口。我还是不要他和我一道出去。他说他得确定一下，我等的那个人的确是个“她”。我把大衣还给侍者，说：“好吧，我打电话叫她进来吧。”我们重新坐下来，都有点累。我赶紧倒酒。喝了酒会不把许多事看穿，或者看穿也不要紧。我和佳士瓦眉来眼去，脚不老实了，在桌布下碰上也不躲开。我怕什么呢？怕佳士瓦相上吴川？他比吴川大十六岁，别逗了。吴川当然比我优越。二十一岁的白痴都比我优越，何况吴川不是白痴。我的确怕，这我得认账，我怕吴川向佳士瓦展示一个纯情、青春的我。一个二十一岁的我，没经历过遗弃，没让一大锅汤烫伤过，没有在游泳池边吸引过许多残酷的追寻目光。佳士瓦马上会比出优劣，任何男人看见了原版就不再会要残品。我的嫉妒心毒辣起来：吴川拥有的太多了，劫走了属于我的太多了！
我把电话拨通。吴川淡淡的声音出来了：“你这就出来吗？”她吃准是我打的电话，连“哈罗”都免了。我告诉她，到了餐馆门口，往里走，走到右后角。她说好的。我想，佳士瓦假如对吴川显露出兴趣，我和他就从“非陌生人”降一级。这个大都市“非陌生人”是最正常普遍流行的关系，连我和吴川都是这种关系，大家余地留得大着呢，缺了谁也不会受不了。
刚放下电话，吴川已站在我面前，身上一股刺鼻的寒气。她在餐馆门口站了至少十分钟。我说你早来了干吗不进来。她只是平淡地把我的丝巾放在我的椅背上，说：“不太冷。”她手在大背包里摸。我说：“把包拿下来，坐会儿。想吃点什么？”她把手从脖子后面一抽，我看见一条暗金的弧光。非常古雅的一条长丝巾，自来旧，金色很含蓄、暧昧，掺了旧旧的秋香色和锈色。变色龙似的，从哪个光调看它都让你小小地意外。
“你要吗？”吴川问我。
她的样子是随时准备我不要的。
“很漂亮。”我说。“那给你吧。”她也是漫不经意地把它往我椅背上一搭。我谢了她，她像没听见。叫她坐下吃点什么，她说她下面还有一节课，得马上回课堂去。再转过头，她小小的人儿已经给她的大背包挡住了。本想给佳士瓦和她介绍一下，她连嘴都没让我插上。
“很漂亮。”佳士瓦说。
“丝巾还是女孩？”我问。
“你妹妹和丝巾都很漂亮。”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妹妹？”
“到厨房里把那个意大利老厨子拉出来——他视力只有零点一，是靠手感和嗅觉烹饪——他一眼也看得出你们是姐妹俩。”佳士瓦说。
“不过我是她的下脚料做的。”
“不过我先见到你的，先入为主。”
我把丝巾拿过来，崭新的气味、质感。吴川把它随便往背包里一揉，和她乱七八糟的书、笔、绒衣塞作一团。她是真不经心，还是存心要减低送我礼物的生硬和隆重而故作不经心呢？她为了来见我，早早就跑到餐厅门口了，在冷风里站了那么久。她今天下午去了Marshfield还是Blooming-dale百货，花多少心思和时间选了这条长丝巾？她一定觉得我原有的那条太凑合，她认为我配更华贵的东西。黎若纳借这个二十一岁的吴川来评判我的审美格调，借吴川的手来操办我的形象设计。如此而已。所不合逻辑的是她巴巴地等在餐厅门外的芝加哥里受冻。
主菜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从容地吃了。佳士瓦不断看表。我们因为谈到我的童年而不断停下咀嚼。我讲的是我和父亲、外婆的生活。它让我讲成了一段充满阳光的日子。所有的悲剧细节都是自我解嘲。这就是黎若纳在一次次怀孕、一次次流产，最终留住了吴川的那段岁月。我告诉佳士瓦，外婆买了五只螃蟹，也养在米缸里。米缸可以养肥螃蟹，能从头年秋天养到来年春天，这样过春节就能吃上完全不宜时的螃蟹。螃蟹全钻到了米缸底下，外婆用手去刨，手指被钳住。我解救外婆时，发现了一札札的信，大部分是给爸的，一小部分是给我的。黎若纳多的是时间，用写信消磨。
“说明你母亲还是爱你的，也爱你父亲。”佳士瓦说。
“她很滥情。反正她有的是感情。她不相信有人会不要她的感情。”
“你妹妹大概是个最幸福的女孩。”
“大概。”
我们起身，佳士瓦为我穿大衣。他把新的长丝巾挂在我脖子上。他钟情于吴川的选择。黎若纳一次要从香港回来看我。十七岁的我对同病室的人说我妈星期五来看我。第二个星期五，我还是坐在医院的花园里等，怕探视时间过了，黎若纳给挡在楼下。一个二十五岁的病友很久没下过床，被捆绑在大大小小橡皮管子和支架中。她从鼻子里插的氧气管里对我笑，问我见到我妈没有。我告诉她我妈下星期五一定来，这星期她没买到从香港飞此地的机票。第三个星期五，二十五岁的女病友问香港的机票买到没有。她已经不再为我望眼欲穿，她已经在等待我的谎言破产。她是一位女军官，天天有男女老少众星捧月地围在她床边。第四个星期五，黎若纳把电话打到护士值班室，说她下星期肯定来。第五个星期四夜里，二十五岁的女病友死了，黎若纳还是没来。黎若纳造的孽可真够深重，二十五岁的一条生命都在我的等待中耗尽。谅她也没脸皮再打电话来。爸说她已到达，突然收到香港急电又返回了香港。黄胆肝炎造成轻度肝腹水的我还远远没有成为黎若纳的急事。爸从此天天下午来医院。违反医院规矩，他不管，他的探视要抵上双份儿。半年后，爸带着康复的我去了邮局，在隔音室里的咆哮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他说黎若纳抛弃一个孩子一次够了，不必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五个星期五，一个女孩经历了五次抛弃。隔音室的门开了，黎若纳要和我说话。我摇摇头。这样多累？那五个星期五，黎若纳把大家都累得够呛，把她自己也累着了。我可累不起了，连上楼梯都得爸背。隔音室的门又关了。爸还在张牙舞爪，口沫横飞。手突然停在半空中，听到那头有句令他意外的话。我没问他听到什么样的无赖借口，随黎若纳去编瞎话吧。她的借口打动了爸。她的借口一向打动爸，也只能打动他。外婆去世前，叫我把米缸里的信全烧掉。她说：“你要信了那些信上的花言巧语的话，就脱下衣服看看你身上的疤，看她怎么把你弄成了个‘花人’。”
我看着舞台上的吉赛尔幽灵，怎么会有人把忧郁和感伤用肢体表白得这样好？语词是及不上的。语词表白忧郁和伤感都那么不得体，那么矫揉造作。我的右手被试试探探地拉住了。要是告诉了佳士瓦这右手的功用，他会不会还拉它？这是一只掌握着许多人糜烂享乐的手，它在操纵出一声紧一声的糜烂呻吟时只有一个热望：毁了进入到这手心里来的东西。现在佳士瓦把他的手也交了进来。我该告诉他它冷酷而凶残，只想毁掉进入它掌握的东西。任何东西。
星期六晚上，我到吴川的公寓楼下接她。我邀请她吃螃蟹大餐。到了六点，她还没下来。我把车停进附近的收费停车场，上楼去了。她在家，就是不接电话。原因是有的，一个艺术学院的男生和她在一起。螃蟹大餐有了第二个客人。餐中，头上包着义和团头巾的白种男生和我谈起伊拉克战争来。他让我意外：所有艺术学院的师生都仇恨布什的保皇党，他竟然是个战争支持者。理论是这样：动不动就斩人首的民族该灭绝。戴义和团头巾的小纳粹想挑起一场论战。我可不想累着自己，说他的理论有一部分道理。他问我哪一部分。我说一大部分。他搂了吴川一下，庆贺我对他的认同。
“我很愿意和你这样的人谈话。”他说。为他的纳粹理论队伍拉到一名壮丁，他觉得今晚赏光来吃饭吃对了。“你一看就有思想，很有力量的性格。”
“你也是。”我随口胡扯。管它呢，好话便宜得很。
吴川插嘴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她用中国话问我，眼神把我弄成了家长。
“还不错。这要你自己多了解才行。”我说，“什么时候认识的？一个礼拜有没有？”我笑得很慈祥。
“我们认识有半个学期了。他是文学系的。”
我连吴川是什么系都不知道。我做了个眼色，叫她别讲中文，让小纳粹不舒服。小纳粹看出来了，笑着说他一点也没有不舒服。他不懂我们的谈话更利于他观察人的“非语言表达”。这是文学中最精华的东西：真的表达，往往在语言之外。他为显示自己的不平淡不乏味，故作偏执。他是个很聪明的人，那份聪明得兑上水，稀释稀释，就不会很腻人了。
吴川是倾心于他的。他说她肯定不敢在眉毛上穿洞，戴上眉环。吴川说那是因为她皮肤不好，爱发炎。他说得了吧。吴川说我们都是疤痕体质，她指我和她。小纳粹说那太可惜了，不然你会蛮酷的。
我很想跟吴川说：别理他。多好一张脸去捅出乱七八糟的窟窿来，疯啦？我当然不会说，没人来问我的意见。并且现在的孩子们，只会在年长人的反对中得到激励。反对越猛烈，他们越义无反顾。
“你说呢？”吴川问我。她手上出现了一面小镜子，自己用手在眉毛上捏弄。“这里戴一个银耳环，你说怎么样？”她眼睛从镜子后面升上来，严峻地看着我。
“你不是疤痕体质了？”我半认真半玩笑。
“我不知道。妈妈说你是，所以我想我也是。”
看看，黎若纳把这个小人儿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二十一年。一块破碎、一条裂纹也没有。难怪那样心急火燎，一封信啰嗦五张纸，要我替她看管这个小人儿。要我和小纳粹这样的男生们奋战，争夺她。我那见不得的身体，那浮雕一样的疤痕。黎若纳和老花花公子吴岱野得魂也没了，把一锅烧滚的汤放在我的玩具柜沿上。爸听见一声惨号从里屋出来。他的女儿只有后背没了前胸。七岁的我成了只剥皮兔子，躺在急诊床上，惨叫把陌生人的眼泪都引了出来。黎若纳没有因为她的痛悔而收心。她还是走了。连我植皮手术的最后结果也没顾上看，就和吴岱去蜜月了。
吴川对自己的冰清玉洁、无痕无疤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催问我：“你真的认为我眉毛上戴个环好看？”
我本来想说：“嘿，你别把我扯进去，我不负这个责！”可话到嘴边，成了：“也许不难看。不过得选一个合适你的耳环，特别细巧才行。”
她马上扬眉咧嘴。我从来没见她给过我这么璀璨的笑脸。我是想笼络她的心，还是不忍心违她的意，我不知道。我是讨好她为博她一个笑脸吗？我也吃不准。反正她马上把我当成死党了。不管明天怎样，今天晚上她有个死党也不错。这年头，能热闹就热闹一下，过后谁不想谁也罢。美国谁也不愿意做强迫别人意志的人，没有“为你好”这种老掉牙的呵护。爸都不去强迫黎若纳的意志。用外婆的话说爸是个“爱憎不分明”的人。经历了黎若纳，我也懒得去爱去憎了。
吴川在隆冬里走来走去，一边眉毛剃没了，肿得粉红发亮。眉环在炎症消下去后终于出现在她脸上。必须是纯白金的。她可是个豌豆上的公主，反正老花花公子有钱。她因为我的支持而和我亲了不少。我收买人心收买得不错。无论如何，爸收买了黎若纳的心。她跟我说这世上她最爱的人是爸。无耻啊无耻。吴川的肚脐上也出现了一个环。她问我喜欢不喜欢。我喜欢不喜欢好像作数似的。既然不作数我就说：“下一个环往哪里挂？”我装得开明至极。她为讨好小纳粹把自己弄得千疮百孔。我为讨好她而放弃任何见解。佳士瓦请我和吴川去他家，见了小纳粹脸就阴了。他事后叫我无论付什么代价也要拆散他们。佳士瓦是小纳粹的教授，怀疑小纳粹和他系里不少“年轻作家”一样，无恶不作。
证实佳士瓦的话是在新年除夕。我邀了一大群人到我公寓作乐。茹比居然偷到了腊梅花。我怀疑她从林肯街的某家花店里订购的腊梅，付了惊人的价钱，偏要说是偷的。偷花多诗意，古典骑士行为。茹比和小纳粹选过同一门课，很玩得来。小纳粹马上满口大词儿，和茹比陷入了“魔幻现实主义”。佳士瓦和我各自拿了酒到积了雪的晾台上。冬天是我的季节，可以迟迟不让佳士瓦剥下我的衣服，把他吓着。荷尔蒙会在漫长冬天中消耗或平息，大家没了激情后会美好平淡地做朋友。佳士瓦会永远看不透我，误认为我像吴川一样美好无损。
茹比以为我和佳士瓦进展迅猛，不断和我挤眉弄眼，意思是：你可真行，一夜情堕落成恋爱啦？客人们到齐了，老少参差，不过都很“波西米亚”。我成了最正统的形象。我发现佳士瓦的眼睛锋利得很。他目光的终点是走廊尽头的浴室。我看看烛光中一屋子人影，没了戴义和团头巾的和染三色金发的。我突然爱上了佳士瓦，他居然暗暗保护着吴川。
他和我目光碰上，耸了耸肩。我回头应付了一个客人的提问，回过头来看佳士瓦时，他已在浴室门口了。门突然开了，小纳粹笔直的鼻梁对着佳士瓦胡须浓密的下巴。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
小纳粹问：“干什么？”
佳士瓦说：“你在干什么？”
小纳粹说：“是我先问的。你趴在门缝上，想干什么？”
佳士瓦说：“我想干的就是想弄清你在里面干什么。”
小纳粹走出来，把浴室的门关严实。吴川给关在里面，在穿衣服。我参与进去将是什么角色？必须出一下场，算party主持人吧。我上去，半个醉汉的嬉笑：“你们干吗呀？佳士瓦，餐馆送菜来了，帮我一把。”我把右手搭在他雄厚的背上，轻浮得让佳士瓦一振：有希望了，不久他可以消灭我和他的礼貌关系。我把佳士瓦拉走。小纳粹又进去了。我的浴室是他和吴川的野战爱巢。
“你以为他俩在做爱？”佳士瓦问，喝酒之后络腮胡子和嘴唇更是红与黑分明。
“你不让他们在这儿做他们也有地方做。这个年纪随处可做。”
“他在教唆吴川用毒品！”
我没话了。黎若纳守了二十一年，她现在该来看看她无瑕无疵的宝贝。我转回头，气势是要把门踹开。临门一脚不灵，无力地落回原地。我对里面两个孽障说：“餐馆送菜来了，晚了全让我们吃光了，啊？”
我发现自己的右手捏成个拳，微微发抖。吴川什么都要尝尝，让她尝去，我悲愤什么？我是谁？也配为黎若纳和千万富翁的继承人担这份心？这回我就是想不开，看不透，非得把小纳粹废了不解恨。
吴川在里面答应了我：“我马上出来，姐！”
我的右手软下来。我为有生以来头次听到的这声“姐”酥了半边。居然鼻子也酸了。她声音里有领情知恩，我没有当面拆她的台。我叮了一句：“菜凉了，可不好吃了，啊？”然后走开了。佳士瓦上来和我说了好几句话，我都没听见；他的愤怒激烈的手势，我也视而不见。要让她叫我姐，就得包容她的“酷”，把放纵作为理解来施行。一切严加干涉都会让她马上收回那个娇憨无比的“姐”！
得承认我也有颗容易被收买的心。我头晕眼花地醉在那一声“姐”里。佳士瓦的话始终没有意义。他在和我闹什么？茹比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对我耳朵吹着酒气：“佳士瓦神经质。年轻人哪天不作点歹？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说：“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茹比瞪着我。
“你不知道他俩在里头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在里头吸毒，是这意思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这么干过。二十年前我什么没干过？”茹比觉得受到了小看，“我还差点和一个小伙子私奔呢。我爱那小伙子，因为他像姑娘。”
我眼睛的余光看见烛光里出现一顶紫色的义和团头巾。余光中还有个络腮胡子像匹大兽似的走近吴川。没错，佳士瓦成了个神经质的家长。
吴川垂着眼皮，嘴含笑意。和小纳粹紧密相处了没多久，她已经把他的笑容学来了。那种对家长和长辈很宽恕的笑。那种和老古板们不一般见识的笑。
所有客人在十多种酒的混合作用下开始失态。音乐开得吵闹无比，大家骨头也轻了，扭动着腰和臀。电视上的人脸和这屋里的人脸一模一样，都在努力地、歇斯底里地欢乐。早就不再追求内在的、真正的情感满足了。存在的就是这种图解式的狂欢。过后他们谁也不需要谁，谁也不敢需要谁。美国式的硬汉，装扮久了就成了真。我本来要进厨房，到门口看见一位女客在里面取冰块，赶紧躲避。集体撒欢很省力，一旦和谁单独面对面，都紧张得手足无措。所以有个人叫一声“姐”，心是值得为之一酥的。
我现在一个人在厨房里，心惊肉跳地享受这一刹那的自由。因为这自由随时会被剥夺。仿佛和情人生离死别之前，等待机场的登机广播那样心惊肉跳。一个人终于结束了我的自由。小纳粹。“Hi！”他说。
我得马上出去。搜肠刮肚地找话说将抵消酒所造成的好脾气、好情绪。我和他瞎搭了两句讪就向厨房外走。他叫住了我。小纳粹真是个很累人的人。这得多自信、多张狂的人，才敢制造这种狭路相逢的对峙？他还真自信，把面孔摆在我目光的焦点里，绝不躲开。
“其实姐妹俩中间，我更欣赏姐姐。”他说。
我做出一个“你有病”的表情，笑起来。让他明白不是他在调戏我，而是我随时会调戏他。我在他眼前，摆出情场老女人的架势。
“真的。我第一次见你，就想，什么时候我一定把这句话告诉你。”
“什么话？”
“我刚说的那句话。”
“你小子当心一点。”
“当心你翻舌？你要我现在自己去告诉她吗？她不会吃你醋的。”
我哈哈大笑。我可以笑得很野、很浪。有的男顾客想进一步拓展我对他们的服务，我就这样哈哈大笑。
“有什么值得你笑的？”小纳粹问，自信垮了一半。
“就你也配吴川为你吃醋？”
过了好几秒钟，他低声说：“满足了——戳伤一份真心就让你那么满足？”
我喝了一口酒，用餐巾沾沾嘴唇。“需要按摩吗？”我问他。
他莫名其妙。
“我免费给你按摩。”我说。
他害怕起来，转身逃了。小东西，以为自己多么复杂、病态，吴川的纯洁让他不得施展。纯洁是缺陷，他可以帮忙让吴川弥补这一缺陷，但他仍感到屈才。他面对我的复杂、病态，才没了那份屈才感。他虽然不是个玩意儿，蠢是不蠢的，至少预感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不可见人之处。他也许多情，但足够阴暗。
我把吴川留下，借口是需要人帮我打扫狼藉。我在第二间卧室里铺了雪白的被褥。她一下子扑到床上，肚子朝下，把自己往上弹。她穿了我的睡衣，嫌大，看上去只有十二岁。吸毒、做爱都经历了，还在皮肉上穿出若干窟窿。我看她在雪白的床上撒欢，心里一阵不适。人们管这种不适叫作“柔情”。
“以后你想来就来，这床就是你的了。”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串钥匙：“喏，这是楼下大门的，这是公寓的。”
“这床以前是谁的？”
“空的。”
“那干吗摆张床？”
“我有第六感呗。”
“第六感觉告诉你我会考上芝加哥的大学？”
“我一直留着这张床，因为它很适合你。”
这种话让我们难为情，比较夸张，恋人之间用来调动、催化激情的。这床是前面房主女儿的，我买下公寓它已经在这屋里。茹比把它叫作“茹比的床”。我在发现茹比的性倾向之后从不冒风险让她过夜，闩上门也不行。茹比说她要找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我阳台下唱小夜曲，这样我会把门钥匙扔下去。我和茹比好就好在我们都逗得起，关系建立在相互间的幻灭上。我却生怕吴川对姊妹关系幻灭。
她说她要洗个澡，我替她把毛巾准备好。五分钟后她在浴室里喊我：“姐，拜托帮我拿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自己的洗发露，在我背包里！我的头发让染料烧坏了，得用专门的洗发露。”
她的包是一个大杂货铺，从鱿鱼干到长筒袜到书、本、文具，一直到洗发露、避孕药、牙刷。她早就准备要在我这里住的，假如今晚我不邀请她住，大概她会有一次微度幻灭。我后怕起来。
我把洗发露递给她，又把摊了一地的杂货收进她背包。这哪里是学生的书包，简直是步兵行囊。
等她粉嫩地从浴室出来，我说：“你天天都背这么多行李上学？”
“啊。”她弓身擦着头发。
“到处带洗发露、牙刷、内裤？”
“啊。万一要在外面过夜。”
她是随时准备上男孩子那儿去过夜，还是随时准备到我这里来过夜我不会问下去，怕证实自己自作多情。她回到她的房间，开始打电话。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捧腹大笑，终于和小纳粹依依不舍地道了晚安，我敲了敲她的门。她起来开了门，一个玉人儿，可惜眉毛上有那个多余的环。
“我觉得你和璜不要走得太近。”我说。璜是小纳粹的名字。
她眼里出现了防御：“为什么？”
“他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能应付吸毒、泛性。你是从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来的。”
“我也能应付。”她开始出现不屈的神色。
“你觉得你上不了毒瘾？”
“我就试试看，一共没试过几次。”
“可他是成了瘾的人。”
“你怎么知道？”
“不然他怎么连一个都熬不过去？”
“他说那些人太没趣了。”
“认为别人没趣的人，往往自己最没趣。”
她的眼神有了不少敌意。我感觉自己在她面前成了黎若纳。她概念中的姐妹情谊不包括一个老三老四摆出行为指南的女长者。或许正是为了逃出黎若纳的嗓音污染她选择了遥远的芝加哥。我后悔自己刚才多余的关怀，嘴上又出来一句：“你太单纯……”
“我才不单纯！”吴川抗议道。
“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接触到优秀的男孩……”
“什么是优秀？西北大学商学院的，还是医学院的？他们是最没劲的人。毕业以后是什么样，一直到他们退休是什么样，我一眼看到头。我又不要和璜结婚，我们就在一块快活。为什么你们都恨我快活？”
没错，她的“你们”里包括我、黎若纳、吴岱。一想到我和黎若纳为伍，我情绪马上败坏。我告诉吴川她该好自为之，就和她道了晚安。她又回到电话上去，不一会儿又笑成一摊了。人家把我抬举成了“姐”，我还煞有介事了呢。黎若纳的女儿在我鼻子下用毒，泛性，肚脐眼戴耳环。黎若纳用意原来在此，她让我帮她镇压，让我去失败，到末了无法交账。我听着关紧的门里吴川还在和电话里的小纳粹缠绵，我想，她使起性子来就不是她自己了，是黎若纳。我使起性子来，外婆根本不和我搭一句话。她说：“我理你干吗？那又不是你，是黎若纳附体了。”长大以后，一旦做错事，我就和外婆说：“别怪我啊，怪黎若纳。”黎若纳是没人能驯服的，我凭什么想驯服她女儿？
早晨我头昏脑涨地起床，到楼下拿了报纸。读完了报，吴川屋里还是一片深深的睡眠。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盒牛奶。等我回来，吴川已走了，在我的字条上写了一行英文：抱歉，上午有约会。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她躲在卧室里，听着我刷牙、洗脸、读报、喝咖啡，等待时机溜走。她在床上支着耳朵，听电话铃，假如我和电话上的人聊起来，她可以匆匆从客厅走过，匆匆一挥手，就溜出门。她盼望佳士瓦来电话。这样就有无尽的废话可说，像她和小纳粹一样，什么也不说就能把一次通话进行一两个小时。佳士瓦来电话是她溜走的最好机会。而那万恶的电话，就是不来。她终于听到我出门、锁门的声音。去稍远的地方我才会锁门。她一个挺子打起来，穿了衣服背上行囊就出发。也许早就把衣服穿好了。也许在行囊里看见我翻检的痕迹，恶心地一撇嘴。她出门前看一眼床头柜上的钥匙。我昨晚给她的。她笑了笑，像老鼠识破鼠夹子一样对钥匙笑。
整整一天，我像丧家犬一样在购货中心晃悠。买了新年后减价的皮毛、大衣、毛衣，花了近两千块。我大包小包地流浪到一个便餐馆，吃一份沙拉，再去下一个便餐馆，吃一模一样的沙拉。我又横遭抛弃。我那么小心，下场还是一样。我绝不会再找佳士瓦，因为会有个同样落套的结局。黎若纳一次一次地解释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只好瞪着她。她的抛弃过程漫长。一次一次来我和爸所居住的省城，外婆说让她死了这条心——她想见我们？除非伤疤长平了。爸却偷偷地和她见面，听她睁着标致的眼睛说瞎话。爸把我从外婆那里偷出来，并不说我们去哪里，只是做鬼脸。他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可悲人物，从滥情的女人那里得到点情感渣子也是好的。黎若纳拥有十倍于正常人的情感，把它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是丰厚的，爸就这样想开了。爸觉得他得到的一份最多，还有什么可怨。爸管那种万念俱灰的心态叫“与世无争”，管他们万念俱灰的一代人叫“老知青”。爸手拉着十八岁的我去宾馆的七楼。捺一下门铃，他扭头来对我胸有成竹地笑。他突然伸手把我额上几根乱发抹到头顶上，突然再伸手把它们拉回来，匆匆摆出一个形态。门开了，门里的人看见我从爸的手里一犟。那是一个陷阱，门里和门外人一块为我设的。我逃不脱了，板着毫无血色的脸走进去。一间大客厅，地上摊着画、丝绸、话梅、一个男人。那男人在打电话，见有客人来也不从地上爬起来。爸说他晚上来接我。我和现在的吴川一样，拿出的姿态如今该叫酷：毫不动容，宠辱不惊。让黎若纳又是拥抱又是哽吟地去累她自己。她不管地上摊了多少东西，包括那个男人，把我拉到沙发上，说她在我这岁数没我这样秀气。她该看看她的手艺——我衬衫里那块从胸到腹的疤痕。她不管地上躺着打电话的人正说到了哪里，大声叫：“吴岱！看看，你看到少女的我了！”她的眼泪把脸上的红红蓝蓝晕开了，我都害臊。
吴岱马上挂了电话，从地上爬起来：“啊呀！我好不像话，不知道贵客来了！”
老花花公子很精干，一看就是金子堆大的，也是玩大玩老的。爸这时站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拉住扶杆，想他到底让黎若纳和我母女团圆了。老花花公子提议去吃午餐。城市唯一的上等人餐馆在外汇商场楼上。饭后黎若纳和吴岱逛着商场消食。首饰柜台前，黎若纳看到一串珍珠项链，每颗珠子都闪着七彩。她抬头看一眼老花花公子的背影，掏出庞大的钱包。我立刻把脸调开。一个盒子贼溜溜地塞进了我手心。我脸滚烫，说：“我不要！我要这个干吗！”黎若纳耳语说：“女孩子大了，应该戴根项链。”我还是不要，眼睛瞪着她，让她看我没有这么好收买。她眼皮上的蓝色一翻，看了吴岱的背影一眼：“快收起来，别让他看见！”她做我的主，打开我的书包，把装着珍珠的锦盒硬塞进去。我羞恼得浑身无力，她把我变成了她的私房。你以为人阔到那程度就不是市侩了？你错了。可怕的是她也把我拉进了这种市侩勾当。她给我的伤害已足够，没必要再来伤害一次。这样偷鸡摸狗的母爱，比所有伤害都深，因为它含有下贱和羞辱。
我给吴川打电话。我一共才拨过三次她的电话号码，手指头已经老马识途。吴川的口气已经是个芝加哥人，不冷不热，进退两可。真为了小纳粹和我生分？原来也没熟起来：两人都没掌握好亲热的进度，太急切地要把茫茫芝加哥的两个陌生女子变成手足。她叫我“姐”口齿含混，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称谓，已过早被她叫出口，不好收回去罢了。
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东拉西扯。我说我在试穿新年大减价的剩余物资，问她要不要来拿几件衣服走。大减价的衣服号码不齐，让大胖子和小瘦子打扫战场。她说她功课太多，再说我的格调和她差那么远，号码合适也没用。又成了自作多情，芝加哥人最怕的一桩事。人们越来越谨慎，生怕把感情拿出来别人不要。芝加哥呼啸的冬天到处飘着没人要的感情。吴川为我买了那么一条典雅高贵的长丝巾，却要像弃物一样拿出来，还问：你要吗？为她自己的退路步步设防。原来她比我世故，比我明智。假如我们按那个“无所谓”的格调开展情谊，这时我就不会抱着一头热的电话发呆了。吴川那边挂断很久了，现在线路上是电子合成的声音，教我如何先挂断，再如何重拨号。她重复说请挂上电话。中性的情感和情绪，最保险，最正确。那正确的声音就是吴川的延续。我赶紧挂了电话。
春节，中国大使馆邀请两百多名中国人参加宴会。我得到两份请柬。吴川会和我一块去吗？我留了言。球踢在她那边了，她看着办。佳士瓦把球踢到了我这边。离宴会还有半小时，佳士瓦的球又踢过来。我脱口说：“想和我一块去赴宴吗？”“好极了，什么时候？”“半小时后。”
我们约好在大使馆门口见，然后我便胡乱在脸上涂了点颜色。红灯很多，够我把睫毛液刷上，扫上眼影。停车场闹车灾，车子一寸寸往里爬，我可以刷腮红，勾唇线。堵塞继续下去，我的脸就可以化得谁也不认识了。车上了三楼，我兴致盎然地继续糟蹋自己的脸。佳士瓦果然大惊失色，问我要去哪里参加假面舞会。他的手已从裤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递给我，表情是“请自重”。我大笑起来，说假如停车场再挤些，我就成功地把自己化成陌生人，从他眼皮下溜走。
他说：“你以为你不是陌生人？这一个多月，你我不就是陌生人吗？”
他动手来擦我眼皮上的彩虹。一个老手，很会摆布女人的脸。他把我拉到路灯下，往后退退，又上来轻轻擦几下。好了。他拉起我的右手。右手在他口袋里了，很温暖。右手最近恢复了一般的手的功用，那些老主顾们订特殊服务的预约都让我回绝了。它决定洁身自好，为此刻能心安理得地给佳士瓦握？也许。大使馆门口挤了一大群中国留学生，一个红头发在人群里。我叫道：吴川！
她一个人。小纳粹呢？
我从佳士瓦手里挣脱，跑过马路。一辆车开过，碾在我拖在身后的阴影和魂上。我不知怎样已把吴川的手抓住。刹那间我明白了自己。为了能这样拉住她的手，我开始让我的手洁身自好。我不愿从那些不见天日的所在冒出来，面对她。我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她使我对那乌七八糟的晦暗收入恶心透顶。
“你怎么才来？”她说，分寸感、距离感都好。
“你怎么不进去？外面多冷！”我说。我眼睛不去看她的一头红发。假如她一头绿发我也绝不评说。
“我没请柬呀。”她眼睛瞥一下穿过马路的佳士瓦。
原来她在等我带她进去。她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接受了我的邀请，早早冻在冷风里等我。我呢，身边跟了个佳士瓦。佳士瓦什么也不明白，说他打听到大使馆发出三百多张请柬，却只有两百多个座位，被堵在外面的，等于拿的是误印的请柬。他建议我们去唐人街馆子，自己款待自己一顿。
吴川不愿意去，说她重感冒还没好，这时瞌睡上来了。
“你病了？”我问。她病了，才没回我电话？病得那么重，也不耽误她变成一头红发。我说：“真要命，你该给我打个电话呀。”
“感冒又不算病。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人没感冒。”她淡淡地说。赶紧把距离拉开，别让我又把挺淡雅的事情给弄俗。我只好随她去。得好好学，才做得成姊妹。我和佳士瓦不勉强她一块去吃年夜饭了，开车把她送到家，热烈告别都免了。大年三十，黎若纳心很定，她女儿一定和我一起热闹。吴川的红头发闪进玻璃门里，足够孤单了，还要把自己弄成另类。
天突然发邪似的暖起来，密西根大街上出现了穿短裤跑步的人。才不到三月，人们坐在露天餐厅、咖啡店，芝加哥人最懂开好天气的洋荤。我和吴川也坐在露天餐厅吃三明治，不知不觉话都多起来。她穿一件银色的薄羽绒背心，A/X，最流行的款式。我说她的新背心好时髦。她说也就这一件还能穿，其他的丑死了，每次寄来都白寄。
她是指黎若纳给她寄的衣服。她不当心走漏了黎若纳对她宠的程度。宠她宠成心头肉吴老少爷都拥护，用不着咬耳朵、挤眼睛，偷情一样藏藏掖掖。十八岁受她那条珍珠项链的羞辱又来了。黎若纳也许又搞了什么花样，对吴川说：“可别告诉姐姐啊，我没有给她寄。”她会自我圆场地加一句：“好多年不见她，我不知她长什么样，寄了她会不喜欢的。”随着好天气来的好心情没了。我突然问：“八七年十月份，你是不是病了？”
吴川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我怎么会记得？我才三岁。”
我说黎若纳那年九月从香港飞过来，下了飞机又返回香港了。
吴川想起来了。她摔了一跤，把下巴摔破了。黎若纳赶回去，是要找一位缝合技术最高的美容医生给她缝伤口。我扳过吴川的脸，让她的脸全部在阳光里，然后我抬起她的下巴。我的右手，动作像个粗人。她本来给阳光刺得眯细了眼，我这一动，她瞥我一眼。我说那美容医生果然技术高超，缝得影子也没有。得付一大堆票子吧？她头一摆，下巴从我右手的掌控中出去了。她觉出什么异样，看着我。我又说：“再贵也没关系，反正有个千万富翁的爷爷。”
我知道我此刻一副市侩腔，但我没办法。一个摔破的下巴就是黎若纳当时的十万火急。我呢？濒临死亡的女病友都为我等大了眼睛，等长了脖子。我的一张张“病危通知单”始终不能成为黎若纳的急事。
我的市侩还在于我沉得住气。马上就和吴川说这些我不是太小气？不就显出我和她争宠？难道我稀罕黎若纳的宠？我和吴川扯到别的事上，扯到我想去她学校当合同教员，挣半份薪水。她们学校在公开招聘教现代舞的合同教师，半工。我们一个中文、一个英文地聊着，像许多中国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吴川高兴了，大声说：“那我下学期选修你的课！”
“那你逃学我也给你满分。”
“我再选佳士瓦的课，也可以逃学。”
“他没我这么疼你。”
“他疼你。”
我让她逗我，我不接话，一牵扯到小纳粹又不欢而散。假如我告诉吴川，新年除夕他在厨房里企图用语言揩我的油，她会醒悟的。也许不会。拿出我们这些人的是非观和他们对话，他们会像遇着了大傻瓜。
“你为什么不和佳士瓦做情人？他还是有点性感的，在你们这个年纪的人里，就不错了。”她一本正经地说。那意思听上去是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死活都不性感，你就将就和佳士瓦混混吧。
我突然说：“没有爱情，做什么情人？”我改口讲英文。
吴川看着我，上唇有往上跑的意思，好像是给我一句：“少肉麻！”我们这个年纪都去电影院听那个字眼，肉麻一下就出来。
“你不爱璜？”
她一看没处逃遁了，只好陪我肉麻。她说：“你为什么和佳士瓦没有爱情？”
“我不知道。好像不是老有。你和璜呢？”
她认真地看着我。能让人认真看一会儿是极不易的事。大家都像为着什么事心虚，最怕认真地脸对脸、眼对眼。
我说：“上次我太武断了，不该说璜的坏话。对不起……”
她像被刺痛一样一缩。我的“对不起”刺痛了她吗？
我多想让她明白我是为她好。她说话了。她说：“我知道啦。我没生气呀。不是在听你的话吗？”
“我比你大十几岁，事和人多经历了十几年。”我一面说一面挑自己的毛病：太婆婆妈妈，太老气横秋。可我还是蠢巴巴地把话往下说，“就是学艺术，也有很多品行好的男孩子。”
吴川不说话，看着大街上心情灿烂的人们。再婆婆妈妈下去是自找没趣。可我停不下来，讲到茹比年轻时的荒唐。现在她老说自己只有三十岁，因为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彻底虚度。人对糜烂的东西可以好奇，但不必亲自去一一经历。我知道我已经说多了，又把“姐姐”的角色当了真，并且是古板而乡里乡气的“姐姐”。吴川的沉默越来越不祥，我装着兴致勃勃地跳起来，说：“哎呀，我忘了，我得去买双鞋！陪我去吧？”
她慢慢扭回头，看我一眼，看我是不是对劲儿：情绪怎么没个上下文衔接。
她是进了商场才跟我和解的。虽然她还是一句话没有，但我知道她跟我和解了。她看我试一双双古怪离奇的鞋，明知道我不会买，却在减价货架和我之间来回跑，为我拿来更另类的鞋。全是名牌，她的名牌学问一流。
我看她终于坐下来，找乐地蹬上一双矮靴，鞋尖可以做匕首，装饰得不够正派，风尘味十足。但她穿着它们在镜子前来回走。一头披肩红发，配那样的鞋，和她非常乖的脸蛋形成怪诞的效果。她眼里全是得意。黎若纳不给她现金，老远地买衣服寄给她，就是为了她不成为此刻的风尘女郎。她打破了一小时的沉默，向我转过脸：“可惜这双鞋没减价。”
我说：“哇！”我是代表小纳粹给她喝彩，“你喜欢吗？”
她做着鬼脸使劲点头，一个孩子敲长辈竹杠的样子。
这正是我的目的。她果真中计，把她对一场谈话的恶感给忘了。她本质上和小纳粹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真波西米亚，一个是让物质优越感给弄烦了，暂时地波西米亚一下。我抽出信用卡，替她买下那双艳情十足的鞋。又在化妆品柜台上，为她买了一系列口红。黎若纳的空缺，我全给补上了。黎若纳的缺席否决让吴川狂喜。
我和小纳粹看不见的争夺战就这样开始了。我花了一千多块让吴川成了一个贵族波西米亚。她挑选的东西乍看都是垃圾，但价钱是贵族的：一件看去褴褛的仿皮外套价值八百元。反正黎若纳不给她穿什么，她此刻就买什么。她仗着我大造黎若纳的反。她把我的行为看成理解。出了商场她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变了，我成了她交换秘密的同龄心腹。她告诉我她的初恋、初夜。我故意不惊不乍，还心平气和地做些评点。她不断扬起眉毛，瞪着我，像是说：原来你这么酷？纳粹也有疱疹。我的话证明小纳粹是对的，他也叫她不要歧视疱疹患者，因为他们在芝加哥人口众多。
我保持着镇定脸色，耸耸肩。我问她难道不怕传染，这个病很痛苦，她为了小纳粹就壮烈牺牲了卫生？我的嬉皮笑脸使她放松，告诉我小纳粹说买药很容易，网上就能买到，再说他不在传染期。我不断耸肩，表示不置可否，心里却恨不能把小纳粹给宰了。芝加哥的无头杀人案太多，死个像小纳粹这样的另类，大胖警察们顾不上管。
这个星期六是吴川最开心的一天，在芝加哥偶然发现了我这样一个密友。我把她送到公寓楼下，她眼里有那么多不舍。她忽然说：“我有很好的音乐，你要不要听？”这样她就可以哄我多陪她一会儿。十点多了，我陪她上楼，听她放音乐，又听她介绍音乐家。我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耳朵里还是她下午的话——小纳粹如何告诉她要亲善疱疹患者。黎若纳张开她的老母鸡翅膀，咕咕咕地护了她二十一年，然后把她给了疱疹患者去做病毒繁衍的温床。芝加哥的壮阔楼群中，有一个不设防的女孩，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液。吴川把心不在焉的我当成着迷。她说她就知道我会喜欢这盘音乐。她说我可以拿回家去听。这意味着她要给小纳粹打电话了。我告辞出来，一心想怎样把疱疹患者的小纳粹给宰掉。
面谈很简单，就是要我比画一些现代舞蹈动作，再把表格上我填的内容核实一番。我穿了件高领紧身衫，可以把胸口上的疤痕遮掩起来。“舞蹈物理学？”面谈者讥笑地自语，“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我也没听说过。我还说我来芝加哥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座艺术学院。面谈者马上说：“我们这所学院很有名啊！”我说：“就是啊，我孤陋寡闻呀。”就他那点薪水也要贬低贬低我的学科。
面谈结束我和佳士瓦一块吃晚饭，在走廊里看见小纳粹。我忽然问佳士瓦：“你歧视得疱疹的人吗？”
佳士瓦一愣，皱皱眉，我这人可真卫生，在吃饭时挑起这样的话题。他问：“你有疱疹？”他找到我和他若即若离的原因了。
“我有的话你歧视吗？”我问他，眼睛却在和小纳粹进行瞪视竞赛。美国人相信一男一女不能对视三十秒，否则就要出问题。小纳粹肯定以为我想和他出问题。
佳士瓦说：“你真有？”
我咬住自己的提问：“真有的话，你歧视吗？”
“现在治疱疹的药很多，已经远远不是不治之症了。”佳士瓦告诉我，劝慰我别绝望。
“这我明白。我不是问你有治没治。”小纳粹已给我瞪败了。我目光不是他希望的色迷迷的。他看出我的恶毒，终于拉下眼帘。“佳士瓦，我是问你接受疱疹患者做爱人吗？”
“你太让我冷不防了。这得给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佳士瓦说。
“你要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他抹了抹络腮胡，掩饰紧张的动作。
“在你想的时间里，我们还见面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见面了。
“看来你是歧视的。”我笑笑，眼睛不放过他。好了，三十秒。
他说：“我不知道。你真有疱疹？”
“失望了？”
他一点胃口也没了。
看来我并不是孤立的。标榜对一切都不歧视的文学艺术爱好者们也是悄悄地坚守成见。
所以我立刻起身，走到小纳粹的桌前，对他说：“你跟我来。”
我在前，他在后，走到餐厅外面。他以为他的魅力终于生效。我转过身，眼睛看着他那双破旧的半高跟牛仔靴。他问怎么了。
我说：“你是不会有医疗保险的，对吧？”
他不吱声。他的沉默充满吵闹的猜想。
“要多少钱可以根治你的病？”
他说他不知道我在胡扯什么。佳士瓦出现在餐厅门口，看见我阴毒的脸色马上闭了嘴。
“我给你钱，你好好查一次。我必须知道医生的鉴定。你的药钱我也负责。你假如想拿了这笔给你治病的钱就走开，从此不见吴川，更好。”
他瞪着我，腮帮子痉挛。他没有受过这样的歧视。他把羞辱当歧视，所以我们不是道德纠纷，而是政治对垒。
“愿意考虑我的提案吗？”我说。
“我操你妈！”他的拳头在裤兜里准备好了。
佳士瓦看到了这一点，走过来拉我。我的脸还朝着小纳粹，身子已在佳士瓦手臂里。
“我不歧视，我就是恶心。”我对小纳粹说。
佳士瓦看懂了这场戏。他释然了，胃口改善不少，把我剩的比萨吃了一半。他哪里想得到我宁愿患疱疹，只要胸口的疤痕消失。疱疹至少有药可治。我恶狠狠地对嚼得十分有力的佳士瓦说：“嗬，胃口真不错呀。放心了，是吧？”
他等自己把比萨嚼碎，咽下去，才笑笑说：“这是个很丢脸的病。”
没错。小纳粹为他失去的脸面一定会报复我。他现在对我的仇恨不亚于对穆斯林。佳士瓦说：“没想到你会为了你妹妹这样去惹他。”我耸耸肩。耸耸肩这动作真省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回答都在内了。我和吴川在一块久了，这个动作和她做得一定很相像。佳士瓦在告诉我小纳粹的为人。他是系里的明星，小说写得不错，书也读了很多，个个教授都得忍受他的自恋。
“现在好了，你在他的教授面前揭了他的丑。你捅了马蜂窝。”佳士瓦说。
我突然问：“他的小说比你的怎么样？”
“当然比我写得好。所以我老老实实混一碗教书的饭啊。”
我这一刻是爱佳士瓦的。
放春假的第一天，吴川给我打电话，说小纳粹要打工，她没人玩了。我开了车把她带到郊外。湖边的草和树绿了，绿色里的吴川一头火似的头发。这是第一次，我惊讶地发现红头发很美。她穿着设计大师精心炮制的褴褛衣裳，像个林间小妖一样缺乏现实感。她飘飘荡荡，冷不防问我：“你和璜谈话了？”
我耸耸肩，有点被她抓个正着的感觉。其实早料到小纳粹会告我状。
她眼睛搜索着我的脸：“你们谈了什么？”
小纳粹没有把内容告诉她。他倒不那么卑鄙，或者远比我想象的成熟。
我发现自己语塞了，支吾着说：“我要他好好待你，照顾你。”
吴川看出了我的谎言。她沉默在不安中。过了一会儿，她说：“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假如我说了实话，她会把我看成黎若纳的爪牙，而且极阴险，投其所好地为她买她喜欢的衣服、鞋子、化妆品，诱饵做得那么甜蜜，诱她一步步入套，把她的核心秘密套了出来。想到我可能在她心目中是那么个卑鄙的形象，我对我所做的后悔莫及：纯粹心血来潮，去挑衅小纳粹，为吴川决斗。我对“姐姐”的角色入了魔。
“你们俩人的秘密呀。”吴川说，有一点酸溜溜的。
她不至于把我和小纳粹的谈话想得下作吧？我难道和她争夺这个疱疹患者？
“我和璜谈的，就是要他照顾你。”我发觉自己心虚口拙，事情越抹越黑。
“你们谈了话以后他就找借口躲我。”她直面我，想看出那个阴谋究竟有多大。
我笑起来：“吴川，你不会把我想得那么无耻吧？背着你跟璜去干什么？”
她紧抿着嘴唇。
“我实话告诉你，我厌恶璜。他在我眼里是反派，是自我纵容、自虐自毁的那种人渣。”我用冷漠客观的语气把这番实话讲出来。
吴川大惊失色。马上，惊讶过去，被仇恨代替。她万万没想到我会如此恶毒地攻击她所喜爱的人。她还仇恨我的虚伪：既然我把璜看成个恶棍，为什么还去和他谈话，要他“好好照顾”她？我的动机太可疑了，人格太暧昧了。她是个无邪的女孩，很快在我这样错乱复杂的年长者面前不知所措。仇恨又被恐惧替代了。
她的恐惧让我倏然泪下。我太笨重的关爱，只有我自己明白。它吓住了吴川。我说：“吴川，你什么都可以猜，不过你得明白，我只想保护你。假如我伤了你，你得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做过姐姐，你让我慢慢来，好吗？”要是用中文，我肯定讲不出这番话的。讲英文我容许自己多愁善感一些，台词味也是我无能为力去掉的。
吴川被我的泪水和语言感化了。敌意淡下去，戒备还在。我想我们都该喘口气，便从车里搬下野餐的篮子。太阳把草地晒热了，我们都脱去外衣。铺开的野餐台布上全摆着吴川爱吃的东西：两种正宗俄国鱼子酱、烟熏三文鱼、生火腿夹蜜瓜、法国蜗牛。她吃这些就像我吃食堂里打来的粉蒸丸子和白馒头。她的口味高贵。黎若纳认为人生苦短，凑合吃糟粕是对自己犯罪。我看着二十一岁的女孩熟练地吃着每一样昂贵食品，突然觉得自卑。手指纤纤，动起来却无情而果断，切下鱼片，剜出鱼子，嘴唇多么高雅，不动声色就吞噬了金黄色、黑色、棕色的精美食物。太阳照在她溜光的肩头和脖子上，真是个无瑕的小人儿。
她留意到了我。她问我为什么只吃干面包。我说胃不太舒适。我可不想承认我从来没吃过那些昂贵食品，因为我有个土里土气的胃口，只接受最简单的食品。她还是容易对付的。好吃的、好穿的都能笼络她的心。小纳粹这点上败给了我，他毫无经济实力。
气氛有所改善。但知心密友做不成了。吴川不主动说任何话。我挑起的任何话题，她都懒懒地给一两个字的回答。她的淡漠让我紧张，不久犯起话痨来。不知怎么就亮出胸口上的疤痕。她没提防，吓得一咧嘴。我的展示其实相当温和，不露控诉意味。那个时候我七岁，吴川，黎若纳和你父亲偷情正是不可收拾的时候。我在黎若纳的心思之外，魂魄之外，直到她混账地把一锅滚汤放在我的玩具柜上，那汤从我脖子下给我来了个淋浴，我才挤进她的神志。吴川，你看到的只是伤痕的起端，它一直蔓延到腹上，这也不能把黎若纳从你父亲那里拉回到我身边来。
吴川不语，听我讲下去。她的父母在制造她之前，把我制造成这样一摊血肉模糊的东西。我父亲在我八岁时发现我不幸爱上舞蹈。他劝死劝活也经过植皮而强拉成一整片的胸口，青春发育从网状的疤痕下钻出来。那是什么样的肤色？疤痕成了午餐肉颜色的爬墙虎，攀在少女们最自豪的美丽段落。我从更衣室出来，主考人皱起眉：“咦，叫你换衣服的啊？”我说我习惯穿自己的衣服。主考人说：“习不习惯你都得换。”他向其他考官递了个眼色：她以为在考场上能撒娇呢。
我站着不动。
爸说：“去换了吧。”
我凶他一句：“就不换！”
主考人觉得我有些讨厌了。他说：“你这态度可不好啊。”
我低着头，两手使劲绞弄手指头。
爸为我求情，他对主考人说：“她这儿（他摸自己胸脯）有块大疤，小时候烫的。她怕羞。”
我两眼寒光。竟有爸这么不打自招的人。
主考人不讲情面，说：“那就更得脱了。我还要看看影响不影响以后上舞台呢。”
我动也不动。
爸说：“听见没有？没什么商量，快去换衣服。”
我觉得他也是帮凶。人怎么可以这样残忍？个个都瞪着我的胸脯，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好奇心痒得钻心。我不把丑陋的伤疤暴露给他们，那痒痒是止不住的。
爸又说：“你别让这些老师们烦你啊！”
我顶撞道：“烦就烦！”
主考人认为我是他碰到的最讨厌的孩子之一。他说：“你愿意自动弃权？”
爸马上说：“你看，学了五年，白学了！”
我说：“白学就白学。”
主考人说：“那好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其他同学开始吧！”
我和爸走出校门。爸突然扬起手，给了我一巴掌。他也不挑个地方，一巴掌从我右边太阳穴斜扫下去，我两眼一片空白，紧接着又是一片昏黑。鼻子一胀，什么东西热乎乎地淌下来。我用手一摸，是血。
爸没有弃权。他用黎若纳给他的一点外汇券买了进口咖啡、香烟。他把进口货装在侨汇商店招摇过市的购物袋里，走到楼下，又慌慌张张回去，换了个脏兮兮的尼龙布口袋。这样他的贿赂可以不夺目，可以偷偷摸摸塞在人家哪个旮旯里。他领着我到舞蹈学校的正、副校长家。我从来没发现爸有如此厚颜的笑容，怎样的冷水都泼不灭它。我坐在一边，窘得失神，不知他在和人胡扯什么。过一会儿，他的手伸过来，把我拽到校长面前，要我解开领口纽扣，让人家看看。他说：“你看看，没那么严重，不会影响上舞台的！”
我想到他绝望的那一巴掌，忍住了挣扎的热望，让爸把我脖子下的伤疤展露了。我们出了门就又内讧上了。我说爸低三下四，像个瘪三。他说我知道怕丑小时候就不该做舞蹈明星的梦。外婆去世后，我们连个讲痛快话的人也没了，两人只能彼此出气。
所有的侨汇商品被偷偷摸摸赠出去，也被偷偷摸摸接受了。结果是勉强吸收我为走读生。舞蹈明星的梦确实破碎了，因为我做走读生的第二年，就来了一位女教员，和我大谈舞蹈教学的伟大和崇高。学校马上就要选优秀学生去学师范课程，将来可以做少年宫的业余舞蹈教练，或者幼儿园的歌舞编导。女教员说来说去，意思是做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头比在舞台上做明星神圣一百倍。并且，候选人全是有明星潜质而放弃做明星的。我上师范班的第一分钟就明白了。这是一种不撕破脸的淘汰。班上全是脸型不端、四肢不够尺寸、练功伤得太重，或者已开始发福的人。黎若纳一手把我制造成了崇高的孩子头，将要扭着成年的臀部和腰肢，去做那些不堪入目的稚气憨拙舞姿。而我在八岁时想什么呢？想做天鹅湖中的公主。披着癞蛤蟆似的皮，做的是白天鹅的梦。“吴川，你不知道，被抛弃的感觉是在那个时候才强烈起来的。”
吴川双手枕在脑后，躺在毯子上。我想她在我冗长的叙述中午睡了一会儿。她睁开眼，马上又眯起。她说：“你现在不蛮好？做舞蹈明星现在倒要退休了。”
我突然来了怨恨。她口气倒大！我现在蛮好？我干什么下贱事谋生她知道吗？我和她是从一个产道里出来的。我和她的神色是来自同样的投影，凭什么我就该那么低贱？黎若纳给我寄过名牌没有？她一心一意要把我变成她千金的女佣。我真是贱骨头啊，用那么下贱营生赚来的钱为这个宝贝儿一掷千金。
“是啊，我是挺好的。”我阴阳怪气地说。
吴川瞥我一眼。既然想闹别扭，何必要开这么远的车，找个好风景来闹？她转过脸，面朝天，把墨镜戴上。GUCCI。我看着墨镜上的品牌，宝贝儿怎么可能和我成真正的姐妹？
我也把墨镜戴上，脸朝着天。我此刻的心情是小巷里尖酸妇人的，但我已控制不住。我像是自语，讲着我十七岁时在医院等待黎若纳的五个星期五。我免不了有一点言过其实，把自己的病说得几乎奄奄一息。黎若纳怎样了呢？她终于乘飞机来了，又回去了。因为她三岁的女儿磕破了下巴，她不愿她落疤痕。
吴川涵养还是有的，她一言不发地听着。或许她真的意外了：原来她母亲欠过我那么大一笔债呢。
我淡淡地说下去。黎若纳肯定忌讳肝病隔离区，万分之一的传染可能性都得杜绝。因为她一旦沾了菌，她的宝贝儿会有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传染上我的肝炎。那五个星期是她苦恼犹豫的五个星期。她一拖再拖，希望托词编得真切合理。最终没编出像样的借口，只好上了飞机，刚到达听说她的宝贝儿磕破了下巴，好了，她连借口都用不着了，打道折回。我那位死去的女病友最终看到了我的谎言破产。
吴川戴着墨镜的脸转向我，说：“我们走不走？”
“我不是妒忌黎若纳对你的宠爱。我就想告诉你，我为什么很难跟她和解。”
“那不要勉强和解嘛。”她说。
这个女孩已成了陌生人。我想自己这是何苦，去年深秋去敲开她那扇门。我的手疲惫不堪地收拾餐具、盘子，把昂贵的残余倒在一个塑料袋里。我不愿吴川把我看得节俭吝啬，拎起塑料袋走到垃圾桶边上，把它扔进去。我看看周围的景色。真是好景色。不远处有一家老小在吃午餐，生了一小堆篝火。火光在太阳里苍白得很。等我把吴川送回她的公寓，我们便回到我敲她门之前的情形，彼此成陌生人。从此芝加哥上空，也飘零着我那份给出去而没人要的情感。之所以那么多没人要的情感飘来飘去，因为大家都阴差阳错地施予和接受。错过去，却不知如何错的。
我从垃圾桶边上走回来，吴川已卷好野餐的台布。赶紧收场吧，免得我们累死。我们默默地朝着车走去。地上和树上的松鼠以为我们还有心情和它们逗耍，挑衅地拦住我们。我借题发挥地吼它们：“滚！讨厌！”
吴川看看我，她说：“妈其实总说我不如你。”
我心想，行了，何必？
吴川接着说：“我以为她好偏心你，动不动就拿你比我，一说到你就哭。”
那是她在搞政治，我心想。这种政治平衡哪个母亲都会玩玩。
我所有的回答就是耸耸肩。爱怎样怎样吧，我无所谓。
吴川说：“你不信？”
我说：“信不信都太晚了。”
她瞪着我，慢慢可以看出她的嫌恶。那意思是：你拿我清算什么呀？你母亲、父亲欠你，我又不欠你！她提起两腿飞快地走到停车处，把篮子放下来。我掏出钥匙，一瓶防晒霜被带出来，滚出去。我去捡防晒霜，墨镜又掉到地上。抬起脸来，我吓了一跳：吴川用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我。我在她眼里是丑态百出的，不值得她正眼看的。
我这才知道，她之于我是怎么回事。她优越于我太多太多，她知道这点。
告别时我们还企图装着没事。到底是文明时代，幻灭也要礼貌周全、不动声色。在她关上门的一刹那，她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那盘CD你听完了吗？”她用英文讨还东西，显出上流风范。
“好的，我明天给你送来。”
“我要是不在，留给楼下守门的吧。”
她肯定已做好“不在”的打算。
我一回到家就找那盘CD。我没有听过它，吴川听的音乐都太青春了。我想起来了，茹比好像说过，她拿走我一盘CD。一问，果然就是吴川那盘。我说她该先问过我再拿。她说她在我车上看见那盘CD，当时就问我能不能让她听两天。我说我根本不知道她说的是这盘CD。
茹比的CD我可以随便拿回来听。她对我突然的乖戾不解，沉默一会儿才问：“你见鬼啦？”
我说那盘CD是借的，马上要还。
她说她正在急诊室上班，没法给我送CD。
我说我马上去她的急诊室。
其实我是怕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星期日晚上，我必须利用茹比对我的单方面柔情。吴川在我心里挖了个洞，总得用什么填上它。茹比不可能陪我说话，她是值班医生，周末总有太多乐极生悲的血案要她处理。但看着她我会充实些，胆壮些。
我进了医院的长走廊就听见一个人在大声吼叫。是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茹比正在给他处理枪伤。子弹打在他的肚子上，是从侧面开的枪，把他腹上的厚脂肪撕开一条大口子。茹比一边和我做鬼脸，一边和伤员谈话：“没那么严重，啊？又没伤到内脏！全归功于薯条、炸鸡那类垃圾食品，才有这么厚的‘防弹服’……”
渐渐听出来了，男人叫的是一个名字。是他的儿子，茹比告诉我。父子俩吃饭喝酒突然翻了脸，儿子开枪把老子打伤了。儿子现在在警察局。老子突然插嘴：“是他自己去自首的！”
麻药生效了，茹比让护士把伤员推到里间，又去处理两个出交通事故的少男少女。挨儿子一枪的汉子不时还会叫一声。他叫是因为恨还是因为牵念，很难分辨。
茹比的医学学位拿到才两年，又用业余时间拿文学学位。忙碌是不介入、不深入任何情感的借口。忙碌是情感受伤者的疗养地。再忙碌的事也比感情省事。于是茹比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她不断从各个病号那里偷点闲，跑来跟我点个卯，又跑去。什么情和谊都架不住你使拙劲地维系。点到为止，大家舒服。就是和吴川最亲密的时候，每次和她分手，我既是怅然若失，又是如释重负。急诊室里血淋淋的伤者多半是亲出来、乐出来的。一亲过了头，枪就响了。
十二点茹比下班时，我的境界已大大提高，决定以后就和吴川做“淡如水”的姐妹。茹比要我和她一道回家。CD她留在家里，我只好和她去拿。
可怎么也找不到那盘CD。无比繁忙的生活使她的地板消失在各种书、账单、衣服、袜子之下。只能趟着半尺厚的报纸、杂志走进她卧室。卧室中央有座衣服堆成的山丘。从洗衣机里拖出来，就堆在那里，要找两只一样的线袜都得像狗一样刨挖。任何东西掉在这屋里都是绣花针人海，捞不起来的。找到凌晨两点，她和我放弃了希望。
她说：“明天肯定能找到它。”
我说：“算了吧。我去网上买一盘。”
她说：“就是嘛，不就十来块钱吗？把我逼成这样！”
我告诉她CD不是我的，是借别人的。那人要我立刻还。她问我：“你和佳士瓦分手了？”
我不懂她的意思。
她说：“分手了你才会这么急着还他的东西呀！”
你看茹比把人之间的事物看得多透。你以为她没深入过任何感情关系，感情在她自身常常是供她出洋相的——比如采野花、唱小夜曲之类，她却对难以言传的感情逻辑有着神算，得数无非那么几个。也许因为她的英明预见，所以她从不真正开展任何感情。
我说：“不是佳士瓦。是吴川。”
“你和吴川自相残杀了？”她还是没正经的样子。
我否认了。她也不追问。我说我得在她家过夜，因为剧烈的头痛。她两手飞快地在长沙发上刨挖，各种杂志和从没拆开的邮件被刨开了，露出棕色皮革，因为长久不接触人而生硬冰冷：那就是我的床。茹比挣不少钱却一点安居乐业的打算也没有，晚上她匆匆逃回这里歇息，一早匆匆从这里逃走。
等她把我安置下来，她从厨房里拿出一个细长的药管。管子的一头像注射器，另一头圆润，供人插入鼻孔。然后一推注射器，药液便进入了鼻腔深部。止剧烈头疼的速效药，几分钟就消除症状。茹比在药开始驱散我的疼痛时对我诡笑一下，走开了。蒙眬中听见她在浴室里洗浴。抽水马桶一遍一遍地响。吐一口唾沫到马桶里，她也要轰然冲一次水。我没有如愿睡着，却比睡着更舒适。一种内在的按摩使我处于幸福的瘫软之中。我想好了下回怎样跟吴川说话。我要好好告诉她，我多么爱她。佳士瓦呢？我会说你别见怪，我不是存心卖关子、吊胃口，我只不过因为胸前有一块伤疤。受伤的版图不小吧？不过我是值得你爱的，值得你忽略掉那一大片难看的肌肤来爱我。因为你将得到比任何人能给予你更丰富饱和的感情。我躺在茹比从未拆开的邮件和从未清理的账单中间，为自己构想的场景陶醉。奇怪，人为什么在谈到感情时有那样的心理障碍？做贼心虚似的。感情是高贵的礼物，人却总是送不出手，送出去也要像我爸那样把它包上旧报纸，装入破尼龙袋，最好让受礼者误认为它是别的东西。我将堂而皇之地标明我的馈赠。即便被拒绝，我也甘心。从来没有过的自信让我狂喜。睡眠若即若离，等我清醒，已经是天初明了。
那阵难以言喻的舒适和自信已渐渐离去。所有的思绪都还清晰，所以我惊讶不已——怎么会那样自信？那样大胆妄为地要去对吴川和佳士瓦明言我的感情？光是想一想都够窘。
万幸我没有真去做个蠢人。
而什么使我在夜里那样渴望去发蠢？
一定是茹比给我的药作祟。不过假如那药能给你几小时的心灵乐园，何乐不为？原来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种东西，它可以释放你的诚实和自信，使你傻大胆，做个情感的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在他自身是庄严无比的，只是给旁观者看着解闷取乐。现在有种药可以消灭旁观者。我起身，趟着茹比的财产，走进厨房。外面是淡青色的四月早晨，服了药它可以是浅粉色或嫩黄色，你想它是什么浪漫颜色都可以，它可以随你的意愿幻变。我无意中尝到了吸毒的甜头。这种止痛特效药的主要成分一定是可卡因。
我打开一个个柜子、抽屉。茹比有着极其简洁秩序的内部系统，抽屉和柜子里东西极少，并且极整齐。没有我要的药。我翻弄得急切起来，饿狼寻食一般，刨弄着各个匣子、盒子。一大把银餐具撞击得吵闹无比，茹比蓬着女大夫短发出现在厨房门口。
“你找什么？”
“噢，找……棉签。”
“哪儿伤了？”
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大概说耳朵眼不舒服，洗澡进了水。茹比叫我等等，她去了自己房间。一会儿又出现了，手上有一盒棉签。
她诡笑地盯着我：“你确定你要找的是棉签？”
假如那药的效力还作用于我，我肯定胆大皮厚地承认，我过了一次美妙无比的瘾，还想再来一次。或许我也会像她一样诡笑，问她给我的头疼药怎么这么好，让我渴望永远头疼。可药的作用已烟消云散，我只能像所有正派人一样严阵抵赖。
第二天我没有给吴川打电话。我以沉默拖欠她的CD。第三天她打了电话来，我不在家。她没有留话在留言机上，但我一看就知道她几次想对着留言机说什么，又作罢了。几个无声留言让我猜想她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又病了。
我按了门铃便后悔，又自找上门，好像走亲戚走热络了，不走受不了。吴川看见我便说：“你怎么把脸涂那么红啊？”我说：“我没涂任何脂粉，大概步行上楼热了。”“不会吧？”她的笑容如此带有揭露性。我一进她的公寓就直奔浴室，别上门，开了化妆镜上方的灯。的确把脸涂成了个小丑，两块圆胭脂都没抹开。开车化妆是碰运气，光线也讲究不得。我用手把两团红擦掉，又洗了手。正要开门出去，想起什么，又拉一把抽水马桶。这样听上去我进浴室不是改妆。出来后我故意扯开嗓门，东拉西扯把自己弄成一个随意来去的常客。吴川等我闭嘴马上说：“现在好多了，两团红抹开了。”我对她无情戳穿的话装聋，打岔去说正在放的一部电影。我不过读了报上的影评，但谈论起来就像我看过似的。
吴川把我丢在客厅，自己去打电话。她的电话是我按门铃打断的，她明白地告诉我。她拿着无线电话在各屋走动，翻开随邮件来的各种广告，再把翻看过的扔进字纸篓。字纸篓是铁丝和彩色玻璃珠编织的，她发现上面少了一颗大珠子，便弓腰四下寻找。我坐的蒲团下她也找，做手势叫我挪个地方。实在找不着，她皱起眉，小脾气上来了，蒲团给她抛得满屋子，同时对电话上的人说：“真烦，我最喜欢的东西毁了。”
小纳粹在那边？
我来的不是时候，待的不是地方。
她见我站起身，拿起包，匆匆对电话上的人说她一会儿再打回去。她挂了电话，问我为什么不给自己弄茶。我耸耸肩。她飞快地进了厨房，一会儿端出茶盘。我一看茶叶是我喜欢的毛峰。她打开铁听外面的塑料封皮。一盒未启过封的新茶叶。专门为我买的？又要自作多情了。
我没话找话说。她拿出蔻丹来涂脚趾甲。我说茹比拖我下水，用可卡因或者海洛因给我治头疼。只不过经了医生处方，毒品理直气壮地成了灵丹。我想再头疼一回，正当地享用毒品。
吴川打断了我：“是she。”
“什么？”我问。
“你老把she说成he。一开始我特别吃力，不知道你在说谁。对不起打断了你。往下说吧。”
真是愚蠢，原想用那么个事件证明我也可以堕落，也可以把堕落看成“酷”。她却排斥了我，用不着我降尊和他们为伍。她今天挑了我多少刺？先是化妆，又是英文。她够优越了，用不着夸张她的优越感。从小上贵族学校的宝贝表示她对我的杂牌英文忍受了很久，实在受够了。我就是这么一个陪衬人，黎若纳用来衬垫她完美无缺的宝贝。我无心再挽回什么。她看出我恼羞成怒，看出我怒得几乎要破口大骂。让她看出来好，芝加哥反正已进入了春天，人们可以坐在露天咖啡馆做陌生的伴侣。偶然有人搭讪，很好，什么后果也不会有。人从群居动物走向独居是进化，我这样玩命地串亲戚是退化。露天咖啡馆无数，酒吧无数，你可以有无数陌生人做伴，有密西根湖的湖光水色给你看，伴和伴都视而不见地挤坐在同一把遮阳伞下。有种说法是有些生物永远遇不上另一些生物，因为它们的物质密度不同。权当我有个不同物质密度的妹妹吧。
我向门口走。吴川大声问：“CD？你带来了吗？”
她认为我这次来不该是闲串门，应该有正当理由。不归还她的东西，我来干吗？
我说非常抱歉，我借给茹比听，她不知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过两天肯定会找到。
她说：“你怎么让她随便拿走了？”
“是她问我借的，不是随便拿走的。”我也来了脾气，“不就是一盘CD吗？丢了我买一盘赔你。”
“那是我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原来我把她妈的慈母心看得太不值钱了。十来块钱，网上邮购，要多少有多少，那也能和千里之外的慈母亲手选购、亲手装盒、亲手邮寄的东西相比？并且言明那是“我妈”。
“那告诉你妈，对不起了。”我说。
在走廊里我听见门“砰”的一声关上。真实嘴脸露出来了，一盘CD就能让一张真实嘴脸翻出来。能够及时翻脸的人是强者，剩下的像我和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给一点好脸色就梦想翩翩。爸永远也不会和黎若纳翻脸，不是因为他宽宏大量，而是他自身致命的需要。我们都因为这致命的需要而强硬不了。
当晚吴川居然又打电话给我，问我找到那盘CD没有。她逼人太甚，我决定不做任人伤害的废物了。我说：“什么了不起的屁玩意儿，我马上给黎若纳打电话，叫她给我也寄一盘来！甜言蜜语管什么用？寄东西从来没我的份！”
得承认这话很弱智。但我没办法，顾不上掩饰自己满心狭隘的冤屈了。
她说：“是不是我所有的东西，你都想分一份？”
我听出她的话含有更恶毒的暗示。我说：“你什么意思？”
她说：“璜也该有你一份儿。”
我气得话也说不出，听她分析为什么璜在和我谈话之后躲避她。已经不成体统了，她把我当什么货色？原来这么多天她一直把我看成一个无耻的插足者。香港人冷血果真冷得纯正。那些冷血大家族肥皂剧教导出这位小姐的感情品位。我居然想和这么个人姐妹一场。“砰”的一声，我看见一杯红酒在我对面墙上放开了焰火。庸俗的小妞儿，贵族学校对她的俗无能为力。
我说：“吴川，你听着，下面是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完了我们再也用不着说话了。”
她说：“我听着。”
“璜和你的事我管错了。我和他谈话是警告他别把疱疹传给你。我叫他去找个医生，做一份病情鉴定，我承担医疗费。你不信可以问佳士瓦，他碰巧在场。”
她嗓音泼得厉害，说：“你算谁？和他说那样的话？！你比我想的阴暗十倍！你出卖了我！也出卖璜！现在他的教授都知道璜得了疱疹！”
我说：“璜不是教育你不要歧视疱疹吗？”
“你太阴暗了！”
我看着红酒在对面墙壁上淌下来。看着黎若纳擦拭着泼在她脸上的红酒——黎若纳一生就欠谁这么爽地泼她一次。
我“再见”都不说，就挂上了电话。三分钟之后，吴川又打回来。她还没吵过瘾。我让电话铃去空响。她气急败坏，在留言机上发狂：“你挑拨、出卖！我那时把你当亲姐姐……”她泼妇似的叫阵。黎若纳，看看你的千金，这么好的英文句法胡糟蹋了吧？吴川继续在留言机上叉腰瞪眼唾沫四溅：“你接电话！不接就是自认理亏！”
随你说什么吧，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用手机给佳士瓦的手机打了个电话。他答话声音很低，说他正在医生办公室。我问他得什么病了，这么晚去看急诊。他说他马上给我打回来。等我挂上手机，吴川也闹完了。她最后几句话我没听见。
佳士瓦来的时候我醉得足以上大街去演讲了。芝加哥的夜晚到处有这样愤怒的空谈家，酒精让他们看到如云的听众，听到雷动的欢呼。我脸上挂着永恒的微笑——许多祖先相片上的那种深明大义的微笑，给佳士瓦开了门。他说我穿和服很别致，我低头看看，果真看见下巴下面有一具穿和服的身体。伪装的和服，是生产睡衣的厂商急于走出经济困境，在一本关于日本艺伎的俗不可耐的小说轰动后，想尾随着弄出点东方肉感主义。
等佳士瓦也醉得一脸傻笑，我们终止了谈话。原本他在这个时间来也不是想谈话。三分钟之后，我们已和地平线同一角度了。沙发使我们动作起来受限制。而正是这种不择场地的即兴感让我们成了十几岁的高中生。似乎是太情急了，我们都没有剥干净衣服。
停下来后，酒醒了一半。我发现我们已滚落到地板上了，上身靠着沙发。我问佳士瓦什么急病让他去看医生。他说是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生意太火，时间往往排到晚上八点。我问他为什么突然需要看心理医生。他奇怪了，说五个人里有三个看心理医生，他和他的心理医生是十多年的老交情。
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在湖边的露天咖啡馆和陌生伴侣搭讪，再付高价找心理医生进行深层倾诉。明的暗的、浅的深的交情都有了。所以用不着走亲戚。群居的猿类后代们继续进化，靠酒吧、咖啡馆、心理医生、电子网络进化到孤居。心理医生是你最牢靠忠实的伴侣，你最肮脏、罪过的想法和行为都得到他的包容。佳士瓦最近的罪过想法是如何消灭他和我之间的最后距离。
我和佳士瓦紧密依偎，却是通过某幢楼里的心理医生调整情感的进度、浓度。假如有个心理医生在我和吴川之间，我们也会省事得多！和吴川谈时尚、美食、大减价、春游，和心理医生谈对姐妹情感致命的需要，对吴川的爱怜和担忧。没有心理医生作为情感的中转站和调度室，你看看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两败俱伤。人对情感怎么这样无能？
佳士瓦的心理医生一定纵容他：勇敢些，攻溃最后的防线，缴下她最后的羞耻。而他还是仁义的，没有给我来个彻头彻尾的真相大白。他和我在醉酒时也有进化到今天的理智，默契地不去触碰我的伤痕。
这个夜晚，多少醉鬼对着黑暗的空虚吐露真情？大声地宣布他们的恨与爱，词不达意、句不连贯，不要紧，不耽误他们痛快。
送佳士瓦走时，我说：“什么时候再见你？”其实我是说：“我好不舍得你走。”
佳士瓦说：“随时。”他的意思是：“过一阵再说吧。”
我们俩相互需要的时间、地点总是合不上，要么他的需要被我错过，要么我的需要他毫无觉察。这得多少工夫才能使自己和对方不多余？之所以图省事的人越来越多，道理正在于此：私情的话可以找心理医生去说，废话反正有陌生伴侣听，生理需要都不必费事去找搭档，我的右手就可以做他们的临时甜心。吴川突然发现她生活里多出个累里累赘的我，如此原始，把打扰当成呵护给她，她可受够了。
突然接到黎若纳的电话。她居然得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最后的清静角落失去了。她说是爸告诉她我的电话的。她上来就责备我不常给爸打电话。这个荒唐女人。她说爸听上去肺水肿又发了。我想那你就省省吧，别让他浪费呼吸来招架你的啰嗦。这个独自为战的世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黎若纳。她蛮横地施予她的感情，自信那是人人都需要的东西。她说我和吴川的感情让她感动得潸然泪下。吴川告诉黎若纳我给她买衣服、带她去春游。这些就是黎若纳所认为的“深厚感情”。当年吴老少爷给她一颗钻石就是爱她至死的宣言。她活这么一把岁数还不明白，就明白不了了。黎若纳在遥远的香港语塞，陷在肥皂剧式的百感交集之中不肯出来。我把电话挪得离我耳朵稍远。黎若纳说：“她每天和我在电话里都是说你。把她交给你，我放心了。”
吴川对她从不认真，就像此刻，她说得热火朝天，我只是招架。看来吴川没告诉她我们已不来往了。我也不会告诉她，那样有引发她讲八小时电话的危险。
第二天傍晚，茹比把吴川的CD找到了。她说为了找它，她险些雇搬家公司来把家具都挪动一遍。我把CD装进一个快递信封，但走在马路上又想，和吴川比赛绝情有什么趣呢？还是宽厚些，不计较她的绝情吧。夏季前的大减价已经开始。我进了迷宫般的超级购物中心就一阵头晕。多么无人性的地方，就是要你迷途，在迷途中加速对你异化。我找到了吴川喜爱的几个名设计家专柜。东西已经乱了秩序，大堆的T恤、牛仔裤也混了进来。这是最合适做陌生人的地方，可以肆无忌惮地损人利己，丢弃公德，他人的手来不及抓获的衣服，你先下手为强，喜不喜欢先抢劫到手再说。
这是礼拜五晚上，万人空巷的芝加哥，人都暂时移民到这类超级购物中心来了。购物中心要对非人性、非私人化、非个体化的当代人际关系负责。购物中心之内，皆陌生人也。我也是抢购老手，抓了几件吴川式的衣服便去替她试穿。从三个方向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的背影成了吴川的。我站着，想定定神。这大概就叫爱屋及乌吧。
我刚刚把几件不太合适的挂回衣架，两个年轻的女保安出现在我面前。陌生得过火，就成了她们这样煞星面孔了。她们一模一样的凶煞脸容使她们成了胞姊胞妹。我以为自己英文听力下降，把她们的话听成了：“跟我们来一趟。”所以我笑了一下，表示不解。
“你跟我们来。”其中一个女保安说。她的肤色白得不近情理。这遮天蔽日的超大购物中心使她血色流失。
“怎么了？”我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我看清了。这是两个年轻的女白人，二十来岁，芝加哥的郊区女子，以白种为自豪。我觉得她们的语气不是对付无辜公民的。我说：“我没有义务跟任何人走。”
“你想让周围人看戏吗？”说话的是短发女子，手上掂晃着一根警棍。
“你把话讲清楚，你们要我去干什么？”我说。我想我大不了在抢抓衣服时，把某件贵重衣服弄到地上了，踩了几脚，造成了点无妨大雅的损伤。可在场的人谁不这么干？
“你还想要我们给你留点情面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长发女子说。中西部农民口音。
“我不会跟你们走的。”我说。我身后人口十三亿之众的祖国让我自信。我突然很想惹惹这两个女白人：“你们也不必给我留情面，就在这儿对我宣判好了。”
两个女子一左一右地袭来。还是有一点训练的，其中一个揪住了我的右臂。曾经屠宰发达的大都市养出她们一身牛劲。我像被夹在两座硬木大柜子之间了。我当然要垂死挣扎。我的肩膀猛一震动，知觉被击散了好一会儿，才又聚合。我居然挨了警棍！
“你们凭什么打人？”于是再给几棍子。我举在空中企图保护脑瓜的右手挨了一记，食指顿时肿得像根牛肉肠。现实已褪色，成了灰褚色的梦境。
然后我就在一间小屋里了。小屋不是直角，一边是钝角，另一边是锐角，天花板斜削下来，站在里面得长久鞠躬。两个屠夫的女后代叫我剥下外衣。我不想吃眼前亏，便把短风衣脱下来。里面是件薄羊绒衫，圆形领口，什么花哨也没有。芝加哥女人百分之八十拥有这样黑色的薄羊绒衫。
“把它脱下来。”短发女子说。
我死也不会脱的。两个白种女人要作践一个亚洲女人，把她布满丑陋伤疤的胸脯展露给她们取乐。我有人性和民族两重尊严需要捍卫。她们坐在一张情人沙发上，我只能鞠着躬站在她们对面，屈辱够让我精神分裂了。
“你不脱？”
我瞪着她们。我们的教育中幸亏有英雄主义。
“你不愿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件毛衣是你偷的。我们早就在注意你。你把偷来的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套上你的旧衣服，大摇大摆就走出去了。”
我气急交加，一阵哑然。然后我指着身上的黑毛衣说：“它是我去年买的，干洗过两次了！”我觉得这个误会造成的冤案不久会被澄清，用不着声嘶力竭。可我管不住自己的中国嗓门。你们凭这个打人？等着吧！
长发女子说：“你怎样行窃，我们有证据。”
“拿出你们的证据来！”我咆哮。
“证据对你是保密的。我们在法庭上，关键时刻才出示证据。”
短发女子说：“你说你没偷，有证据吗？”
“没偷能有什么证据？没偷就是没偷！”我听着我的嗓音已是血淋淋的了。
“你没偷什么？”短发女子倒十分镇定。
“没偷这件毛衣！王八蛋！”我扯着毛衣前襟。
“那你偷了什么？”
这样弱智的对话对我不利。我的右手食指不断在增加体积，色泽也不新鲜了。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我巴望我能伤得更惨重。七岁的我巴望能被烫成一块残渣，让黎若纳的良心从此不给她好日子过。爸得肺水肿，我也巴望他把症状夸大，成个心碎濒死的梁山伯，让黎若纳看看她把这爷儿俩祸害成什么了。让她良心受大刑，让她锦衣玉食而不得安生。
我说：“我的伤太重，我不知道还能清醒多久。听着，我要求见你们的经理。”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瞒着上司采取这么大的行动的。”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已经和经理通过话，她要我们自己掌握。”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两人看着她们对面的这双眼。一双黑色的亚洲眼睛。此刻它们是直直的，像她们屠夫祖先刀下牲畜的眼睛，假如一刀下晚了，疯狂就彻底暴发。这样的暴发是自毁也要毁灭一切。是很本能、很生物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物种的界别，人也好，单细胞生物也好，都在这白热的狂怒中成为一样的生命。一股嗜血的激情，一种亡命的渴望。
经理在五分钟之后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黑衣女人，让香水腌渍的一具肉体。她冷着脸说她希望一切都是误会，但我必须配合她们，她们才能弄清它是否是个误会。她词汇量可怜，却偏偏想和我打辞令交道。我阐述了我如何挨了三棍子，手指很可能落残疾。她一摆手，叫我闭嘴，表示她已知道我挨揍的经过。因为我抗拒，所以女安全员们不得不使用她们的工具。我说在中国逮人也得逮个明白。女经理一笑，说那就回中国去吧。
女保安小声对经理说了句什么。经理点点头。
她说：“现在给你十分钟，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该脱下你偷来的衣服。”
我说：“这件衣服是旧的。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它不是新的。”
女经理夹在两位女保安中间，动了动屁股。两座的情人沙发坐了三个女大块头，看上去很滑稽。女经理又和两个女保安讲了几句悄悄话。好了，现在要全力对付我了。
“八分钟了。你想好没有？脱不脱？”
“这是旧衣服，是我的私有财产。”
“谁能证明它是你的私有财产？”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见过我穿它。”
“那不算证据。你完全可以偷相同的衣服。这种衣服多一件没什么坏处。它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在什么场合穿它都合宜。我自己就有三件这样的黑毛衣。”
这女人开时尚讲坛呢。
“那我还有证据。”
“我能知道吗？”
“我会在法庭上让你知道的。你们不是也对你们的证据保密吗？让我们都保留我们的秘密武器。”
实际上我是虚张声势。我哪儿来的秘密武器？最多请茹比作个伪证，说那件毛衣是她送我的礼物。也许可以有科学鉴定，证明它绝非崭新。可这类大减价往往把某些人的退货也拿出来卖。有些缺德的人穿一件新衣服出过了风头、过足了瘾又去原价退掉。我做学生时没少干这种缺德勾当。所以即便科学鉴定出它是旧货，也不能完全为我的案子昭雪。
“最后三分钟。你不脱，我们就要对不住了。”女经理醉心自己的上流腔调。她是墨西哥人。从得克萨斯的海域偷渡过来的。或者是从新墨西哥的沙漠上徒步走来的，一同走的几户人大概要丧生一半。也许是两三户人一块走的，通过沙漠后就被打他们埋伏的警察发现了。逃入境的可能只有一个父亲、一个女儿。女儿出息成了这个没人味只有香水味的女经理。移民往往对移民无情。美国政府阴暗恶毒，利用人性中这个谜一般的特征，把移民们驯化成边防警官、移民局官员，以及眼前这类头目。他们对美国人不留情是自然的，而对和他们经历相仿的移民更心狠手辣。他们当初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绝不能便宜你，让你顺顺当当就在这国家落下脚，和她分享自由女神阴影下的幸福生活。
“脱了她的衣服。”女经理对两个女保安说。
“敢！”我向后退了一步，脊梁恰好抵在天花板的下斜线上。猫科动物把防御和进攻同时放在这个动作中，将脊背塑成完美的拱形。我想死给她们看看。我想死给黎若纳看看。肝病隔离区和烧伤病房的幸存者要用死来告诉她：她造成的里里外外的疤痕比我私部更隐密。我只要有一口气，谁也别想看见那粉红色的常春藤怎样爬满我的胸脯。
可这间怪异的屋里连自我行凶的家什也没有。她们三个人向我围来，围成了三颗围棋子。我要被她们吃掉了。
下面的事我在事后也无法理清。一定是我玩命反抗，她们警棍齐下。然后我人事不省了。她们也许有些不安，从我挎包里翻出了一张纸。那是半年前我记下的吴川的手机号码。虽然我拨一遍号就背熟了，可我每次清理挎包都没扔掉它。每次看到这个号码，都让我重温写下它时的心情。像什么呢？像是十多年的战乱之后，你以为你丧失的亲人突然有了消息。后来我企图对自己否认这个心情，不否认我就得承认自己像爸一样贱，在感情面前总是摇尾乞怜。她们用这个电话号码给吴川打了电话。吴川赶到时我一身淤紫，披头散发地昏迷在角落里。她看到的我像个真正的扒手，因为手艺低下而落网。她嫌恶地看着我被剥下自尊的身体，吃不准我手脚究竟干净不干净。一个弃儿难免会染上贱毛病，比如翻口舌告刁状，小偷小摸。好了，这下她对我的品行不端、贫贱而卑劣不必再怀疑，都被证实了。商场安全系统会凭空揍一个大好人？在香港人眼里，美国有许多值得羡慕的人权保障。她想我或多或少是罪有应得。
因此她浮现在我渐渐清晰的视觉里时，面色苍白而淡漠。我渐渐意识到我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我感到既无望又无力向她说清什么。我的屈辱十倍于被无故殴打。吴川问我想不想喝水，我摇摇头。闭着眼睛，可以不被她的完好和优越所刺痛。她告诉我，茹比刚走，她得上夜班。但茹比已和一个律师联络过了。律师会代我和这家商场打官司。
“要给妈打电话吗？”吴川问道。
我闭着眼使劲摇头。关闭的眼帘让我独自待在狭小却安宁的空间里，断绝了和一切事物人物的关系。这个空间对于生存不甚理想，却很省力。不必管他们把我搬运到何处，对我的手指做些什么。手指在另一些手指间变幻位置，显然在接受X光照射。诊断是骨折，没有比这诊断更不能刺激我的惊奇了。
又被搬运回来了。我关闭的眼帘外一切惨案照例发生，撞车的皮开肉绽，斗殴的血肉模糊，呻吟与号叫组成多声部合唱。
吴川问我：“疼吗？”
我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挑选了我作为迫害对象？一眼看去我比一大群抢购服装的人更适合迫害？这是个著名的白人区，一个亚洲人显得刺目？
在我关闭的眼皮外面，吴川的嗓音尖利起来。她质问护士长：“为什么后来的病人先做处理？”护士长见的血淋淋的面目远多过正常脸容，也见惯蛮横暴躁陪同者。她平淡地告诉吴川，我看上去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得等一会儿。吴川更尖利了，说看上去没有危险不等于真没有危险，脑子和胸部说不定有内伤。护士长说她管不了这么多，有意见找医生提。
吴川的声音又响在另一个方向。她一定等得不耐烦了，想早些结束这幕荒诞惨剧，对我和她自己有个交代，好早早回家。
等她回到我床边，我闭着眼睛说：“你先回去吧。明天还有课。”
她不语。
又是几番劝慰，说我自己感觉不坏，就是疲倦，想睡一会儿，请她放心回去。我不想看她的反应，因此眼睛始终闭着。我也怕一睁眼床边真的空了。那是黎若纳投奔吴岱之后的事。外婆在一次小中风之后尚在恢复中。爸只能带上我为他的画报社去外地拍摄资料。七岁的我一次醒来发现四周漆黑，没了爸的影子。我想一定是爸把我丢在招待所，自己偷偷走了。爸也不再要我。我用被子捂上头，嘴里数着数。假如数到一百，爸还不回来，他就不会再回来了。每次数到一百，我都心惊胆战地慢慢掀开被子。爸没有出现。但在被子下面数数时，我仍怀有那么大的希望。后来我一边哭一边数，想让数数的声音压倒哭声。只要封闭在那狭小的空间继续数数，希望就在那里。终于我数不动了，哭得嗓音全消耗完了。但我不掀开被子，不去面对失望。只要回避失望，便总有一线希望尚存。爸为那次夜出打牌愧疚了几十年。
我睁开眼，床边果然是空的。我对失望回避了那么久，最终还是没成功。护士办妥了我的出院手续，问我自己能不能开车。我想能不能都得自己开。清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不相干的车辆，谁都嫌谁多余。
茹比请的律师早晨九点来到我的公寓。他先提出自己的法律费用，一小时三百五十元。我的公寓卖掉大概刚刚够他打赢这场官司。假如我赢，可以得到两百到三百万的赔偿。值当一赌，我光棍一条，怕谁？不得到赔偿光是出口恶气，都值得赌一把。律师建议我不找媒体，媒体一介入，法庭会指控起诉人已经利用媒体炒作而不受理案子。佳士瓦把律师全看成恶棍，建议我投靠媒体。这是个有极大潜力的政治案——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可以震撼芝加哥，让那些商场的董事们来出面道歉。你以为法庭可以为你主持公道？错了。在美国谁的钱包深，法庭就为谁撑腰。你倾家荡产也抵不上商场一根毫毛。
我决定先上法庭，赢不了再诉诸媒体。
让佳士瓦言中了。我每星期收到巨额的律师账单，官司却无望打赢。茹比叫我耐心，因为她请的律师极有才干，常常打赢这类官司。
我没好气了，说：“我已经自己挖自己墙脚，从买下的公寓中往外抽款子，一堵墙一堵墙地往律师腰包里送。”
她说：“想想你将得到多少赔款。”
我说：“那怎么到现在连赔款的气味都闻不着？”
茹比说：“那就证明对方请了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我问她：“干吗我不换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她说：“当然可以换，只不过一小时不是三百五，而是五百块到六百块。”
到了初秋，我眼看要一贫如洗。等那笔巨大赔款到手，我肯定已经饿死。我右手骨折中止了我从正常或非常按摩来的收入。做现代舞代课教员的计划也落了空——面试的结果人家都懒得通知我。吴川暑假后从香港回来，每天和我通一个电话。例行公事，开口就问和那家商场的官司有结果没有。现在好了，我和她可找到一个供我们谈一两个小时的话题了。我把律师的话转述给她，也把茹比和佳士瓦的看法讲给她听。她不是真有兴趣，只为她能表达一定的关切又不必向我掏心窝子而庆幸。有几回她冒出一句：“那女经理穿的是St.John（美国名牌服装）的套裙？”或者，“那女经理有没有五英尺七高？”总之，在我长长的转述中，她脑子大大地开小差。我想，出了这件事唯一的正面效果是让我们俩不露痕迹地讲和了。讲和后我们都学乖不少，绝不谈知心话。
不仅吴川和我有了个好话题，供我们把姐妹关系不冷不热地拉扯下去。佳士瓦每回和我谈话，也是只谈这个案子。大家都发现了新的情感重点，把个人性的情感移换成阵营化的、广大得多的情感。这样多好，频繁往来，却很好地避开了突然逼近对方心灵的捷径。从那晚佳士瓦到我公寓来，两人借酒发生了一场不明不白的亲热，他和我都有点尴尬，不知下一步该干吗。他首先想从僵局里退一步。在我出事之前，已很少接他的电话。
我卖掉了一个自己为自己买的钻石项链。它够我付两个月的生活费用。清贫惯了，回到清贫中使我感到亲切。吴川有一次来我的公寓，我给她烤了一块牛排。我说我从来不爱吃牛肉，她撇撇嘴一笑。谁相信呢？她对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观察。有时在她那儿一块吃点心，我情不自禁喝掉果汁瓶里的底子，或者吃下糕饼盒里的碎渣，都会突然发现她在盯着我，眼神既不解又鄙夷：这些自然顺畅的贫贱动作是怎样来的？我从一个穷孩子变成了个穷留学生，其中包括多少令她不解和鄙夷的细节。她吃了半块牛排就饱了。我把剩下的半块牛排用锡纸包好，放进冰箱。整段时间她都在和我谈那场官司。官司到了扯皮阶段，仅有的进展是对方承认她们可能认错了人：我和一个偷窃犯长得一模一样。从电视监视器里，白种人看不出我和偷窃嫌疑犯有任何区别。我的律师要求对方公开监视器里录下的画面，对方的律师拒绝公开。法官站在对方一边。
吴川插嘴道：“你赢不了的。”
我有些气恼地问：“为什么？”
“就是把我爷爷的财产全拿来给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再有钱也阔不过他们。那是一家最有实力的商场世家。”
我不说话。她在我这儿长敌人威风。她看出我的不悦，低声说：“你看你都过什么日子了？连减价牛排都吃了。还打，还打。”
我顶她说：“谁说是减价的？”
“我看见垃圾桶里的减价标签了。”
她存心揭我短。香港人的冷血，我算领教了。我看她自顾自地开冰箱，拿出半盒牛奶。冰箱基本空空荡荡，里面搁着半块她吃剩的牛排。我突然恨透这个被宠惯坏了的女孩。我曾经打肿脸充胖子，为她花钱如流水地买礼物，现在全部露馅了。嫌我低贱？好，我要她知道我到底有多低贱。
我告诉她我的同居史。那个抽象派雕塑家和我一见钟情。他在私人画廊打工，晚上弄他的雕塑。他说罗马尼亚人布朗库兹三十岁当洗碗工时，谁会相信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抽象派雕塑家？我是被他当抽象雕塑接受的。后来想起来，一定是那样：他觉得我布满伤疤的胸部就是毛坯的雕塑。那时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我正疯了一样到处找工作。“舞蹈物理学？”人们都以为我在表格上填写错了。怎么也想不到谁会去设立这么个无聊学科，并有我这样无聊的人去学它。
半年后我参加了三个月的推拿培训，不久也混起江湖来。我的生意不坏，每天有两三个预约。男顾客渐渐多起来，我感到他们的亲善有些不祥。事情就那样开始了。一个男顾客说他以一百元小时费买我的“特殊按摩”。他劝我想开，别把它看得那么个人化。就像医生和护士对待病人和伤员那样，打交道的是一个伤口或一个器官，其余的全部漠视掉。这是个可怕的起端，一百元让我漠视我的整个存在，所有责任都推给这只右手，脏也只脏这只手。这天夜里雕塑家正在工作，我突然崩溃了。我竟受了那样的引诱，刹那间背叛已发生。当然，我把事情告诉雕塑家时，尽量把自己说得委屈、受辱，几乎是枪口逼迫下的选择。我时刻准备阻止他冲出去和那个男顾客决斗。他听完后发了几秒钟的呆，然后说：“让我来算算我们俩每月的开支。房租一千，水电、电话四百，这样的收入，你完全可以支持我拿出几件杰作来。我不必去画廊打那份工了。一个小时十块钱，对一个艺术家的年华就这样践踏！”我释然了，但马上又觉得痛心。他不在乎我的收入怎样来，只要能供他一心一意成为布朗库兹。他的雕塑远远比我的尊严重要。他突然把我抱起来，说这下他可以和我结婚了。我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跟着他狂欢。他说马上就去换辆新车，旧车拉雕塑材料不够大，还老抛锚。他很快帮我建立了一个网页，标明我提供的各种准“医学”或非医学按摩，又在几家小报上登了广告，请读者去查我的服务网页。形势的急变让我意外极了：我原想从他那里得到宽谅，得到的是这样一番如痴如狂的嘉贺。我的生意不久好起来，而我的心情越来越暗淡。这是个仅次于娼妓的谋生手段。他毫不介意，做着和我结婚的打算。在一个雪后的清晨，我被我悟到的东西惊醒。在我开始挣那些下作收入之前，他从来没想到和我结婚。似乎有一大片难看的伤疤必须搭上我的优厚收入，才配他考虑和我从长计议。收入怎样不三不四，他无所谓，只要把他的嘉年华省下来。我独自在丰厚的雪地上走。更可怕的念头冒上来：我在雕塑家眼里从来就是残缺的，半个女人。有着那样的胸脯就将就活着吧，能干上一行挣钱不错的营生还挑剔什么？我看清了我在他心目里的价值。他要把那一点价值榨出来。从一见钟情开始到这个清晨，我看到了自己直线掉价的过程。怎么可以一边让他压榨一边让他嫌恶。
吴川看着地面，不敢看我。她吃不消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她在想这女人怎么配做她的姐姐，怎么配和她同出一个母体。她在憎恨对她讲这段脏事的人。需要懂得这样一种低贱的人生吗？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语句向她灌输是污染她的人格。她一动不动，细长的腿悬在沙发扶手上，上半身比腿低，坐在沙发里。这不是个让人待得长久的舒适姿态，她却长久地待着。
我想我只说到这里了。
过了半小时，她说她该走了。她对那段凄凉的丑恶故事消化不良，得一个人慢慢消化去。
我把她送到走廊上。一阵病态的快感上来。她听听都窘成这样！看清楚了吧？黎若纳的血可以有你那样的流域，也可以像我这样改道，九曲八弯，浊浪滔天。
吴川抬起头。几小时中她第一次看我的脸。她说：“那干吗不回国？”
我说：“我不知道。”
其实我想说一个小说家说过，盼望远行的人是不快乐的人。读这本小说时我还没吃透他这句断言。现在我明白了。盼望远行是因为她（他）对故地不满足，或深深地失望了。远行或许带来转机。可能转机都不必，对一个深陷在失望中的人来说，摆脱失望就已经是改善。我十多年前选择远行，证明我是个失望者。
我的律师第二次败诉。时候到了。该停止拆我自己的窝去填他的腰包了。佳士瓦双手赞成，说我何苦花几万块钱去认识美国律师呢？他早就免费提供了警告。现在该他登场。他找了一个朋友，此人时不时在芝加哥导报上发书评。两个星期后我被接见了。芝加哥导报的一位编辑听完我这场不幸遭遇的控诉后，说：“等会儿，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告诉他事情发生在春季大减价的时候。他说：“那么已经发生了五个多月了。”我说没错。他看不出他的栏目有什么必要报道五个多月前的一桩新闻。
佳士瓦说：“难道五个月之后，芝加哥的种族歧视就大大改善了，这种事不再发生了？”
编辑说：“这件事固然不幸，但它没有暗示什么种族歧视。”
佳士瓦说：“这明摆着是种族迫害！”
编辑说：“对方有没有提到关于种族的字眼？”
佳士瓦甩回头来，瞪着我。他要瞪出我的种族、政治觉悟来。可我一时想不出对我有利的话，只好瞪着他。编辑代我回答：“看来是没有。从你刚才的陈述中，我也没听出什么种族冲突的倾向。”
佳士瓦说：“那个区全是白人，长久以来排斥有色人种，这不是秘密吧？”
编辑说：“那是你的认识。作为报纸，我不能把可能性当作事实来写。”
佳士瓦说：“就按事实本身写，已经够发人深省了！”
编辑说：“不瞒你说，这类事天天有。人们知道种族话题敏感，容易炒热，一有什么争端，就往种族上扯。我们天天能收到这类稿件。一家旧货店有两个女人同时看中一件旧衣服，结果老板卖给了亚洲女人，黑女人控告老板是种族歧视。”
佳士瓦的脸在一圈黑胡子中间变得灰白。他说：“你明明看得出她（他指我）的事件和你说的完全不同，性质上是一个天一个地，你是存心搅和是非！”
编辑说：“性质上，我看不出什么不同。”
佳士瓦哈哈地笑起来。灰脸膛大胡子发出那种笑声，非常可怕。他笑完后说：“那你就不该做一个著名大报的编辑。”
编辑站起身，快步往接待室门口走。然后他立正，侧身对着我们，一手握门把。他天天要无数次地重复这个“恭敬送客”的动作。有时是真恭敬，有时——比如此刻是侮辱式的噱头。
“但愿现在是五个月之前，”编辑说，“我可以把它作为一则新闻登出来。”
佳士瓦一个人直冲冲往前走。我小跑着跟在他后面。假如芝加哥是这样一座没有天良、没有公道的城市，他会离开它。佳士瓦是芝加哥的本地佬，现在也是个深深的失望者。他曾对我担保，芝加哥会为我做主，不然他不再认它为故乡。我一路小跑，踩着地上头一批落叶，暗暗感激为我和芝加哥著名大报撕破脸的佳士瓦。就用这个形式爱我吧。他终于站下来，对我说路还没走绝，还有其他的报纸，实在不行，他们有一份赠阅的文学杂志。
我们一同去看了电影。电影院有十来个剧场，一场电影从中段看，然后再去看另一部电影的开头，回来再看前一部电影的上半段，接下去把下一部电影看完。一对男女进人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关系，什么都可以干就是别面对面掏心窝子。
“你这样待我，我知足了。”我对佳士瓦说。
“哪里的话。”他为我的真诚吃惊。
“你没义务维持我们的关系。就算发生过那样的事，你也用不着逼自己。”我止不住了，电影里的生死爱憎都挡不住我掏心窝子。
佳士瓦紧紧握住我的手。还好，是左手。
“现在你可以从我旁边站起来，走出去。反正我们先看了电影的结局。”我说。
佳士瓦说：“可我没碰上过比你好的女人。”
我也吃惊不小。看来借助干别的事来掏心窝子是办得到的。“你可以接着碰。”我说。
他听出了我在黑暗里微笑。
“我三十六岁了，”他说，“这些天我是很矛盾。我想可能有比你好的，但我不会碰上了。”
他的真诚残酷起来。想说明什么呢？他在骑着驴找马？这些天我做了他的驴。
“那我走开你会难过吧？”我问。
他想了半天，说：“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舍。”
我想，很好，我们至少不稀里糊涂把对方变成驴。
回到家已经十二点。留言机上灯闪烁着。四个人和我错过了对话的机会。三个留言是律师的。他的逼债电话口气温柔，像爸哄我吃中药。最后一个电话是茹比的，她说想看望我，没别的，我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人。我想再听一遍茹比的留言，但捺错了键钮，把整盘磁带都洗掉了。磁带到了某一段，居然残留了吴川几个月前的留言。为了小纳粹她和我反目成仇的那一回。我听到了上回有意漏听的几句。她说我别想拆开她和璜了，因为她也染上了他的疱疹。我的头“嗡”了一声。她什么也不怕，为了那个混账的疱疹患者，她宁愿做如此的牺牲。二十一岁的女孩对自己的一大把生命青春慷慨着呢。她认为她爱上的是个伟人，因为璜告诉她一毕业他就去伊拉克前线。这世上总算有人还没活明白，这种傻事还有人在干。干得起傻事的年龄。
我昏沉沉地坐了一会儿，抓起电话。给谁打？这样迟的一个电话谁欢迎我？可以和茹比任性，让她听听我种种的失败吧。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回电。一个人千万别在晚上给心爱的人打电话，因为这样你就惨了，期待回电非常之苦，自信受损，自尊心被刺痛，还伴随着澎湃的荷尔蒙。像茹比这样对感情不存幻想的人才敢如此说自己。这是她的惯用手段：似乎在打趣自己，实际上减轻了她内心的张力。
我叫她闭嘴，然后把吴川染病的事情告诉了她。她说我听上去是吓懵了。我说不是听上去，是真懵了。她说是呀，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她告诉我，我被打伤那天，她赶到急诊室，见吴川守在我旁边。护士长掀开被单时，我胸脯上的伤疤让女孩“哇”的一声哭起来。
那是个什么画面？二十一岁的女孩让我吓哭了。我和茹比道了晚安后，他们打电话找来了吴川。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吴川站在披头散发、满脸是血、胸脯布满伤疤的女人旁边哇哇大哭。
我的汗冒出来了。我为那幅画面臊得无地自容。
我可以在任何人面前溃败，就是别在吴川面前。
一连多日找不到吴川。她让什么给忙得在芝加哥失了踪。一天我无意中翻报纸，读到一则新闻。在我被打伤的那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一位女职员晚上下班时发现自己的车被砸坏，四个轮胎全部被划烂，车的帆布敞篷也被划成条条缕缕。女职员在查看车况时被潜伏者从背后袭击，她是被看车场的人发现而送进医院的。经医院诊断，她的后颅骨被击裂。受害者目前已脱离了危险，但仍在特别护理病房。警方判断这起案件和抢劫、凶杀无关，因为受害者的首饰、名牌服装和钱包都不曾被动过。唯一的线索是划汽车的刀，是把名牌厨刀，并且崭新。
受害者是商场女服装部经理，现年四十五岁，据她周围的人说，她为人正直、公道、性情随和、家庭和睦，不曾和任何人发生过不可调节的过节。警方仍在对案子进行深入调查。
我放下报纸，站起身，倒了满满一杯白葡萄酒。饮尽两杯酒之后，画面连贯了。二十一岁的偷袭者从急诊病房离开后，就静静地酝酿一个阴谋。决定着手她的谋划是律师失败之后。芝加哥导报拒绝声张正义，让她觉得再也不能等了。多日的跟踪使她得到了女经理的行动规律，发现她在最后一个下班来到停车场时，无人看守的巨大停车场已荒凉如无人区。只要出手收手神速，偷袭是有把握成功的。偷袭者飘逸地出现在那个白人们引为自豪的住宅区，等待商场打烊。接近打烊时间了，女孩怕自己到时万一心不够毒手不够狠而饶过女经理。因此她跑进一家连锁超市，买了一把德国厨刀。一百七十元一把，对她来说是小意思。超市没什么顾客了，收银员疑惑地看她一眼。她拿起尚未装进塑料购物袋的刀就跑，火红的发梢飞扬，如同红色的蛇信子。这正是购物中心打烊的时间。再过一刻钟，女经理就会出现在空旷的停车场上。女孩已跨出了超市的自动玻璃门，身后传来一声吼叫：“等一下！”女孩回头，见那个肥胖的收银员在收银里挖着什么，一边说：“还没找你钱呐！”女孩红发一甩，大小姐派头好极了，说：“不要了！”她人已经在十几米以外。
女孩买的这把德国厨刀让她行动起来很迅捷。几分钟后，她喘着粗气退进灌木丛，看着皮开肉绽的八成新“Ford”，她原来担心自己会害怕，现在发现是过虑了。她从巨大的书包里抽出那根早已准备好的木棒。从小就打网球、骑马的贵族女郎身手如同年轻的雌豹，步伐毫无声息。那木棍打在女经理后脑勺上，一种女孩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后坐力导入她的全身。世上不会有比这后坐力更刺激的事了。她看着向前趴去的四十五岁女人，幻想她不纯的白种血液流了一车。不纯的白种血统对纯粹白种血统的醉心是女孩极熟悉的。她从小生长的地方，黄孩子们聚在白孩子学校围墙的外面，墙内最琐碎无聊的事，也被他们想得神奇。年轻的凶手迅速离开了她的猎物，一面把凶器放回大背囊里。她所有的名牌都比白孩子们高档，而她知道她永远是个黄孩子。
我在网上查到一所私立高中，那里急需教现代舞的教员。一个小市镇，在南加州，据说他们的生源大部分是亚洲的贵族子弟。成百上千的吴川，被关在古城堡似的校园里，成为白孩子们想象的神奇世界。我依恋芝加哥，可是难道我在十多年前不依恋故国故乡吗？我总是选择远行，或说远行总是选择我。
去面谈之前，我把我可能的远行计划告诉了吴川。她说那种学校糟透了，大鱼吃小鱼，没得吃就吃老师。她还说无论谁在那种学校都会在情感上窒息，最后情商降到零。总之她说了那学校一大堆坏话，希望我重新考虑。
我在她公寓的门口突然说：“对不起，做你姐姐我的情商也等于零。”
她没有答话。
我总是在她的淡然面前着慌而把话说过头。我说：“你和我一块去西部，在那里找个学校，不好吗？”
她问：“为什么？ ”
我死咬住那句“我舍不下你”，羞臊地把脸避开。忽然间，我找到个所以然来：“你在这儿不安全。说不定会侦察到你的。”
她知道我指什么了，但表面是一如往常的淡泊。面谈成功后，我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她。她在手机里慵懒地说：“祝贺你呀。”回芝加哥的飞机上，我的邻座是个读《中国旅游》杂志的男人。起飞不久，他问我云南的石林是不是有画片上这样壮观。我说比画片上壮观多了。他看我一眼。一个拉丁后裔，纤巧的骨骼，一对巨大的黑眼睛充满不快乐。他问我是否是和我男朋友去的。他们再不快乐也要调侃。我说我根本没去过。但我知道中国的任何一处风景都是实地胜于画片。我见他入神地看着我，我加上一句：“你不会失望的。”他说他是个幼稚的中年人，对什么都存有梦想。他女儿十四岁时就说他没希望成熟了。我说他女儿到了二十岁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因为她将成熟一大截子。他说女儿昨天二十岁了，可还是这样说他。他刚刚应邀参加女儿的生日晚会。他的前妻因为他的幼稚而受不了他。我问他幼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说盼望古典爱情，盼望去非洲丛林学鼓和舞蹈，等等。他是个药物学家，不务正业，上班为了混到退休，好去实现他的幼稚计划。
居然有这么一个傻子，几十分钟之内就和人掏心窝子。
降落芝加哥之前，遇到了大风，气流狂乱。他问我在不在意让他拉着手，因为他不仅幼稚还是个胆小鬼，最怕乘飞机。假如这是他最后一次乘飞机，他将永远记着给他壮胆的人。在我们拉着手听天由命的半小时里，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从吴川讲到黎若纳，再讲到我胸前的疤痕，以及它几个月前被不寻常地暴露。他问我是不是为此而离开芝加哥。我说远行是我一贯的作风。
飞机安全降落了，他还拉着我的手。他翻到石林那张画面，说：“我想远行到这里，你一起来吧。”
在机场，我们一块吃了晚餐。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买两张机票，我们再原路飞回去。”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来的一路话没说完。”
我们分手时他叫我等他电话。第二天我一天都心惊肉跳，茹比、吴川、佳士瓦都给我来了电话，却没有那位《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我设想他在实验室穿着白色制服的模样。那双巨大的黑眼睛快活极了。我憎恨自己，何苦又陷入等待？黎若纳等待吴岱从香港一次次回来，打着为吴老太爷寻找投资机会的幌子来到那座侉与蛮之间的省城，和她偷欢几天。等待让她像我此刻这样烦躁，把一锅沸腾的骨头汤从炉子上端下，耳朵还在听着传呼电话叫人的声音。这时听见叫的是她的名字，她把锅随手往我的小柜一放，就跑下楼去。那汤面上浮着比汤更烫的一层油。
第三天早晨，我收到的电话是通知我报到的，学校为我买的公务舱机票。我鬼使神差地说：“不了，谢谢，我在芝加哥已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吴川和茹比；吴川“呕”地吼叫一声，就沉默了。我问她几次“怎么了”，她说她得深呼吸一下，高兴得呛住了。我走出门，在灰暗的芝加哥傍晚漫步。黎若纳在我的伤基本愈合之后要和吴岱去香港了。爸把七岁半的我从外婆家偷出来，交给了她。她带我去那家蛋糕店，告诉我最美味的蛋糕并不花哨，是那种看上去古板的牛油清蛋糕。但我坚持点了带大堆奶油玫瑰的蛋糕。吃蛋糕时黎若纳说她自己是个坏母亲，假如我不原谅她，她完全是罪有应得。我似懂非懂，嘴里的奶油变得很腻味。
我回到公寓时，看门老头说有个先生来过。他形容的模样我一听就知道是谁。《中国旅游》杂志的读者把我的电话号码弄丢了，但他模糊记着我说的住址。看门老头说他一会儿还可能再来，叫我千万别离开。我在门厅里坐下来，读着律师的催债信。那时我七岁半，跟黎若纳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公园。她叫我坐在草地上。她说：“来，妈妈给你梳梳头。”她拆开我的长头发，用梳子细细地梳，辫成很紧很密的“麦穗花”。这种辫子能维持很长时间。她想这一来我半生都可以省去梳头了。她一边编着我的头发一边哭。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已经不想走了。只要我说一句不舍的话或原谅的话，她就会把火车票退了，和我一块回家。可我一声不吭，所以她不可挽回地给我编了一根永久性的辫子。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倔，把眼泪忍住，说出我的依恋，也许我告诉《中国旅游》杂志读者的有关我的故事会完全不一样。我眼睛朝掌灯的大街上看。黎若纳的血流在我体内，让我管束不了自己，创伤累累，爬起来还要找个人来爱。终于找着一个比我还不顾死活要投入“古典爱情”的。我难道比那个干傻事的吴川好？黎若纳在二十多年前为她女儿梳辫子时险些辜负吴老少爷。这时我希望黎若纳还是抛弃我、爸、外婆，不然就没了这个和我争吵、惹我担心、不断干傻事的吴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