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月桂在后台卸妆。这些日子她难得有机会上戏园来，唱戏成了票友客串似的。戏园在她预定要演的日子大做广告，一些老戏迷，就爱听“筱腔”，觉得那种深沉低回，特别过瘾，听多少遍，还要再听。也有人就爱看她的扮相，觉得她扮演的少妇，甜姐儿的笑脸，几天见不到就难受。
这天她在戏园收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照例是李玉代接的，那人坚持一定要筱月桂听电话，说是有极端机密的要事。筱月桂没好气地拿过话筒。话筒里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你做的丑事，我们全知道了。”
“了不得！”筱月桂讽刺地说。她接到过很多奇奇怪怪的电话，从来不当一回事。
“你当过野鸡！”
“我当过你的祖宗！”筱月桂把电话一扔。
过了半分钟，那个人又打过来了。筱月桂不接，不过她心知还是那人，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说，便让李玉听下去。李玉边听边传话给她：
“叫筱月桂拿出两万元，不然把确凿证据公布于众。”
筱月桂说：“你告诉他，叫他先拿两万元雇保镖，不然还没有来得及公布，头就找不到了。”
在回家的车子里，她们还拿这个事情逗笑。但是筱月桂隐约觉得这个人不像是在虚声恫吓，他开价过高了。
后来这个人又来要过几次钱，价钱倒是越讲越低，最后低到三百元。但是筱月桂知道如何对付这样的勒索，坚决不予理睬：这种事，你给了钱，也保不住他不再来嗦。
秀芳每天早晨一成不变的差事，就是购买各种报纸，剪取有关筱月桂的戏评和新闻，包括常荔荔的报道，让筱月桂有空翻一下。秀芳本来认字读报挺艰涩的，现在有空就看报，津津有味。
筱月桂要她不管好坏都得留下，十年来，这些报道积了几大本，筱月桂甚至能读得出报社某些名笔写的文字，哪怕用的是别的笔名或化名。
在这些记者采访时，她能背得出对方写的得意字句，弄得记者兴奋异常，受宠若惊：自己写的字句，竟然能如李杜诗一样传诵！这个名女人既然看重他们，他们也就更乐意写她，还为她编出各种各样的名号，称她是“上海三百年第一奇女子”，或是“上海艺坛女祭酒”。
但是这天的《游戏报》有一篇文章，把秀芳看得脸红心跳：
上海滩俏闻人竟是野鸡，演艺界女光棍本自贱业。
下文里说：“艺术本寓教于乐，诲人以善。目前国内演剧界，良莠不齐亟待整顿。近查申曲领军坤角，竟为幺二妓女出身，从不思悔改，经常上演淫戏，竭尽媚声浪语，败坏风俗。艺界堕落，莫为之甚。呜呼，吾国艺术举步维艰，均因此辈人误执其牛耳，必将江河日下矣。”
余下的文字，大致如是，竭尽挖苦之能事。
文章的署名是“连城”。
秀芳不敢把这篇文字拿给筱月桂看，筱月桂却问：“《游戏报》呢？”
“今天没有出报。”秀芳说。
“少瞎讲，我就等着看这报。”
秀芳惊讶地说：“你早知道啦？”
“我想今天应该出洞了。”筱月桂接过秀芳递上的报纸，仔细读了，说，“原来如此。说得个翻天崩雷，就这么一点事！你给我收好。”
她打了个电话给刘骥：“这是个穷疯了的家伙，不过《游戏报》刊登如此文字，必是明星公司主意，这本来就是明星的一批文人弄的小报。他们被如意公司挖走了几个强将，留在那里的几个女星，乐丹丹，欧阳凤什么的，荔荔的出名把她们气得不行。电影业界用如此手段，互相对付，不太好。”
刘骥答应去问问情况，找出内幕，趁他们尚未点名，把场面圆下来。筱月桂答应了，如果到此为止，她将不加追究。
这家娱乐小报，每周出版两次。星期六版竟然刊登一封“读者来信”：
连城先生文章，一发中的。吾国艺术界之腐化堕落，筱月桂之流表率人物，出身下流贱业，淫邪成癖，不知自爱，以绯闻为乐。不揭露不足以改良艺术，不清除不足以正艺风。
筱月桂拿着报纸，沉思良久。到此时，已经正式打上门。只要不点名她可以不问，哪怕写得人人猜得出来，她也不管，是是非非任人评说。现在这家报纸是逼她说话，真的要说几句，就得考虑如何说法。
正在这时，余其扬给她打来电话，他比她还着急，早就请教了力雄银行的法律顾问。顾问建议诉诸法律：公共租界法庭，用的是英国法。英国法规定，在诽谤官司审讯中，诽谤者必须证明确有其事，而不是受诽谤者证明实无其事。任何事情有无，要提出确证总是不易，所以英国法有利于受诽谤的原告。
第二天《申报》刊载了筱月桂声明：“《游戏报》连日文字，诬蔑本人出身贱业，此纯属捏造，已构成诽谤罪，特在公共租界法院起诉，索赔名誉损失三万元。”
《游戏报》已有准备，马上刊登声明，说：“筱月桂妓女出身，并非向壁虚构，自有证据，将延请大律师对簿公堂。”
这一来一往，成为新闻界大消息。一时报纸上尽是不三不四的标题：
上海滩女闻人艳帜大张！
神女生涯烟消云散风流犹存！
余其扬非常生气，担心筱月桂一时难以见人。筱月桂最大的忧虑，是怕伤害常荔荔。但是常荔荔把报纸一扔，不当一件事，对地来说，不是英文报纸上登的新闻几乎都不算新闻。她觉得有趣，饭前茶后竟然大笑了几次，筱月桂也就坦然处之了。
出乎她意料的是，上海的文艺界人士，以及妇女界团体，纷纷发表言论，指责《游戏报》鄙视艺术家，不去指责总督出身强盗，总长出身流氓，却把女演员视为艳闻流言的来源，用黄色新闻侮辱人格。
筱月桂过去一直以为艺术界同行对她过于妒忌，妇女界的道德人士瞧不起她，终年到头永远是流言蜚语不断，与这次报上登出的话完全一样，可能更阴毒。但是现在事情一旦公开闹起来，大家都与她同仇敌忾，至少在公开传媒上如此，她也就宽了心怀。
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观众来信，绝大部分只能寄到戏院，每天有一大堆。她带回家，让秀芳先看一遍，好多男人写的侮辱信下流之极，秀芳每天烧一盆。筱月桂有时晃到一眼，觉得男人真是泥做的，性幻想无论写出来画出来，都千篇一律，令人实在作呕。女戏迷们的来信特别有趣，大部分怕她想不开寻短见，用各种方法劝慰她。这也怪不得她的观众：她在戏里自杀次数太多，让观众不得不疑心她自己会走上这条路。
她笑着说：“为了写信的一片真心，只能暂时推迟预定的自尽日期。”
“什么时候？”秀芳装得一本正经地问。
“暂且保密。”她叫秀芳花点时间，一封封代回这些安慰的信，秀芳的字现在写得比她好。
这段时期，余其扬也常来陪她，见她谈笑风生，他觉得自己大惊小怪了。他们两人合计一下，对方无法找出任何证据。估计当年认识幺二荷珠的人，后来有许多会认出筱月桂，但是这不能当作确证。惟一能说出什么名堂的是新黛玉，新黛玉已经来见过筱月桂，说有人到她那里出巨款收买她，被她骂走，她愿意到法庭上再次臭骂那些混账王八蛋。
有一天，一个女人打电话来，说自己是律师顾瑜音，从英国学成归来，在上海开业。筱月桂觉得听说过这个名字，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律师。顾瑜音很为筱月桂抱不平，愿意为筱月桂出庭辩护。她们约了在东康饭店见面。在饭店里筱月桂看见向自己走来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似曾相识，那个女人也说好像见过。
两人坐下来，没有说正题，却在互相折磨绞尽脑汁，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
最后，几乎两人同时想起来，顾瑜音就是筱月桂当年在张园见到的男女平权演说者，筱月桂就是那个提出奇怪问题的青年女子。两人想通了，高兴地笑起来。
筱月桂说：“不好意思，那个问题问得太唐突。”
“不不，”顾瑜音说，“那个问题问得最好，点到了关键。多少年来我也没能忘掉。但是在中国社会，这样的问题，要讨论，社会还不敢听，不说同意不同意。我估计，再过一百年在中国公开讨论这事也难！”
顾瑜音接着说，她之所以为筱月桂辩护，是要为全中国妇女辩护。她根本不想问筱月桂是否做过妓女，报上这种文章本身就是对所有的妇女泼污水：男人三妻四妾加嫖妓都不是丑闻，凭什么女人在社会上奋斗要受到查问？她不收筱月桂的律师费，就是要为妇女讨回平等。
顾瑜音越说越激动，筱月桂觉得她的理想色彩太浓，可能不适合对付那些流氓。但是顾瑜音的热诚，使她盛情难却。顾瑜音从大处着眼，倒是与她的想法合拍。
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公共租界法庭的这场官司，已经在报纸上轰闹了差不多一个月，因此吸引了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注意。那天九江路法庭门口挤满了记者，筱月桂的女性支持者们，以及围观的路人，几乎有上千人，挤得九江路水泄不通。警察不好拉女性示威者，只能指挥车流绕道。
待顾瑜音律师和筱月桂一同来到时，支持者们大喊：“筱姐！筱姐！必胜！必胜！”
顾律师一身职业律师打扮，筱月桂旗袍非常合身，却是素蓝色，去尽铅华珠宝，样子像一个上海女工。她从人群中穿过，和人们握手时，文静秀雅。好多支持者抓住她的手哭了起来。
《游戏报》方面的人看到这阵势，明白他们穿过人群，会挨这些女人的拳打脚踢，只能绕到汉口路的后门进法院。
根据英国法律，庭审闭门进行，不让采访与旁听。法院外面围着的人，耐心地等了三个小时，一个临时成立的“筱案后援会”送来了茶水和面包。
最后法院门打开了，筱月桂坦然地走出来，她让顾瑜音向新闻界和公众宣布结果：法院宣布《游戏报》犯有诽谤罪，而且“情节异常恶劣”，原告要求名誉赔偿三万元完全合理。其他报纸数十家，报道此案时对内容不加审定，点了筱月桂的名，并且用了“幺二”、“妓女”字样，犯有传播诽谤罪，将由原告决定是否追诉。
等在门外的支持者们高呼：“胜利了！胜利了！”她们把筱月桂抬起来，像凯旋的英雄。
第二天报上就刊登了顾瑜音大律师的长篇辩护词，那简直是一篇慷慨激昂的男女平权宣言书。
我在研究筱月桂生平时，自然对此案极感兴趣，总觉得报纸上的报道，似乎有点漏洞。所以找了个朋友，让我翻看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全套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法庭记录，在成架成箱的审讯资料中，终于找到此案的堂议辩论笔录。我读后大吃一惊。原来审理过程与顾大律师的辩护词没有多少关系，与顾大律师后来在《文史资料》上刊登的回忆文字也大相径庭。
在庭上，被告律师拒绝回答顾瑜音关于道德上男女应当平等的质问，盯住追问筱月桂究竟有没有当过妓女这事实问题。
顾律师要求法庭判决此问题与本案无关，但是筱月桂表示完全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
对方律师追问她在一品楼的经历。
原一品楼老板新黛玉出场作证，筱月桂当时名小月桂，是一品楼的丫头。一品楼待客的妓女，必须是小脚，必须是苏州口音，必须会唱评弹。筱月桂样样全无，不可能在一品楼做妓女。
对方律师追问筱月桂在一品楼之后的经历，筱月桂和新黛玉都一口咬定：回乡种田去了。
对方律师要求传见证人，一个姓曹的女人，自称是荟玉坊鸨母。那个女人说，十八年前，1908年秋天，一品楼的老板新黛玉，把一个叫荷珠的女人，卖给荟玉坊。荷珠在她手下当接客妓女，前后有四年之久，最后因生病回乡。她至今认得出，眼前这个叫筱月桂的女人，就是当年的荷珠。
筱月桂和新黛玉，都一口否认曾经见到过这个女人，更不用说认识她。
最后，对方律师拿出了他所谓的铁证，是新黛玉、荷珠和这个姓曹的女人都按了手印的卖身契，由一品楼将这个叫荷珠的女人卖给荟玉坊。对方律师要求法庭将此文件作为证据列入，并且由专家检验手印之真实。
筱月桂完全没有想到，十八年前竟然会留下这么一份文书，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新黛玉却站起来，矢口否认她曾经按过手印在这样的卖身契上，她说一品楼从来不做绑猪崽贩卖人口的犯法事。
新黛玉的话突然提醒了顾大律师，她提出法庭绝对不能承认这份文件为合法证据。如果这种证据可信，有关的买卖双方，触犯了租界刑律，应当立即予以逮捕，进行公诉。本案就成为刑事案件。
此言一出，对方语塞，他们没有想到此文件无法被租界法律认可。
法官在总结此案时，指出卖身文件非法，不予承认。但事过十八年，追诉期限已过，所以也不作刑事立案。既然《游戏报》没能提出任何有效证据来证明原告筱月桂曾经做过妓女，判决只能为：《游戏报》连续两篇文章犯有诽谤罪。鉴于此案情节恶劣，罚款从严。
这位也是留学归来的法官，头戴英国王家法院的假发，穿着黑袍，神色庄严地在中国按英国法主持正义。他当然知道门口轰闹的人群想听什么，舆论界想听什么。
法官的判决是否受到“现代意识”舆论与民情的压力？他的心理是什么？我无法知晓，但猜得到一点，文件非法，给了这个法官一个顺从舆论的好理由。
筱月桂大获全胜后，立即把所赢三万元赔偿，捐赠给顾瑜音领导的女权事业，而顾瑜音则与筱月桂联名，转赠给以提高劳工妇女地位为宗旨的上海培文女子夜校。可是这笔巨款始终没有全部赔出——《游戏报》因为无法赔出此款，申请破产，全部资产拍卖，力雄银行以一万五千元收购，重新出版《新游戏报》。
这整个庭审过程，成为1926年九月上海乃至全国市民津津乐道的大新闻。
在法庭胜利的那个晚上，筱月桂和余其扬在王宝和酒家，吃专从阳澄湖选来的蟹，喝店家自酿的陈年黄酒。余其扬说：“你知道‘筱案后援会’是谁组织的？”
筱月桂说：“这点事情，还能瞒得过我？我早就想到了，只是看你会不会想到，应该如何支持我。果然我们都还是明白人！”
两个人高兴之余，酒后狂言。筱月桂说，她听到有人从漠北戈壁来，跟她说，那里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个女人，唱的好歌，当了司令。他们很想邀请这个女司令到草原赛歌会上一试身手。
余其扬说，他知道的情况更有趣：陕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询问，上海洪门立幼童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帘听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听了这故事，脸上依然笑开颜，心却沉了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那天夜里，两人躺在床上后，未能尽兴。
那些在报道中用词不慎煽风点火的报纸，一个个来向筱月桂道歉，问她会不会追诉他们。筱月桂只是说：“你们从此好好报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个人历史，多刷白漆不会更白，恐怕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注意力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是实事求是，不能以你的喜好决定去舍。谁叫我认识你本人？”
“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既然认识我，就明白我说一不二。”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
我和她约见，在一个酒吧，今日的当年的上海酒吧，贴着相同的广告，而且门外的霓虹灯一样洋字连篇，光怪陆离。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不写书了。”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坦白地说，她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如此。她叹了口气，脸有羞色，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按今天的标准，都让人皱眉，连见女人必勾引的无行文人们，都要吼骂一声：“身体写作！”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我们这个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一些肮脏秘密。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
常荔荔听了哈哈大笑，随口把它翻译成英文：
Goodpublicity，
Badpublicity，
Anypublicity，
Isgoodpublicity.
筱月桂不承认这首打油诗写的是她自己的想法。如果她真唱的是自己，她就是今天一大批人七十多年前的先知先觉。
后来阮玲玉自杀，轰动上海，震骇全国。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献了花圈。她对此记忆犹新，不过沉吟片刻，她却对我说：“这个女人，生错了年代，大概自以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从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来的人才知道，无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杀人！”
在与我长聊时，她说得更绝妙：“哪个记者骂我是婊子，我肯定给他一个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红印，让他可以有证有据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是这么个傻瓜记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既然已经成为筱月桂的好朋友，我当然往好处想这话。那么，再讲一点坏事，可以让我们留在1926年，那一年发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