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受外界促进因素的影响的程度，是决定某一地区发展速度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随便看一眼地图即可明白，非洲所处的位置还算不错。它北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狭窄且容易渡过的水域，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其说是个障碍，倒不如说是一条大道。东面的西奈半岛是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通过。最后，季风抵消了印度洋的浩瀚无垠，便利了东非和南亚之间的来回交往。
然而，历史上，非洲与欧亚大陆隔绝的程度，比根据上述情况得出的印象要严重得多。这一与世隔绝至今仍是非洲大陆发展中的一个首要而又持久的因素。本章将首先论述导致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然后叙述非洲大陆的民族及其历史发展的性质。
一、地理环境
本章将要研究的非洲，是指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如此限定的原因如第一章第三节所述，在于撒哈拉沙漠是一大屏障、一大分隔者，而地中海相比之下却是一条连接的大道。历史上，北非人与地中海盆地周围其他诸民族的相互影响之所以超过他们与沙漠屏障以南地区诸民族的相互影响。其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本章研究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实际上是一座岛屿，它的北岸是撒哈拉沙漠，而不是地中海。
撒哈拉沙漠决不是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唯一障碍。大沙漠的东面，沿尼罗河上游的是巨大的苏德沼泽地。这些沼泽地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可怕的障碍。而未被港湾、海湾和内海破损的、平直的海岸线，也使非洲大陆难以接近。因此，尽管非洲的面积是欧洲的三倍，但海岸线却比欧洲的短。缺乏与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相仿的海洋，意味着非洲内地对外部世界来说是比较难以进入的。
沿东、西海岸的100O英里长的沙洲，以及东、西两岸的巨大的隆起地，也是有力的障碍，它使乘小船登陆十分危险。即使成功地躲过了沙洲和激浪，仍然还有另一个障碍，即滚滚河流由内地高原顺着一道道悬崖向低洼沿海倾泻而下时所形成的急流和瀑布。非洲大陆的外形象一个翻过来的茶托，这在今天能提供巨大的水力发电的潜势。但在历史上，沿海岸的瀑布意味着，非洲既没有象圣劳伦斯河和亚马孙河那样的为进入美洲内地提供通道的、水流平缓的河流，也没有象莱茵河和多瑙河那样的为进入欧洲内地提供通道的河流。另外，低洼的沿海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以及由这种气候引起的热带病，也挡住了进入非洲的道路。内地高原通常气候凉爽，益于健康，但沿海地区的气候却严重影响了要到内地去的人们的健康。
与外部的难以接近同样重要的是内部的难以进入，这就是说，从非洲某一地区到另一地区也很困难。综观非洲大陆，其南北两端是小而肥沃的狭长地带。这些狭长地带很快让位于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绵延起伏的草地或大草原，北部以苏丹草原最为著名：“苏丹”这一阿拉伯词意为“黑人之国”。然后是热带雨林，在其最稠密的地区，比沙漠还难以穿越。
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同海岸附近缺少出口、内地缺少不受阻碍的河流网一起，阻止了非洲大陆各地区间的相互影响。这必然阻碍非洲各民族的全面发展，从而解释了草原上的复杂的大帝国和遥远的沙漠、森林地区的狩猎团体问时并存的原因。
这一地理环境还有助于说明，欧洲人侵入非洲较其侵入美洲，在时间选择上何以存在着反常的差别。非洲与美洲不同，几千年来一直同欧亚大陆保持着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有时很微弱。但是，欧洲人侵入邻近的非洲却比侵入遥远的美洲要迟缓很多。在美洲被开发、被殖民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非洲仍是一块“黑暗的大陆”。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几个不重要的地区为人们所知晓。甚至到1900年时，大约还有四分之一大陆未被开发。非洲之所以不受欧洲推动力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它的各种地理条件；这些地理条件结合起来，使非洲大陆有力地抵抗了外界的入侵。然而，地理环境决不是唯一的因素。车少，非洲黑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普遍的发展水平也很重要；这一发展水平甚高，足以有效地阻挡欧洲人达数世纪之久。但在论述黑人的文化之前，我们将首先考察他们的种族成份。
二、民族
与人们通常的设想相反，非洲诸民族决不是属于同一种族。仅撒哈拉以南地区就可发现各种种族，这些种族存在于整个历史阶段。不过，他们的起源和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谜，而且权威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有一种种族的分类至少目前遭到的反对最少，它认为主要有四大种族：（1）布须曼人，他们操科伊桑语；（2）俾格米人，他们原先的语言不知道，因为他们接受了后来征服者的语言；（3）黑人，他们操尼日尔-刚果语；（4）高加索人，即卡普萨人、库希特人和含米特人，他们操亚非语。这四大种族似乎起源于维多利亚湖地区，从那里，布须曼人向南迁移到南非；俾格米人向西迁移到刚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区；黑人向西迁移到西非，向西北迁移到当时肥沃的撒哈拉地区；高加索人则向西北迁移到埃及和北非，以及向东北迁移到阿拉伯半岛和西亚。
这里应再次强调，上述分类和迁移的情况，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实际上，有位权威人士已将当前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的缺乏，概括如下：
三、农业和铁
同美洲和澳大利亚可能存在的情况相比，非洲文化更大程度上是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例如农业，它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于公元前五千纪在埃及生根，可能从那里传到其疆界从埃塞俄比亚高原伸展到大西洋沿岸的苏丹。应该指出，有些权威人士认为，农业是由这一地区，即尼日尔河上游地区独自发明的。不论情况是否这样，事实是，最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栽培的绝大多数植物，是由外地传入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尼罗河而来的大麦、小麦、豌豆和小扁豆；来自东南亚的香蕉、甘蔗、薯蓣和新型水稻；从美洲由葡萄牙人及后来的奴隶贩子传来的烟草、玉米、赖马豆、菜豆、南瓜和番茄。铁器出现之前，这些植物已在苏丹草原大量地种植。雨林地区很少从事农业，因为那里能得到各种可吃的水果和蔬菜，无须用石制工具伐树耕地、花费艰巨的劳动，便可获得足够的食物。
对非洲来说，与农业引进同样重要的是冶铁术的引进。冶铁术肯定是从外地传入的，它可能有三个来源。其一是迦太基，这门技术可能从那里经商人向外传播。公元前500年，或许更早些时，商人们开辟了两条正式的、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如我们从已发现的商路沿途的岩石雕刻品上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撒哈拉沙漠并没有象后来那么宽、那么可怕，因此，商人们能用驴和马拉着大车和马车穿越而过。后来，当沙漠变得更难通过时，罗马人从中亚引进骆驼，解决了这一问题。
冶铁术的第二个来源是库施王国；库施王国位于尼罗河上游，首都设在喀土穆稍北的麦罗埃。库施人以黑人为主，古埃及人称他们为努比亚人。他们最初曾遭到埃及法老军队的袭击，后来渐渐地建立起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于公元前751年征服埃及，并统治了这个国家达一个世纪之久。此后，亚述军队由东侵入，迫使库施人退出埃及。然而，正是从这些亚述人那里，库施人学到了冶铁术。
库施人能使他们的知识得到充分利用，因为他们国家与埃及不同，有着丰富的铁矿石和燃料资源。麦罗埃很快成为巨大的产铁中心。首都遗址旁至今仍能看到的大铁矿渣堆表明，麦罗埃曾是中非的匹兹堡。铁和文明地区的其他产品，可能用来换取非洲的传统商品，如奴隶、象牙和鸵鸟羽。库施王国在生存了1000多年之后，于公元4世纪衰落，在此之前，冶铁术已传入遥远的南部和西部地区。
库施王国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埃塞俄比亚是冶铁术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第三个来源。现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人的祖先，大约在公元50年建立了一个帝国，以阿克苏姆为都。这些阿克苏姆人是在印度洋各国、中东和东非从事贸易的商人。尽管详情还不知道，然而，是他们将冶铁技术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入东非。
远在欧洲人入侵之前铁器就使用于非洲。这是戴维·利文斯通的《最后的日子》中的插图：非洲人在锻制锄头。
在向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广泛传播冶铁术方面，迦太基人、库施人和阿克苏姆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约公元前50O年前后，当地居民已开始制造自己的工具和武器。到公元前200年，这项技术已向西一直传播到尼日利亚中部，到公元1世纪，向南传播到赞比西河。于是，非洲进入铁器时代，其影响和前面提到的铁器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一样深远。
早先，铁锄和铁斧曾使农业伸展到中欧、恒河和长江流域的森林地区，如今，又使农业扩大到非洲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结果，农业产量增加，出现可用于经商的剩余产品。如在欧亚大陆一样，这又转过来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而取代了从前简单的亲属关系。因此，约公元9世纪前后，出现了明确的国家组织，它拥有军事机构、行政机构和维持国家组织所必需的税收来源。
对非洲的另一影响是使非洲大陆的种族成分发生根本的变化。采用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得益的，是苏丹草原的易接近的黑林人和高加索种人，而不是雨林地区和南部地区的不易接近的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和高加索种人；他们凭借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损害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的情况下向南推进。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是一个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他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于公元初侵入刚果盆地，消灭或征服了人口稀少的俾格米狩猎者。公元600至9O0年间，一部分班图人从刚果盆地向东南推进，到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征服了布须曼人；布须曼人遭受了和俾格米人相同的命运。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班图人沿大西洋海岸直接南下，最后遇到了一个新的民族霍屯督人。现在认为，这些霍屯督人就是布须曼人，他们早些时候学会了牲畜饲养，从而改善了他们的饮食，变得比其他布须曼人更加高大，但在其他方面却同布须曼人很相象。这些迁移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团；而早1000年时，他们却同高加索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非常公平的分享着这块大陆。
四、伊斯兰教
发源于欧亚大陆的另一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力量，即伊斯兰教，加强了农业和冶铁水的影响。7世纪，伊斯兰教迅速传入北非时，几乎未遭到拜占廷统治者的抵抗，但却遭到当地柏柏尔人的顽强抵抗。不过，柏柏尔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然后，他们同阿拉伯人一起征服了西班牙，并越过撒哈拉沙漠，将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传入苏丹。柏柏尔商人改变了他们沿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所遇到的非洲商人的信仰。宽容的黑人统治者允许穆斯林享有从事宗教活动和宣传其信仰的充分自由。因而，大约9世纪时，伊斯兰教首先出现于苏丹西部诸商业中心。到13世纪时，它已成为当时大马里帝国的国教，并因官方的支持而稳步传播。
伊斯兰教还在东非取得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立足点；在那里，很早就建立了穆斯林阿拉伯社会。阿拉伯移民同班图妇女通婚，创造了一个新民族“斯瓦希望人”，即“沿海居民”，其语言成为东非的混合语。在东非，他们仅以沿海飞地或岛屿为居留地，因为这里更安全，不受大陆部落的侵扰。伊斯兰教并不试图征服内地，所以，在东非与在北非和苏丹不同，伊斯兰教从未获得大块基地。
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影响是深远而又多方面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生活的表面，即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方面。此外，也明显表现在随着与外界的交往范围扩大而来的农业和技术的发展方面。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据记载，大约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博尔努王国的国王海·伊得利斯·阿娄马曾说过：“在宽容、仁慈、慷慨、永恒的上帝赐给苏丹的恩惠中，有难得的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地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
鸟羽、制作香料的香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这就是苏丹经济同国外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因此，到1400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商业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购买罗得西亚的象牙、奴隶、黄金和加丹加的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到13世纪时，其中两座城市基卢瓦岛和桑给巴尔，已建立了自己的造币厂，铸造出大量的铜币。
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愈来愈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一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曾于1513年访问廷巴克图，他发现，这一兴盛的学习状况应归功于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这里‘廷巴克图’拥有大批医生、法官、教士和其他学者，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充足的生活费用。各种手稿或书籍从巴伯里‘北非’运到这里，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大，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帝国权力控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一权力服务的人。
五、苏丹诸帝国
农业和冶铁术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地区间贸易的繁荣，伊斯兰教的促进因素，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说明了自8世纪起非洲大陆上的国家建立的过程。毫不奇怪，苏丹出现了最复杂的政治组织，在那里，长途贸易发展得最快，伊斯兰教的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这个地区出现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1200－1500年）和桑海帝国（1350-16O0年）。
这三个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首先，它们都以商业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将其权力范围向外扩展，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的岁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对这些和其他一些商品买卖的征税。当时的一位学者贝克里，列举出在加纳帝国向出入边境的“每头驴所驮的盐，”以及驴和骆驼所驮的其他商品所征收的税。他说：“在这一帝国中所发现的每块金子都属于加纳国王，而国王留给人民的只是金子上的灰尘。……”
来自这些捐税的岁入渐渐地使帝国的行政管理更为复杂完善成为可能。因此，桑海帝国比前两个帝国更复杂。全国明确划为几个省，每个省设一名长期任职的省长。帝国还有早期职业军队，甚至还有几个部，分管财政、司法、国务、农业、林业以及“白人”，即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马里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发展贸易，提供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和促进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还将苏丹从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拨图塔将马里包括在他的旅程之内；这一旅行东面最远到中国。1353年6月，拨图塔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强大的原因，又是衰微的根源。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曾有过很多贡献，但它的基础比当时去过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过的观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狭窄。因此，危机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苏丹诸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易受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强加于别人。1076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同样，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结束。用17世纪廷巴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代替了富裕，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
六、王国与部落
上面提到的三个帝国，是非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产物。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苏丹相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地中海盆地一样，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某种商业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15世纪，另一种商业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岛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今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这座神庙四周的围墙高达32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礼仪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基卢瓦岛的商人统治者，以苏丹自称，是贸易的经纪人，控制着莫诺莫塔帕和穆斯林商船之间的商品的交流；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岛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拨图塔这样写道。后来，马里帝国又给这位拨图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7世纪欧洲人的插图：非洲刚果王国的首都。这个王国建于欧洲人入侵之前。
正如苏丹请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岛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伪破坏。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十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象它是一个葡萄牙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过难。五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这里的好客。一位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代理主教和方济各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船队队长做了祷告。然后，大家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
19世纪的绘画：非洲典型的农村村庄，它与前图外观宏大的刚果王国的首都形成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显得非常原始。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直到1628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的进攻为止。凭借他们的火器，葡萄牙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结果，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几个小王国。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东南非转向东北非，那么，非洲舞台上的多样性便十分明显。在东北非，在埃塞俄比亚人和努比亚人中，存在着一些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王国。公元4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人一直是异教徒，他们信奉的诸神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神。公元333年，叙利亚人弗鲁孟提乌斯将基督教传入这里，并使国王皈依基督教。从那时起基督教—直是官方的宗教信仰，并渗入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7世纪，穆斯林的征服切断了埃塞俄比亚同地中海的联系；8至10世纪，红海各港口丢失给穆斯林，使这个国家同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但是，埃塞俄比亚拥有由山脉和高原组成的极为辽阔的内地，实际上一直与世隔绝地幸存到现代。在此环境中，形成并持续下来的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一个拥有朝廷和国王的基督教封建社会；朝廷由牧师、官员、军事将领组成，而国王同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国王一样，由于经济需要和政治压力，被迫将其宫廷不断地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如本章第三节所述，325年，努比亚库施王国被阿克苏姆所击灭。随后相继兴起的国家，通过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传教团，于6世纪皈依了拜占廷或科普特基督教。大量教堂的建立反映了对这一新宗教的信仰；有些教堂由于被沙埋没而得以保存，其精美的壁画至今仍呈现出原有的色彩。几年前，波兰的一个考古团发现了这些壁画，将它们从埃及新建的阿斯旺高坝的不断上涨的大水中抢救出来，分别珍藏在喀土穆和华沙博物馆中。
同埃塞俄比亚一样，这些基督教努比亚王国因7世纪伊斯兰教征服埃及而与世隔绝。尽管努比亚边境地区同穆斯林的战争不断，但努比亚的基督教却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又生存了六个世纪。13世纪，埃及归顺了好战的萨拉森人的统治；这时的萨拉森人正在圣地同西方十字军作战，不愿意宽容家乡邻近地区的其他基督教徒。因此，13世纪后期，他们蹂躏了努比亚大部分地区。不过，那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又生存了两个世纪。
在对非洲各种不同社会的个别考察——这仅仅是个别考察，而不是全面调查——中，有些最原始的社会不应被忽视，因为它们的长期存在反映了非洲大陆在地理上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情形。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被限制和隔绝在难以进入的沙漠和雨林地区中，故仍停留在食物采集的发展阶段。当他们作为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以人类原始的生活方式继续存在时，世界却忽略了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没有意义或影响。少数几位仔细地观察过俾格米人的人报导了他们在舞蹈、合唱、表演、模仿和讲述故事方面的高度发展的才能。同样，布须曼人也以其岩石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这些绘画和雕刻用自然、流畅、富有韵律的线条绘制而成，一般描绘动物、打猎和战争场面，以及伴以舞蹈的仪式活动。
七、结论
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托马斯·霍奇金提出的这一论点，描述了一个肯定不是非洲所独有的进程。从前几章看，它显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进程。原因很简单：西方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因而跑到了其他所有社会的前面。不过事实仍然是，西方和非洲之间的差距比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君主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对伦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确是衰落了，但它们并不象廷巴克图那样，衰落到实际上已经灭绝的地步。有关西方为什么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并突然跑到其他地区前面的问题，第十七章已作了论述。但是，这里又面临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非洲总的看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落后于整个欧亚大陆呢？
这一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过，更不用说回答了。前几章在分析欧亚大陆各文明的发展时，提出了某些可能与之有关的因素，这里暂且提出来予以考虑。这些因素的相对意义；如果它们确有意义的话，不作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是不能评价的。
人们立即想到的非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农业、冶金术和长途贸易引起的普遍的促进力不久便开始停滞不前，未能进一步发展下去。非洲没有出现过在用铁制工具开发和利用北欧、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时在这些地区所出现的连锁反应的高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非洲缺乏相应的肥沃的、具有潜在生产率的地区。土地贫脊、气候恶劣和舌蝇等因素，使非洲的农民和工匠不可能象欧亚大陆的农民和工匠那样，进行卓有成效的生产。即使是条件优越的苏丹，也主要依靠出
口黄金和贩卖奴隶，而这不可能为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十分广阔的基础。
第一节所述的外部和内部的与世隔绝似乎也阻碍了非洲的发展。例如；非洲既没有能与欧洲相比的河流和沿海出口，也不象欧洲那样，享有接近先进的拜占廷和伊斯兰教文明随有利条件。相反，这里内地多沙漠、多雨林，而外部是烟波浩渺的海洋。这阻止了甚至是自然资源所允许的、有限产品的有效利用。确实，与美洲不同，非洲距欧亚大陆很近，近到足以从加农业和冶金术这样的基本技术的传播中获得好处。但是，非洲距欧亚大陆又很遥远，远到无法接受数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一直在相互交流、使彼此得益的长长的一系列发明。
最后，非洲很容易遭受外界的进攻，因为发展停滞便意味着软弱，而无论何地，软弱将招致侵略。前面我们已叙述过柏柏尔人入侵苏丹和葡萄牙人进攻东南非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结果。它们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对比之下，西欧在1500年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之前的关键性的五个世纪中，没有遭到任何侵略。这种易受攻击的因素，后来以痛苦的奴隶贸易这一极为致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奴隶贸易不仅减少了广大地区的人口，而且导致了经济和政治混乱。
这些不同的因素可以说明，为什么非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各社会所达到的水平。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继续，城市中心未能控制非洲任何地区的经济，反映出这种迟滞状态。另一方面，这种迟滞状态又转过来维护了诱人的平等主义和缓慢的生活步调；而这后两者在仍很有效地保持亲属关系和土地公有制的地区是很普遍的（见第三章第四节）。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巴西尔·戴维森曾推断：“……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比较可能对非洲有利。……就这种比较所能有的任何价值而言，欧洲中世纪的日常生活，对一般人及其妻子来说，可能更加危险，更让人讨厌。”
这一明确的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洲社会引人注目的特征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就因为它缺乏欧亚大陆各社会的推动力和不断的发展。只要非洲人与外界比较隔绝，他们就能维持和享有一种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早已消失的生活方式。但是，当西方的扩张主义抵达非洲沿岸时，非洲人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地区越不发达，越容易遭受侵略，结果遭到的破坏也越大。班图农民牺牲“不发达”的狩猎民族的利益，向全非洲扩张，这是事实在近代，工业化的西方的代表牺牲“不发达”的农民的利益，尤其是牺牲那些仍停留在新石器阶段的人们的利益，间向全球，这也是事实。
最后，应该指出，尽管非洲人没有赶上欧亚人，但却超过了更与世隔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士著居民。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欧洲人进入非洲内地比进入美洲和澳大利亚晚得多的原因。如第一节所述，这里也包括地理因素，但更主要的是非洲人，尤其是那些同欧洲人做买卖的非洲人所达到的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些人自然是最先进的，因为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最具有生产能力的，因此，他们为有利可图的贸易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商业，仅在规模方面使这些先进的非洲人感到新奇。商业活动本身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同遥远的摩洛哥和埃及地区保持着贸易关系。因此，非洲人对葡萄牙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这时的美洲印第安人对西班牙人的态度。确实，森林里的居民由于同阿拉伯人没有直接的接触，对欧洲人的白皮肤、对他们的火器所产生的巨大声响、对这些新来者从海上而来——沿海居民对此十分崇敬——感到非常惊奇。但事实仍然是，葡萄牙人的到来并没有在非洲引起象西班牙人在美洲所引起的混乱和分裂。因此，非洲人按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同欧洲人进行贸易。几个世纪以来，沿海地区的酋长不准欧洲人进入内地，因为他们想继续保持他们作为欧洲买主和内地生产者之间的经纪人的有利地位。1793年，一位英国官员写道，非洲之所以仍是一块未知的大陆，“是由于沿海居民在允许白人旅行他们的国家方面所存在的猜忌，而不是由于伴随进入非洲而来的危险或困难。”他把这种猜忌归因于经纪人的害怕——“害怕同欧洲贸易的利益被减少，害怕同欧洲的贸易从他们一边转移到邻居那里，害怕内地王国”因得到欧洲武器而成为危险的竞争者。
亚当·史密认识到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在抵抗欧洲人入侵的能力方面所存在的差别，他于1776年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