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 ←
→ 下一章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
伯特兰特·罗素
当今世界实质上是欧洲的扩张和全球霸权的产物，也是这种扩张和霸权所激起的反应的产物。影响和反应已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引起了众多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希望。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今世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实际上都在经历变革。确切地说，每个时代都是一个过渡期。但今天，变化的过程在速度、广度和深度方面却是空前的。这必然导致混乱和不幸，但也展现了新的前景，揭示了新的机会。本章首先考察各种问题，然后讨论种种希望，最后探讨决算表根据调查人类过去500年历史后得出的观点深讨未来的前途。
种族冲突
欧洲扩张的一个明显的但却常被忽视的结果是人类各种族的混合（见图“世界的种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人集中在非洲；蒙古种人集中在中亚、北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种人集中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1500年以后，由于自愿的和被迫的大规模迁移，这种种族隔离的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今天，在南北美洲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种族混合，在非洲、中亚和西伯利亚也有较小程度的种族混合（见第九章第二节）。
有种族混合的地方自然远比几乎没有种族接触的地方更有可能发生种族冲突。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战前，英国几乎没有种族纠纷。但战后，除不少黑人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迁入英国外，还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移居英国。英国的某些城市中心首次出现了很大的有色人种的居住区。英国第一次经历了突然发生的种族暴力行动。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种族地图上的变化使种族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的确，引起冲突的是欧洲扩张的环境——即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欧洲人享有技术和军事优势，他们能占领人烟较稀少的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能将数百万非洲人运到新大陆的奴隶种植园；能征服非洲和亚洲的巨大殖民地；然后，能编造出种族优越的神话，以使他们的最高领主和最高统治者的权位合理化。罗得斯公开宣布：“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等的种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据的地区越多，对人类越有利。”这种自命不凡的样子可能比经济剥削更激起有色人种的愤怒——近几十年来尤其如此，因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优于其他任何种族。
目前的种族关系因国家的不同而迥然相异。处于一个极端的是夏威夷和巴西，在那里，种族混合十分广泛，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此，种族歧视较少。处于另一极端的是南非，南非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正在迅速地使北面的黑非洲开始持敌对态度，而且很快遭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反对。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美国，在美国，黑人的地位近几十年来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各种因素的结合现已引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权运动。这种黑人运动的高涨十分明显，它打破了美国社会传统的自满情绪，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
种族冲突的一个新特点是，它现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种族纠纷被认为纯粹是有关国家的事情，但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各种事件，无论是发生在南非矿山、美国校园还是英国工业城镇里，都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有关种族歧视或暴力行动的报道在非西方地区的人民大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在马来亚，美国边远落后地区的黑人将他们的黑人聚居区看作是受剥削的殖民地，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受压迫的殖民地居民。苏联人在进行多年的反西方“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的刺耳宣传后，现在自己也在经历亚非学生在苏联城市中举行的示威游行，这些学生打着诸如“莫斯科是第二个亚拉巴马”之类的标语，抗议苏联的种族主义。现在的危险是世界范围的反殖民主义将越来越带有反对白人的特色，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英国著名的权威人土巴巴拉·沃德说：
目前，大多数西方人认为种族问题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非洲血统的男子和妇女在非洲或美国能否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意法可能已过时。现在的问题不再是非洲人能否获得平等，而是变成一个更大的疑问：白种人的男子和妇女是否将失去平等。人类在经过300年的白人统治之后是否将平安进入种族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还无法确定。
富国和穷国
近代以前，西欧并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而是一个不发达地区。11世纪，中国生产的铁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在一起生产的铁的两倍半。到12世纪时，中国几大城市各拥有人口1300万左右，相当于当时整个英格兰的人口。1203年，当西欧人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他们对“那些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塔楼……那些富丽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充满敬畏之心，“这类建筑如此之多，若非亲眼看见，真教人难以置信。”
在近代，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刺激作用和利润以及对整块整块大陆的拓居和开发。因此今天，世界工业总产量的90%来自欧洲和由欧洲民族占据的地区。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平均年收入约200美元，而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平均年收入高达2400美元，如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由于占多数的穷人大部分生活在北纬30度以南地区，这一全球的经济上的划分是纬度方向上的。这种以经济方式作出的全球的南北划分在许多方面比根据国界或意识形态集团作出的传统划分更有意义。
世界不仅分成了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均年收入在200美元以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大约仅为2%左右，而较富裕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通常为前者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出生率的不同。一般地说，穷国的出生率高，富国的出生率低。经济增长率2%而出生率2—3%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变或下降，经济增长率4%而出生率约1%则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造成全球收入分配中的这一差异的另一原因是文盲率为60%或60%以上的不发达国家缺乏受过专门培养的人才，而培养出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专业人员比扫盲更难。最后，全球的不平衡还起因于歧视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协定。不发达国家生产的粮食和原料的价格趋于下降，而它们购买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趋于上涨。这损害了不发达国家的购买力，因此，它们今天以一定数量的原料换得的工业品比10年前大约少三分之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两次会议分别于1964年和1968年召开，但是，用出席1968年会议的巴西代表的话来说，这两次会议的给果仅仅是“含糊的许诺和友好的表白。……因此，我们几乎还处在4年前所处的状况中，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还认为我们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我们1964年时所处的状况。”因此，如表1所表明的那样，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继续存在，伦敦《经济学家》警告说，最终结果也许是“白人的1789年”。
表1世界的不平衡：富国和穷国——1970年（表中数字表示世界总数的百分数）
世界大同中的民族主义
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已声明；“几内亚宁愿要贫穷中的自由，也不要卑屈中的富裕。”这一口号清楚地表明了当今时代的一个矛盾和问题——民族主义正在一个在其他方面均日趋统一的世界中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可直接归因于欧洲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并随着欧洲的扩张而传播到全世界。
事实上，民族的团结和好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能成功地建立起他们对全球的统治。征服者的专城努力和冷酷无情使他们能轻易地在美洲大陆取得胜利，这种专诚努力和冷酷无情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招致毁灭的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抵抗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小撮英国人之所以能征服印度次大陆，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占优势，不如说是因为印度当时缺乏一种把所有印度人团结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不能结成反对西方入侵者的统一战线。如果印度人当时受到民族意识的激励，情况就会完全不同，相反，如果少数印度冒险家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少数英国冒险家出现在印度，其反应也会完全不同。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孙中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抱怨说，他的同胞“只有家庭和家族的团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他们“只是一盘散沙”，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
然而，正如拿破仑的征服刺激了欧洲的民族主义那样，欧洲的征服也刺激了海外的民族主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了殖民地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动乱。但是，帝国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的海外民族主义已得到满足，也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已得到保障。相反，民族主义似乎又繁殖了民族主义。英国统治的结束导致了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锡兰的僧加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同样，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于1964年宣布，他的政府“决不答应作任何止步，决不答应交出一寸领土”给邻近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对索马里对他的欧加登省提出的主权要求作了同样的答复。于是，非洲诸新国家准备为保护各自的边界不受侵犯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虽然这些边界是人为的、是19世纪欧洲南国主义者在几乎不考虑当地民族和资源的情况下划定的。
与此同时，老民族国正牢牢抓住各自的国家主权不放。的确，由于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痛苦早已过去，它们这时能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种种热烈的表现进行诋毁和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的确，在欧洲，共同市场需要成员国在有限的范围内放弃某些国家特权，但是，共同市场决不在重大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苏伊士危机和古巴危机揭示出，在发生关系重大的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大国总是准备不与盟国或联合国商量就单方面地采取行动。这些危机的过稷清楚地表明了在原子时代中这种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的实质。
科学的潘多拉盒子
1962年7月9日夜晚，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约翰斯顿岛上引爆了一颗氢弹，其爆炸力相当于200万吨梯恩梯炸药。整个天空都亮了起来，红色、紫色、桔黄色和白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象令人眼花缘乱的万花筒，持续了15分钟。2000哩以外的美属萨摩亚群岛上的土著都惊慌地冲进家里或教堂里去祈祷。当他们得知这种可怕的空中景观的起因时，纷纷说道：“疯狂的白人。”
比这些萨摩亚岛人老练的其他目击者大体上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这次爆炸同前前后后的其他爆炸一起提出了有关科学及其前景的根本问题。科学无疑是人类智慧的一个伟大成就。但现在，它不是已成为潘多拉盒子了吗？不是已代表对人类的一种无法控制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的实质远不仅仅是核爆炸。在整个历史上，技术的变革已对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农业革命使人类的人口大大增加，并迫使人类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终信奉新的上帝，逐渐建立起具有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同样，工业革命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而且带来了与工厂和新的工业城镇有关的种种问题。今天，随着核力量、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和航天科学的出现，我们正在经历实际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最终至少产生与第一次革命同样深远的影响。
此外，应该注意到，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何等迅速地加快。人类大约经过了100万年才达到农业革命，但是，仅仅再过10000年便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仅仅再过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就达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不知道还将从这里到达何处，但的确知道我们将很快到达那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为促进科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过去出生的科学家中，有90%的人如今仍在世并在工作。1970年这一年，美国花在科研上的费用比从美国革命到1945年这整个时期内所花的费用还要多。无疑，科学是当今时
代的标志。如果金字塔是古埃及的象征，如果巴黎圣母院是中世纪西方的象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相应的象征便是高能加速器和强力流研究反应器，以及伴随而来的技术象征如自动化工厂和宇宙飞船。
科学技术的这种高速发展首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能否柔顺到足以适应一种他们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并在许多情况下予以污染的环境。人类能改变自己传统的习惯和制度以妥善处理作为科学技术有害的副产品而源源不断地产生的大量难以对付的问题吗？以下是若干例子：
自然界的失去平衡
现代技术正在创造无数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在自然环境中，还在人类组织中结合起来，引起目前几乎还不甚了然的种种反应。辐射是一个已受到关心的主要原因，但它只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在城市里，有来自工厂和汽车的废气，在农村，则有施进田里、然后溶进河溪里的灭草剂和杀虫剂。生态学，即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已成为世界各地许多人越来越关心的一门学科。
人口爆炸
在整个历史上，阻止人口下降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问题。今天，由于医学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这个问题变成完全相反的问题——如何控制正在阻止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给富裕国家造成严重问题的人口爆炸。
城市化的问题
整个世界，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人们正在离开农村，涌进城市。这种迁移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世纪的海外迁移。由此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失业、令人难以忍受的贫民窟、交通拥挤、传统生活习惯的中断、由不断增长的希望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之间的差距引起的日趋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同样令人吃惊。
可怕的开端
科学家正开始创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终能人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动物。现在，科学家还懂得了那些为制造自动检修的机器和自动再生产的机器提供根据的一般原理，因此，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最终能制造出这种比人更聪明、更能干的机器。除这些人工创造物外，人类还越来越能够通过精液冷冻库和操纵脱氧核额核酸分子来控制人类自己的遗传特性。精液冷冻库开辟了让不仅为空间、而且为时间所分隔的双亲生育后代的可能性，而操纵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则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对人类遗传特性的控制是否应系统地进行？如果应系统地进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蘑菇状云
自广岛、长崎事件以来，全世界的人一直在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核战争，由于氢弹的威力超过了最初的原子弹，这种担心已大得教人无法想象。现在，核武器的储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据估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0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与核战争的幽灵同样折磨人的是不少国家将多得骇人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目的。在美国，大约国民总产值的10%、全部劳动力的9%、联邦预算的50%、科学家和工程师的60%被直接或间接地用在国防方面。美苏两国的军费合在一起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在100美元或100美元以下的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年度总收入。如果一位观察家在月亮上观察地球，他很可能会下结论说，这是一个有着满满的军火库、空空的食品室、到处布满恐怖的古怪星球。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科学技术的传播已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环境，引起了一系列新问题。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于事；它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这立刻引起了与管辖相对的自由的问题，即以人身自由和个人主动权为一方面、以社会组织和纪律为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已是现代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很可能在将来导致更紧张的局势。
二、二十世纪的希望
人类今天的危险状况反映在对当代问题的上述分析之中，其实，当代问题的数量还可以大大地予以增加。不过，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来说，也都存在着一个希望——一个如果得到承认和鼓励便有可能给未来留下印记的希望。例如，汤因比曾说道：“人们将记住我们这个时代，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恐怖的罪恶，也不是因为它的令人惊讶的发明，而是因为它是自大约五、六千年以前文明起始以来的第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敢于认为让文明的益处为整个人类所利用是行得通的。”
近几十年中，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已被扩大到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而且包括全人类。这种全球责任已时常得到重申和履行，因此，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新奇和意义也被忽视了。但在本世纪初，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发达国家会每年对外援助几十亿美元。即便这种援助决不是完全利他主义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利他主义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证明，它要求人身的自由权和安全权、迁移和居住的自由权、财产所有权、思想和宗教的自由权、教育权、工作权和适当的生活标准。
今天，不仅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存在着履行这种责任的方法。如前所述，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希望：消除这一差距的方法的确存在，正有待于利用。由于科学的进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目标首次有可能在不损害先进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4.3%，即400亿美元左右。如此大的年增长率使美国除能进行国内的社会改革外，还有可能拨出大笔大笔的款项支持穷国的发展。由于其他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具有相似的增长率，今天，改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有史以来已第一次成为一个可实现的目标。
这并不是否认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是文盲，每晚仍饿着肚子睡觉。但即便如此，也完全不同于14世纪中叶，当时，欧洲总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这也不同于1846年和1876年；1846年，10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1876年，500万印度人饿死。瘟疫和饥荒的这些牺牲品不可能得救，因为人类当时极度缺乏必要的医学和农业知识。今天，仍有数目多得使人悲哀的牺牲品，但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政治和体制方面的种种障碍。生产能力巨大的、不断加快的增长正在使人类至少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摆脱有史以来一直在折磨人类的种种灾难。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可与农业的发展或文明的到来相媲美。
人类的觉醒
当前全世界各民族的觉醒同样重要，因为这种觉醒是有效地利用技术潜力的先决条件。这种大规模的动荡有许多历史的根源，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思想意识的传播、现代运输工具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表明贫穷和苦难不是人类天意注定的命运的富裕社会的影响。因此，爆发了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的革命，或者更准确地说，爆发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的革命。这种革命解释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3个国家赢得独立这种惊人的景况。种种“变革之风”确已在史无前例的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吹了起来。现在，它们仍在以几乎没有衰减的力量不停地吹，每天有关暴动和革命的重要新闻报道可表明这一点。
一些怀念过去当主人、做老爷的美好时光的人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另一些担心偏执的、易引起分裂的新民族主义在日益扩散的人也对所有这些骚动和动乱深表遗憾。但是，这种觉醒所意味的远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极度表现。它还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观察生活的方式。它承认社会变革是合乎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它认为个人能够并应该参与和促成这种变革。它希望得到新的必需品和物质享受，确信苦难不是天灾。最后，它坚信所有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和提高自己，这种机会不是取决于他们的钱财或社会等级，而是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和努力。
科学的神灯
这所以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还因为人类的认识——对人类本身和人类过去的认识，对人类周围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在迅速发展。在上个世纪中，由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理学和其他许多学科的进步，人们得到了有关人类本身的可靠资料。同样，在上个世纪中，人们还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资料。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在所具备的历史知识的范围和关心历史的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亚洲、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就它们的观点而言基本上是非历史的。总的来说，它们的作家对过去如同对将来一样几乎不感兴趣：古代历史学家中最无偏见的修昔底的在开始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说道，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令人惊讶但又不可否认的是，对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早期历史，我们远比这些民族自己了解得还多。
比对过去的新认识更引人注目的是对物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掌握。哥白尼的工作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隔不到400年，即大约6个正常生命期。然而，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一种秘密的业余爱好发展成文明的支配力量。而且，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正在对人文主义研究和人文学科作出重要的贡献。碳-14年代测定法大大地帮助了考古学家的工作：X射线荧光光谱法证实了辟尔唐人的颅骨和颚骨是伪造的；计算机已能解释玛雅人的象形文字，而且现在正开始用来翻译各种外语。
尽管有这些成就，科学仍常常被看作是带来威胁的、无法控制的潘多拉盒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已把人类引入以上所述的可怕的开端。但是，又存在着希望：这些开端除了因它们所引起的新危险而使人畏怯外，还因它们所展示的新前景而令人敬畏。原子能可摧毁人类，但又能改变全球的生活环境。火箭可用于洲际战争，但也能用来载人绕地球飞行和飞往其他星球。遗传特性的控制提出了一些令人惊恐的问题，但又产生了种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科学家现在期望在以后几十年中使以下所述的成为事实：
自动导向汽车和原子能火车
横贯寒冷的海洋、改变世界气候的气候坝
将浅海改变成海上农场
勘探地壳深处的自动采矿机
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淡水的脱盐法
在登月后进行广泛的宇宙空间探索
因此，科学既能成为潘多拉盆子，又能成为神灯。1984年可以是一个坏年份，也可以是一个好年份。选择权掌握在人类手中，因为科学是中立的。
三、我们的黄金时代吗？
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有着重大问题和重大机会的时代，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危险和巨大潜力的时代。这不是一种使人安宁和舒适的形势，而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舒适的形势。但是，这是过去所有伟大时代的特征。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与现在所赞颂和怀恋的过去那些“黄金”时代极为相似。每个黄金时代都有紧张、危险和恐惧这类成分。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例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曾面临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十分相似的许多危险。首先，当时存在着接连不断的战争威胁或战争现实。英国人不得不勇敢地对付欧洲头号军事强国——对英国构成威胁的西班牙，不得不为保护他们的特权而进行冷战和热战。
这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混乱的时代，这种混乱是由从传统的自然农业向大规模的畜牧业和羊毛生产的转变引起的。由此产生的圈地迫使成千成万的自耕农流落大路旁，在那里，他们被当作游民抓起来。这些“乞丐”的苦境可从下面这首儿歌中看出来：
听！听！听！狗儿叫；乞丐们进城了。
有人给他们白面包，有人给他们黑面包，
有人用马鞭使劲拍，把他们赶出城外了。
伊丽莎白黄金时代也有可与今天相比的“宇宙空间探索”。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新大陆和新海洋，哥白尼和伽利略使地球离开了宇宙的中心。这种视界的开阔要求对传统的定论和假设进行通常是令人不安的修正。约翰·多恩象现代诗人一样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写道：
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
到处都在提供机会，一切都互相关联。
最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还生活在经常破坏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鼠疫的阴影厂。诗人和说教者者在翻来覆去地说死亡已迫在眉睫，它会立刻把“你漂亮的面孔、美丽的鼻子、明亮的眼睛、雪白的手、优美的身材”变成“泥土、灰
末、尘埃和蠕虫的食物。”当今世界的确在担心会发生一场热核大屠杀。但是，这种情况也许可与部铎时代的英国相比；在都铎时代的英国，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几乎每一种想象都带有一种恋尸癖的色彩。”
因此，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并非与今天过于不同的时代。他们经历了冷战和热战、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令人不安的智力挑战和一再发生的鼠疫。如果他们当初放弃希望、陷于绝望，那是可以理解的。回顾过去，很清楚，如果当初出现这样的反应，那是无益的、会带来灾难的。
20世纪后半世纪这一时期的情况也是如此。将来的历史学家也完全有可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又一个黄金时代，不过它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黄金时代。现在对将来抱有更大的希望，今天的历史舞台已不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半岛，也不是北海中的一座岛屿，而是整个地球本身——不久以后将更大。既然人类已离开其无数代的祖先爬行过的这一地球的表面，登上了地球以外的其他天也人类就已到达其生涯中的一个新舞台。正如哥伦布、达·伽马和其他探险者的发现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世界观一样，现在的宇宙空间探索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影响。探索中会发现什么、这些发现会带来什么影响，目前尚不能预知，正如没有人能预见到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从西班牙帕格斯起程远航的结果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人类现在正在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人类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所能取得的成就几乎是出乎意料的。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看人类的前景
天外来客将会发现我们的星球首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星球。例如：1985年，谷物产量可以为全世界每个人提供3000卡路里的热量，或提供远远足够有余的营养。然而，那年营养不良或忍饥挨饿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每年有3500万人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而另外有7亿人营养不良。再如：1985年7月历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现已研制出一种药物可以治愈“处于死亡边缘”的那些非洲嗜眠症患者。但是，同期的这份报纸又报道说，“各种新的核武器正在高速设计、研制和试爆”，其中包括各种钴弹、中子弹、X射线弹头、低残留炸弹、反卫星武器、X射线激光器、电磁脉冲炸弹（EMP）、微波武器、粒子束武器、γ射线激光器、反物质炸弹以及“自动制导炸弹”。
为什么这种时间滞差持续如此之久呢？归根结底，人类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大脑，尤其是大脑皮层的前部，这一部分的容量在过去几百万年增长了一倍。正是大脑皮层赋予了人类特有的判断能力，预见其行为后果和按照目的支配其行为的能力，这赋予人类以巨大的生存优势，并使人类战胜其他数千种与其竞争的物种，尽管其体质虚弱。
从理论上说，人类这种判断能力不仅可促进人类擅长的技术变革，而且也可促进其迟滞不前的社会变革。但是，现存的体制和习惯总是受到历史传统、启蒙教育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对社会现状提出挑战总要遇到排斥、恐吓甚至迫害，很少有人能够或者愿意忍受这些。另外还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作用，这种集团顾名思义必然会因社会变革而丧失既得利益，因而通常总是反对变革。他们的反对通常总能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和良好的组织，而且因为他们利用人们对于社会革新的普遍厌恶态度。因此离经叛道者就被轻易地孤立起来，并且身上被打上亵读神圣、颠覆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对社会构成危险的烙印。
社会变革迟滞性这一不利影响在过去之所以被人们所承受，是因为技术革命并非迅猛到势不可挡的地步。然而这种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混过去的传统策略已经过时。首先，现在的技术变革象一股汹涌的急流，不仅新发明的数量急遍增加，而且从发明、应用到市场销售的整个过程大大缩短。其次，当今的技术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仅局限于西欧。再次，最新的科学发现，如核能、计算机以及遗传工程的动力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发明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因此，1969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出警告说，立即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是当务之急。他说：“我并不想耸人听闻，但从我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上所能获得的信息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合国各成员国还剩下大约十年时间来缓和他们各自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开展全球合作以控制军备竞赛，改善人类环境，防止人口爆炸以及提供各种发展项目所必需的经费。如果这样的全球合作在下一个十年里还没有迅速开展的活，那么恐怕我所提及的这些问题将会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于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
吴丹宽限的十年期早已过去，而他所警告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军备竞赛问题从那时起已变得十分严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地球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星球，而且是一个发发可危的星球。
未来的前景如何呢？历史学家象气象学家一样，面前只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晶球。尽管未来的特定事件无法预见，但是，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所以，倘若同意吴丹提出的警告并接受他提出的适度的目标，我们就能得出关于2O世纪末人类前景的若干结论。
首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正受到第二次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冲击，前者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正在改变着社会，而后者正在唤醒和激励人们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种革命将成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次，这两种革命都明确反映了西方的胜利，因为它们都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继续和扩大。但同样清楚的是，这两种革命也造成了西方的衰落，因为西方所创造的这种新世界已不再显示其在全球军事和经济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就在数年前，报纸上还充斥着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标题新闻，而今日的电视屏幕已尽是关于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不存在的国家的革命、饥荒和财政危机等情况的报道。
第三，在全球的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纵览世界历史，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至多也不过持续了25年。粗看起来，跟着到来的似乎是美苏两极对立的时代，但是这种局面原来更为短命。随着中国形成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在越南的挫败，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正为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所重演的伊朗、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的动乱，美苏两极对立业已烟消云散。取代全球霸权或全球两极对立格局的，正如周恩来总理一语破的所指出，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空前大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遍及一切方面，包括北南矛盾（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西西矛盾（美国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东东矛盾（苏联和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以及中国和越南之间公开和非公开的冲突）以及东西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尽的第一次冷战以及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战）。
第四，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世界历史表明，西方文明在19世纪实际上已成为全球社会的典范。即使是那些倡导反对西方统治的殖民地领导人，他们都要求用以欧洲母国为典范建立起来的独立国家来取代西方的殖民统治。然而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许要加上第二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人们已不再同意诸如延续持久的家族结构、庇护关系、氏族和部落忠诚以及象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那样土生土长的宗教运动之类的“传统”制度注定是历史的糟粕的观点。1980年伊朗人质危机时，墨西哥外交家来小说家富恩特斯（C·Fuentes）针对当时情况所说的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文化发展地区自主的坚定态度，他说：“我了解今天的伊朗，并且我能够了解1915年的墨西哥。我们有潘乔·维拉、查巴塔以及拉戈斯·查萨罗。当时是一片混乱，并且经过数年才得以安定下来，但是却得到了某些教益……如果有什么事在今天世界上正在发展的话，那就是人民决定不再简单接受两种进步发展必由之路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寻找能将技术力量与他们自身传统的活力结合起来的发展道路。”
然而，当前对人类未来的思索更多地集中于核毁灭的危险，而不是杂交优势的期望。因此，诸多战略的推行都是为了避免危险而实现希望。从全体人类的观点而不是某一民族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这些战略，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哲学。倘将这两种哲学简化到标语的程度，则分别可称之为“大体尚好”哲学和“悬崖勒马”哲学。将前一种哲学的乐观派对当前趋势一般表示满意，持后一种哲学的悲观派则认为当前人类发展趋势会走向自我毁灭，因而必须悬崖勒马以避免全球大灾难。这两种哲学的直接对立明显地表现在对待两大基本问题，即生态环境恶化和核威胁问题的态度上。
关于生态环境，乐观派坚持认为技术造就了现代文明，并且可以依赖技术来解决当前和未来的各种问题。
与此针锋相对的那些持“悬崖勒马”哲学的斗士们认为，技术确实有作用，但是它不能单独承担生产和消费的无限增长。发达国家的公民现在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财富和舒适，但他们这样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得益于技术事业。同样不可缺少的是，他们不但利用了过去已贮藏几百万年的有限矿物能源，而且以矿石、表土和地下水的形式支用了未来的资源。我们今天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是因为我们不久前学会转化和消费过去和未来的资源。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便在生态账户上不断地赊账，这生态环境是自古以来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未来我们不能继续无限土地亨受这种恩泽。甘地曾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大自然能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所有欲望，尤其是在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性膨胀的时候。。《致总统（吉米·卡特）的2000年全球报告》在对本世纪末的世界情况作如下的预测时也表述了这种观点：“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持续下去，2000年时世界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社会混乱将比现在更为严重。……如果要避免日益严重的贫困和人类的痛苦，防止环境的恶化，缓解国际紧张关系和冲突，那么就必须具有新的充满活力的、坚定不移的主动创业精神。而这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乐观派和悲观派的直接冲突不仅表现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而且反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这里，乐观波同样赞成“维持原状”，而这种看法意味着遵循古老的遗训，即“维护和平、防止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创伤曾使某些人一时犹豫不决，但冷战又迅速恢复了他们备战的信心。两个超级大国很快发现他们都已陷于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中。当一方研制出一种新的武器系统，另一方则尽可能快地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武器系统加以回击——其结果是，由于军备竞赛，今天全球武库中已积聚了5万件核武器。
原子弹：美国1945年，苏联1949年。
热核炸弹：美国1952年，苏联1953年。
洲际弹道导弹（ICBM）：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人造卫星：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
照相侦察卫星：美国1959年，苏联1962年。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SLBM）：美国1960年，苏联1968年。
反弹道导弹（ABM）：苏联1968年，美国1972年。
多弹头分导式导弹（MIRV）：美国1970年，苏联1975年。
远程巡航导弹：美国1982年，苏联1984年。
新型战略轰炸机：美国1985年，苏联1987年。
自动升级军备竞赛的最新进展是发起战略防御或称“星球大战”计划。这代表了最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种旨在抵消迄今为止的所有核武器的新型武器系统。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我要求我国科学界提供使所有这些核武器变为无效和过时的方法。”但是，正如甲的恐怖分子对乙来说是自由战士一样，因此，乙的战略防御武器对甲来说则是战略进攻武器。苏联科学家宣称，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刚一建立，他们就已掌握“一种有效对抗手段”的技术。
这种狂热的、自动升级的战争准备在“悬崖勒马”哲学倡导者看来，并不是和平的序曲而是核毁灭的前奏。这一结论是
基于他们与技术乐观源看法根本不同的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基本主张首先是，在现代，人类已经从“零和关系”发展到“非零和全球关系”。也就是说，以往人类始终生活在短缺世界中。由于技术的落后，所有工业化之前的文明社会需要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用于粮食生产，而只剩很少的劳力从事其他劳作或应急。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它造成了一个“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就失败。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战争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一种合理工具，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所以，德国在打败法国（1870-1871年）及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之后，美国在打败墨西哥（1816-1845年）及吞并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之后，便都自然成为强国。
相比较而言，20世纪的世界则完全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关系”的世界。在这种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有两项重大的事态发展。首先，早期的产业革命及其节省劳力的技术，当前的产业革命及其替代劳力的技术，已使世界能够生产足够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类的需求，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类的欲望。其次，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在这种根本变化的新形势下，“悬崖勒马”哲学的倡导者坚持认为，倘人类停留在从1945年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到未来可能爆发的星球大战的升级过程中，就不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体灭绝。
爱因斯坦早在1916年5月的公众演讲中就曾这样认为：“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除我们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为了制止人类这种发展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除了撰写科学论著，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这位原子时代之父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而不为众人所周知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将军提出的相同的观点，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密，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这就是今天全体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的情况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这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其时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黄金时代都是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伯里克利的雅典，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无不如此。
当今时代同样如此，虽然存在两个重大区别：一是当今时代的变革不仅仅影响象英国这样的小岛，以及象希腊或意大利这样的狭小半岛，而是影响整个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二是当今时代的希望和危险远远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类还从未看到展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同样也从未见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