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不仅仅具有通常的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把两种战争合在一起——一种是由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大国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16至20世纪之间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美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大地主由旧贵族和购买了许多地产的富裕的中上层阶级组成。大约35，000名这样的地主占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况各省之间大不相同，土地占有最为不均的地区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大地产，不过那里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很小，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很低，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贫穷。地主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们的收入，没有为生产作出任何贡献。
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人数相比多得惊人，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军官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督政治事务，并照着这种看法他明确地说，这意味着保护现状，反对所有的挑战者，不论他们是赞成共和政体的中间派还是左派各政党。
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为富有、极有影响的机构，虽然它在19世纪初叶和中叶已失去其地产，但作为补偿，它获得了工业股票，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贴，这些津贴在20世纪20年代中占国家年度预算的2拖。西班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颇类似于俄国东正教会与沙皇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教由国王提名，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议院议员；但最重要的是，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欧其他国家，没有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因此，现存的学校大多数都在教会的管辖之下。此外，教会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在天主教组织起类似作用的其他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股巨大的势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权运动。普遍地攻击教士和修女、内战期间大规模地破坏教会财产——这类现象在西班牙历史上决不是绝无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从1902年到1923年德里维拉独裁政府建立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除多次发生罢工、兵变和暗杀外，还换了33次内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中立，从而带来了相对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仅持续到大战结束；随着和平的到来，长期的不安和动乱又重新出现。这些不安和动乱在20世纪20年代因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惨败于里夫人之手而变得更为严重。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
这位新“独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学他的样消灭残余的立宪政体、审查新闻报道和限制各大学。他还以这位“领袖”为榜样，建筑公路和举办国际展览。但是，这些仅仅是表面的东西，因为潜在的、传统的西班牙社会已因它的不公平现象和落伍过时而运转不灵。最后，普里莫·德里维拉失去了军队和国王的支持，不得不干1930年1月辞职。
随着这位独裁者的辞职，公众的不满情绪转而对准了国王本人。大萧条使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直到最后阿方索决定恢复宪法，于1931年4月举行国内选举。投票结果对现政权极为不利，共和党人获得了50个省会中46个省会的选票。公众舆论已很明显，阿方索象1789年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即议会的选举。当这一立宪会议于7月召开时，其成员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间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贵族、军队和教会的利益。它要求维护现状；如果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应朝着独裁主义的方向进行。中间派主要反映中下层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观点。他们多半是共和党人，拥护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其中包括反教权主义、个人自由和适度的社会改革。左派则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组成，工团主义者人数特别多，通常不愿意同其他党派一起工作。尽管这些左翼政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但它们都一致认为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采纳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宪法。宪法宣布西班牙为“各种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不论男女都有普选权，内阁对一院制的议会负责。此外，这一宪法还宣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会财产收归国有。
在这一新宪法下产生的第一任总理、能力出众的共和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还得到了温和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们迅速通过了种种法律来履行宪法的各项规定：废除政府给教会的津贴，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级，将农业工人每日的工资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在给大地产所有人部分赔偿的情况下将少数大地产分配给农民，让数以百计的军官退役，准许加泰罗尼亚省自治。这些典型的中间路线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对。事实上，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镇压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在塞维利亚发动的军事暴动和工团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发动的起义。
随着1933年年底立宪会议的解散，第一次正规议会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多数派。随即进入了教土派议员复辟的“黑暗的”两年。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被取消，有关教会和土地分配的许多法规不是被废除，就是没有得到实施。此外，武装抵抗突然爆发。尤其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中间，最后只是因为动用了摩洛哥军队才将他们镇压下去。
为了替1936年2月的大选作准备，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党这时联合起来，组成了与刚刚在法国出现的人民阵线相类似的人民阵线。这一联盟赢得了勉强的胜利，阿萨尼亚组织了左派政党所支持但未参加的共和党新内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得到恢复，反教权措施与温和的社会改革一起也得到恢复。回想起来，共和党人强调反教权主义而不强调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个大错，因为土地改革是大多数西班牙人所接受的。这种政策使热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间阶层的许多人开始持敌对态度。同时，大萧条连同它所带来的普遍的失业一起增强了极端分子的实力，削弱了温和派政党的力量。为了控制因绝望而不顾一切的工人，社会党人只得不断地向极左派靠拢；中间阶层的许多人作出相应的反应。使自己与极右派结成同盟——因此；不断高涨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两极分化达到了使议会制政体变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纵容下，在弗朗内斯科·佛朗哥将军的领导下，举起了反革命的旗帜。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军队发动叛乱。第二天，本土上的许多将军拿起了武器。叛军即自封的民族主义者迅速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在整个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是他们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主要城市和要塞，从而控制全国。然而，斗争却拖延了近3年，其残酷程度使人联想起16世纪的宗教战争。
在叛乱的头几个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约一半国土，之后，他们重整旗鼓，设法控制了中部地区的马德里、北部地区的巴斯克诸省和高度发达、拥有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这样的大城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这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工业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拥有非常巨大的黄金储备的首都。然而，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能从国外获得与民族主义者所得到的同样多的武器。
事态发生这样的转变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忠于共和政府者建立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他们不但有钱进口武器，而且有权利根据国际法去这样做。不过，英、法政府不允许向共和派政权出售武器。它们受到各自国家中有关内战的极不一致的舆论的约束，它们担心，武器无限制地流入相争斗的各党派手中会引起全欧洲的战争。因此，英国和法国率先提出不干涉协定，这一协定既为几个较小的国家所接受，也为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所接受。
这一协定规定，签约国不应该向西班牙运送武器，然而，德国和意大利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它们的誓约，苏联不久也这样做。意大利不仅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而且向那里派遣正规部队，其人数随着战争的继续迅速增加。根据意大利的官方资料，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的4个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万人，连同4万吨军需品和750门大炮。俄国与德国一样，虽没有派地面部队，却提供了各种军用物资，外加技术顾问和飞行员。忠于共和政府者还得到了国际纵队的援助，国际纵队干1936年11月为保卫马德里首次参加了战斗。它由自愿兵——绝大多数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和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流亡者组成。大多数人入伍时并不是共产党人，但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多半确已加入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的亲身经历，同时也由于他们政委的教导。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欧知识分子普遍地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强烈的同情心，支持这种同情心也许是国际纵队的主要意义。
外国的干涉从两个重要方面影响了这场内战：它无疑有利于民族主义者，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它还有助于使民族主义者更接近法西斯主义、使共和党人更接近共产主义，而后一种趋势更为明显。开始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在共和派中占优势，整个内战期间，温和的社会党人担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种最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忠于共和政府者对苏联军用物资的依赖，共产党人变得越来越居支配地位，到1937年末时，苏联控制的国际纵队、苏联飞机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将领正领导着共和派军队，支配着它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共和派的力量更为有效，还意味着非共产党团体、尤其是曾拥有大批追随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灭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获胜，新的内战说不定还会发生，因为共产党人站在反对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一边。结果表明，轴心国提供的地面部队和军用物资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在斯大林决定放弃西班牙共和国之后。在过去两年里，随着民族主义者控制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忠于共和政府者按制更加发达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以及惹人注目的马德里，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但到1938年中期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仍不愿结束不干涉的闹剧，苏联政府决定减少它的损失、停止给西班牙的援助，从而使佛朗哥的军队能打破这一僵持状态。1938年12月底，民族主义者开始向加泰罗尼亚大举进攻；一个月内，他们占领了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巴伦西亚这时已孤立无援，不过它们仍坚持了两个多月。随着3月底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沦陷，内战宣告结束。
对西班牙来说，这种长期的苦难使2500万人口中有75万人遭受伤亡，每7个未受伤害的人中有一个人已无栖身之地。对西方列强来说，这场内战是又一次令人吃惊的失败。正如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况下一样，面对轴心国的侵略，它们再次责现出自己的软弱和优柔寡断，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德国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吞并奥地利的。
六、吞并奥地利
1938年是轴心国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导致这些重大发展的中心人物是内维尔·张伯伦，他于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鲍尔温出任首相，并逐渐地接手确定英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尽管安东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已对这位在这一关键时刻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外交进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锐、深刻的评价：
内维尔·张伯伦……机警、讲究实际、固执且非常自信。他与鲍尔温不同，认为自己能够了解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当时从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觉，而是一种有限
的、锋芒毕露的能力。……他已对当今国内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确的判断，认为自己对付得了他们。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载入史册；为此，他准备不顾种种事实而不断奋斗，使自己和国家冒着很大风险。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无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无法在其面前退缩但又对付不了的飓风。
希特勒的译员在描述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和中欧均势发生根本转变的重大的慕尼黑会议（1938年）时，对张伯伦作出了类似的评价：
张伯伦老是问，谁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赔偿同苏台德区一起转让给德国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这显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财政大臣和商人在说话。希持勒变得越来越烦躁。“这些设施和建筑物是苏台德的德国人纳税的结果”，他愈益不耐烦地说道，“这里决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但是，这未能打消张伯伦对财产会受到影响这一问题的疑虑。希特勒终于暴跳如雷。他对张伯伦大声叫道：“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样的小事上。”正是在这时，张伯伦又另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将家畜留在苏台德区，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区。
在与墨索里尼打交道应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张伯伦与其外交大臣首次发生了冲突。张伯伦决心抚慰这位“领袖”，诱使他退出新结成的轴心国，回到西欧阵营中来。他希望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权而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对，艾登仍支持集体安全的观念和国际联盟。1938年1月，这种争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罗斯福总统派人给张伯伦送来一封私信，建议有关国家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丘吉尔写道：“这是非常艰难、无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张伯伦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复，建议推迟所提议召开的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也许会危及他与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亚问题所进行的谈判。
这件事导致了艾登于1938年2月的辞职，揭露了当时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动机。艾登写道：“事实是，内阁中我的一些前辈……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所描述约那样靠不住。归根结底，墨索里尼不是打败了共产党人，使意大利的火车准时运行了吗？此外，他们作为老派的保守党人，不太赞成罗斯福，本能地认为他有点象蛊惑人心的政客。”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轴心国这几年获得惊人胜利的原因。保守派认为他们可以与独裁者交往，并认为这样做出与罗斯福总统合作更可取，因为与罗斯福的合作只是局限在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计划内。同样，法国的保守派也宁愿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愿求助于名义上与他们结盟的俄国人。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后果是牺牲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的国家——这种牺牲并没有带来人们所天真地想象的“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第一页上写道：“德属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德意志母国。……一个血统要求一个帝国。”依照这种哲学，奥地利一伙纳粹分子试图干1934年7月控制这个国家。他们刺杀了陶尔斐斯总理，占领了维也纳电台，但民众却没有起义，这一暴动失败了。两年后，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虑，希特勒与奥地利签订了一个协定，答应尊重奥地利的独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极力主张和平与友好，但与此同时，德国正以极快的速度重整军备。1937年，德国用在军备上的开支为45亿美元，而英法两国的军备开支合在一起还不到20亿美元。第二年，这一巨大的差异依然如故，尽管双方的军备开支都比以前大。这种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连同1936年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德国的军事地位，致使希特勒能满怀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标进发。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施尼格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亚高山别墅进行会谈。在那里，博学、谦虚、虔诚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责和辱骂。
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之间，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御设施就会被炸得粉碎。你并不确信你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小时，是吧？……一刻也不要认为地球上有谁会阻挠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与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国鸣？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帮一点忙。法国吗？是的，三年前，我们曾派小股部队进军莱茵兰，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险的时候。那时，如果法国出来阻止我们，我们只有撤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已为时太晚了。
希特勒说完话后，德国的将领和德国及奥地利的纳粹领导人又重新开始软攻。这样，舒施尼格被迫接受了种种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任命纳粹分子担任各种职务，包括内政部长的要职。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维也纳，就在电台上发表讲话，阐明他维护奥地利独立的决心。“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曾能到达，也的确到达过那条边界线，在边界线的那边，清楚而又明确地出现几个大字：‘到此为止，不能再走’。”然后，他禁止悬挂带有卐字的纳粹党党旗，禁止穿纳粹党党员的褐衫，禁止纳粹分子举行示威游行。这些坚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充分支持，因此，舒施尼格更大胆地规定于3月13日就以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你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奥地利吗？”
这一挑战激怒了希特勒，他开始把军队集中到边界。在随后的危机中，希特勒对舒施尼格提的大国不会帮奥地利一点忙的警告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法国当时正处于两届内阁交替之时，根本没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愤怒的，尤其是因为他的独裁者伙伴没有事先告知他，但是，他因“罗马-柏林轴心”而被捆住了手脚，因此，他只好告诉舒施尼格，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见。”张伯伦已在2月22日对众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谁相信，象今天这种状态的国联能提供集体安全？…如果我说国联…不能为任何人提供集体安全是说得对的话——我确信我说得对——那么，我要说我们不可设法欺骗自己，更不可在我们知道集体安全毫无指望时，去设法骗得弱小国家相信国联将反对侵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它们”。
3月11日，面对两份最后通蝶，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后将总理位子让给了纳粹内政部长阿图尔·冯·赛斯-因克瓦特博士。赛斯-因克瓦特过去一直同柏林保持着电话联系，这时，他发布了一项由柏林授意的声明，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德国军队……来维持和平与秩序……制止流血事件。”实际上，军队因误解而在要求提出的前两个小时就已越过边界。3月13日，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法令宣布奥地利为德国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耀武扬威地进入了他的出生地。这样，德国通过电话就接管了奥地利；这一事件在国际联盟中竟未被提起。
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随着平安地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标对准了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较大的、强大得多的国家，除拥有东中欧唯一幸存的民主制度外，还拥有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但是，苏台德边沿地区300万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存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易受纳粹的宣传和颠覆。事实上，苏台德的日耳曼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欧洲其他少数民族要多得多，因此，他们过去一直比较满足和安定。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密探开始工作，他们的煽动加上由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失业引起的不满情绪，使大多数日耳曼少数民族转而反对布拉格。
随着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苏台德问题突然成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威胁。这个国家这时三面被扩张了的德国所包围。更为严重的是，有某些迹象表明英、法政府准备放弃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它们先前放弃奥地利一样。3月24日，张伯伦在众议院宣布，他不能保证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保证在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援助法国，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利益并不相同”。与英国相比，法国受到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无端侵略的条约义务的束缚。但是，法国的将领们警告说，他们的军队不能到国界以外的地方作战，因为整个军事机构只适应防卫用的马奇诺防线的防御工事。因此，法国政府在理论上不得不尊重它对条约承担的义务，但在实际上根本不愿这样做；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它断然地拒绝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始于9月12日，当时，希特勒发表了一次煽动性的演说，在这一演说中，他猛烈地抨击贝奈斯总统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迫害”，并警告说，“如果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权利和帮助，他们将从我们这里得到。”希特勒的要求得到了对中欧事务毫无经验的英国富裕商人朗西曼勋爵的支持，朗西曼曾被张伯伦派到捷克斯洛伐克担任他的私人“调查者和调解人”。朗西曼当时报告说：“绝大多数居民渴望与德国合并”（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看法，因为苏台德的纳粹分子以往一向所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以这一纲领赢得了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他建议“日耳曼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不占多数”的地区实行地方自治。
以上是张伯伦和希特勒举行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著名的贝希特斯加登会晤时的背景。促成这一会晤的是苏台德的日耳曼人，他们在希特勒发表演说之后挑起了普遍的骚动。布拉格政府宣布了军事管制法，纳粹领导人逃往德国，于是，希特勒把军队集中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一带。张伯伦担心，如果希特勒真的入侵，很可能会引起一个使法国、最终使英国卷入纠纷的连锁反应。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张伯伦接受了达拉第总理的意见，向希特勒建议举行一次私人会谈。希特勒接受了这一建议，张伯伦于9月15日抵达贝希特斯加登。
希特勒不加掩饰地提出了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并吞苏台德区的要求，并表示，为了达到其目的，他宁愿“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张伯伦回国后，首先说服他的内阁，然后说服法国接受了希特勒的条件。两国政府又催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这些条件；当后者提出反对时，它们便向它施加了一切压力，其中包括抛弃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威胁。9月21日，布拉格终于屈从德国的要求，作为回报，英法答应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
第二天，张伯伦飞往戈德斯贝格，他认为只需同希特勒一起制定出割让领土的具体办法就行了。然而，“元首”却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等公民投票就立即交出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而且不能撤除或破坏这些地区的任何军事机构或经济机构。此外，希特勒这时还支持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领土要求。
这些新要求引起了严重的国际危机。捷克斯洛伐克下令全国总动员，法国也动员60万后备役人员入伍，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在9月21日的国联大会上宣布：“我们打算按照《苏捷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并准备与法国一起以我们可采用的方式问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列强对“这种公正的、无条件的宣言虽说不上蔑视，但很冷淡”。相反，它们按照墨索里尼的建议，召开了英、法、德、意四国会议。会议于9月29日在慕尼黑举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没有参加；会议决定答应希特勒的所有要求，唯一的更改是作出若干保全面子的规定：德国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应分阶段进行，边界的最后划分应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
正如丘吉尔向众议院所指出的那样：“德国独裁者没有从饭桌上抓取食物，而愿意让人一道菜一道菜地侍候他——这就是首相为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一切。”不过，事实仍然是，慕尼黑的妥协受到了英、法两国民众的欢迎。张伯伦和达拉第被热情的群众欢呼为和平的使者。当张伯伦宣布“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时，人们向他热烈喝采。当希特勒声明“这是我不得不向欧洲提出的最后的领土要求”时，人们轻易地相信了。第二年发生的事件以灾难性的结局证明了这类声明的价值。
逐渐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边境地区是德国即将提出进一步要求的第一个信号。按照慕尼黑会议作出的规定，当时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新国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尽管英国和法国作出过承诺，但它们对委员会的活动并不感兴趣。因此，没有举行公民投票，种种决定是由委员会成员中的两名德国将军作出的。最后，德国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1O，000平方哩领土和35O万
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捷克人。同时，波兰夺得了拥有丰富煤矿的特申地区，匈牙利占领了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大片地区。在德国的帮助下，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分裂成三小块：自治的斯洛伐克、自治的卢西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波希米西省和摩拉维亚省。
1939年3月，最后一场戏开幕：希特勒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傀儡政府首脑召到柏林，要他们解散各自的国家；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布拉格。波希米西和摩拉维亚被宣布为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也被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同时，希特勒还允许匈牙利人入侵、并吞东部的卢西尼亚。这样，不仅打破了人们认为希特勒的目标仅仅是重获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这样的幻想，而且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国家。对斯拉夫人占优热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使那些完全相信“元首”的话的人猛然意识到事情不妙。张伯伦尤其感到震惊，因为，作为一个信奉正教的英国商人，他先前认为希特勒会遵守他的不再对欧洲有任何领土野心的诺言。希特勒对这一诺言的违反不仅迫使达拉第，也迫使张伯伦痛苦地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在希特勒突然攻击波兰时采取了较坚定的立场。
八、战争的到来
随着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随着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情况变得日益明显：西方列强必须和苏联联合起来，以便制止进一步的侵略。丘吉尔写道：“结成大联盟的关键是和苏联达成谅解。”就苏联政府方面来说，它非常乐意达成这一“谅解”。3月18日，苏联通知柏林，它拒绝承认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三天后，苏联政府提议召开六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会议。商讨对付以后侵略的措施。伦敦答复说这一建议“为时过早”，因此，它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张伯伦在3月26日的一封私信中说出了他否定这一建议的原因：
我得承认我最不信任苏联。我根本不相信苏联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怀疑苏联的动机，在我看来，它的动机与我们关于自由的思想几乎没有联系，而只与使别人不和有关。此外，许多较小的国家，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也都既憎恶苏联又怀疑苏联。
不过，就在同一个月，希特勒强迫立陶宛交出了梅梅尔市，并就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向华沙提出了强硬的要求。面对德国无限制地扩张的情景，张伯伦于3月31日保证，在发生“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为”的情况下，英法将给波兰人以援助。一个星期后，这一保证发展为互助条约。轴心国的下一个行动是，意大利于4月7日开始侵略并占领阿尔巴尼亚。英国和法国又针锋相对，于4月13日作出保证，如果罗马尼亚和希腊的独立受到明显威胁，英法将全力支持这两个国家。第二个月，英-土和法-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
英国对东欧各国所作的这些承诺表明英国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开端。半年前，张伯伦还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遥远的国家”、英国与它没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而拒绝帮它一点忙。现在，他正答应去援助更遥远的、更难到达的、与英国更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的难以到达使张伯伦的许诺变得毫无价值，除非英国和苏联一致行动。正如丘吉尔于5月19日向众议院所宣布的那样，“果没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我们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保障，而如果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一条有效的东方战线。”最终，张伯伦于4月15日开始与苏联人谈判。
到这时，双方相互间仍很不信任，因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西方领导人仍为先前张伯伦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力、苏联领导人的动机和苏联邻国的反应所表露的怀疑和担心所困扰。同样，随着轴心国在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节节胜利，斯大林的疑虑也在不断增长。他越来越怀疑，西方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德国转而向东方扩张、反对苏联；这种怀疑在他于1938年中期放弃西班牙共和国和于1939年5月1日派冷酷无情的老党员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取代国联不屈不挠的支持者李维诺夫的做法中表现了出来。
这种相互间的不信任使1939年夏苏联与西欧两大强国的谈判流产，而关于哪一方应对这一失败负责的问题至今仍处于争议中。美国两位历史学家断定：“总的说来，苏联在这一阶段后期的政策是一种无耻的欺骗。”相反，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人们无论怎样旋转占卜用的水晶球、试图根据1939年8月23日（《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观点去研究未来，都很难看出苏联还有其他什么路可走。”也许这些评价中的每一个都是相当确实的，因为当时相互间的疑心非常大，以致双方不仅仔细考虑了与希特勒打交道的可能性，而且也在这一方面采取了措施。
从表面上看，苏联和西欧强国都赞成组成“和平阵线”。不过，若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一点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5月31日，莫洛托夫宣布，组成和平阵线是不可能的，除非英法接受互惠与平等义务的基本原则。具体地说，他要求苏联的邻国——芬兰和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必须得到与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所得到的同样的保证。但是，波罗的海各国已与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拒绝接受苏联和西方的任何保证。伦敦认为这就结束了提供保证的可能性，而苏联人则把这种见解说成是对这一问题的墨守成规的推托和回避。同样，波兰人拒不同意战时让苏联红军在波兰领土上作战。他们坚持认为，苏联的援助应仅限于提供军用物资方面。从波兰人的观点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却反驳道：“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法国领土上作战就不可能同法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一样，现在，苏联军队如果不能进入波兰领土，也就不可能同法国和英国军队实行军事合作。”
在这一争论的背后是伦敦方面的令人痛苦的怀疑——怀疑苏联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获得随意进入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正当理由；当苏联人坚决主张向波罗的海各国提供的保证除了要针对直接的侵略外还应针对间接的侵略时，这种怀疑被进一步加深。苏联人的这一主张意味着如果波罗的海某国的政治变化看上去有利于侵略者，苏联就会立即采取行动。对伦敦来说，这样的安排是招致苏联扩张主义的一个无法容忍的因素。
就苏联人方面来讲，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答应在德国人进攻波兰时参战，而他们又不能派军队开入波兰领土迎战向前推进的德国人，那么，德国人就会很快地占领波兰而到达苏联边界。那时，英国和法国是向德国正式开战，还是按兵不动，让苏联独自对付德国人的猛攻呢？7月，当张伯伦的两位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向在伦敦的一名德国官员提及签订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时，苏联人的担心被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条约将使英国摆脱它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当时，张伯伦因向波兰所作的保证而感到不愉快，因与苏联的谈判而更感到不愉快，因此，他是在抱着恢复他的绥靖政策的目的试探德国人的态度。德国政府对英国的这些主动姿态毫不感兴趣，而这些姿态无疑可用来证实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即张伯伦最感兴趣的是孤立苏联，促使希特勒转向东方。
所有这一切促使斯大林作出了转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轴心国的重大决定。8月中旬，他通知“元首”说他准备谈判。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会谈，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与另一位现实主义者的会谈。8月23日，他们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意缔约国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条约不包含如果缔约国之一侵略他国就会使该条约无效的所谓的“例外条款”，而包含这种例外条款是苏联与其他国家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特点。也许这种省略与条约中的一个秘密议定书有关，这个议定书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将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而波兰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希特勒因为他的东侧受到了保护，便认为他可放手出击了。8月25日，他命令军队于第二天早晨五点四十五分开始入侵波兰。这时，希特勒希望，失去苏联支持的西欧列强不会设法援助波兰。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勒发布命令的同一天，英国政府的代表与波兰正式签订了联盟条约。与此同时，希特勒听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不参战，至少暂时不参战。这两个挫折使希特勒确信，暂时的退却是必须的，8月25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令。
这位纳粹领袖这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外交上的另一个慕尼黑。在以后几天中，欧洲各国外交部纷纷提出了各种和解、调停和公民投票的建议，而紧急关头的这些努力没有一个产生实际的效果。其时，德国将军们正提醒希特勒，只要再过一个月，便是使我们无法在波兰平原上调动坦克的秋雨季节。因此，8月31日，“元首”发布了向波兰进军的最后命令。同时，他发表了相当有节制的十六点建议要求波兰政府考虑；这十六点建议是仅供记录在案用的。在建议送到华沙之前，希特勒就宣布它遭到了拒绝，他企图利用这一欺骗手法来证明这时已发生的对波兰的猛攻是有理的。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军队、坦克和飞机未经宣战就已全线越过波兰边界。9月3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宣战。墨索里尼尽管发表过有关轴心国“钢铁般条约”的演讲，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