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波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波斯已被划分成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大战爆发后，国王宣布了保持中立的官方政策；由于他缺乏力量实施这一政策，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不久便被土耳其和俄国军队占领，南部被英国侵占。波斯政府的权力几乎没有超出首都郊区。这场大混乱十分严重、普遍，因而促成了1918年的饥荒；据估计，在这场饥荒中，有2O0万人饿死。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低得惊人，这一点在一位外国观察家的报道中得到暗示。他说：“毫无疑问，1918年饥荒所带来的不幸由于那些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的操纵而大大加重。”
大战结束时人们发现，由于俄国人忙于革命和内战，英国人控制了波斯大部分地区。英国人决心维持这种控制，一方面是因为波斯对保卫印度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地；这些石油开采地对帝国海军的极端重要性在大战期间已得到充分证明。因此，英国人通过重金贿赂，诱使波斯总理及其两名内阁成员于1919年8月9日签订了一个协约；协约规定：提供一笔贷款，修订关税税则，向政府各主要的部提供英国顾问，提供英国军官以组建宪兵队，重建军队和敷设一条铁路。这些条款显然对英国极为有利，因而许多人担心，战前两大强国的控制这时会为一大强国的控制所取代。经过多次辩论后，波斯议会拒绝批准这一协约，协约失效了。
其时，俄国人并没有闲着。1918年1月14日，他们通告废除1907年的《英俄协定》及其“之前和之后（沙皇时期）以任何形式限制和约束了波斯人民自由、独立生存的权利的一些条约”。更准确地说，1918年6月26日，他们宣布取消俄国人在波斯的所有租界和特权以及波斯火沙俄的所有债务。推测起来，布尔什维克在面临内战和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这些彻底的让步，是希望抚慰他们的波斯邻人、促进殖民地世界反西方的民众起义。这些打算或许可解释布尔什维克当时向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所作的类似的让步。
俄国人进一步奉行他们的政策，于1921年2月26日签订了正式的波斯-苏联友好条约。此条约给波斯人的好处是：正式取消所有的未偿债务，交出在波斯的所有有形贸易设施，废除所有租界、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另一方面，某些条款则对俄国人有利，其中包括：波斯无权将俄国交出的北方五省的租界让给其他任何强国，如果外国列强用波斯领土作为反俄国的作战基地，俄国人有权派军队进入波斯。
在磋商这一条约的同时，波斯的政治生活正变得更加混乱。例如，1921年1月19日，一位总理辞职，四天后，他复职，并于2月3日组成一个内阁，这一内阁于6日辞职，16日，他又组成另一内阁，这一内阁又于21日被一次政变推翻。策划这次政变的是礼萨·汗，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俄国人组织的波斯哥萨克旅的一位上校。波斯以后20年的历史就是这位统治者的历史，他上升为这个国家伟大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国王。
礼萨是一位严肃、真诚、有异乎寻常的胆量和决断力的军人。由于他专心致志地履行军人职责且才能出众，他由士兵升为军官，并赢得了其部下的尊敬和忠诚。1920年秋，当英国人强迫哥萨克师的俄国军官辞去他们的职务时，他的机会来了。礼萨进入了权力真空，到1921年2月时，他已强大得可以领导推翻政府的政变。从此，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政变之后，他马上成为波斯军队的总司令。几星期后，他被任命为军事大臣。在成立和撤销了几个部之后，他于1923年10月28日自任首相。这时，卡札尔王朝的统治者艾哈迈德国王离开波斯前往里维埃拉；两年后，即1925年12月15日，礼萨接受王位，建立了一直幸存到现在的巴列维王朝。
尽管礼萨国王为人有怪僻之处和过分行为，但他的统治犹如吹入腐败、无能和蒙昧主义占优势的环境中的一股新鲜空气。的确，这位国王使人联想起他所钦佩和效法的凯末尔。他的第一个措施是加强军队、使军队现代化，以便消除波斯遭瓜分的危险。在他掌权之前，俄国军官统率的哥萨克师控制了北部诸省，英国军官统率的南波斯步枪队控制了南部诸省，而瑞典军官统率的宪兵队只是在理论上维护波斯的民族利益。在通过大不列颠的干预去掉俄国军官之后，礼萨国王这时又摆脱了英国和瑞典同僚。然后，他将被遣散的部队组成一支拥有4万人的统一的现代化民族军队；他对这支军队非常关心，并将大量钱财用于这支军队。礼萨国王由于有了这支听他支配的军队，能够抵抗不正当的外来压力，还能维护中央政府对那些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事实上一直独立的部族首领的权力。
礼萨国王还试图使其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最惊人的表现是敷设横贯伊朗的铁路。这是英国人和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英国人企图通过伊朗使印度同欧洲的铁路网连在一起，俄国人希望将他们的已到达大不里士的铁路延长到波斯湾。礼萨国王既不管英国人也不顾俄国人，设计出他自己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切合实际，但颇为惊人：在全长870哩的路线上需要架设4000多座桥梁、开凿200多条隧道。这条铁路于1939年竣工，它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把军用物资运至苏联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这条铁路可代表礼萨国王的经济冒险。当时没有协调一致的计划，因此各个建设项目都不是根据国家经济的总需求设想出来的。到1941年礼萨国王让位时，相当多的工厂已经建成，其中包括纺织厂、水泥厂、制糖厂和卷烟厂等；然而，尽管国家实行很高的保护关税，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亏本。
同觊末尔一样，礼萨国王攻击过去的各种信条。他禁止使用名誉称号，废除妇女戴面纱的习俗，命令男子戴欧式帽子。另外，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得到强调，外来影响在可能存在的地方均被肃清。阿拉伯词语从波斯语中给清除出去，现代建筑物按照在从前宏伟宫殿的废墟中发现的阿契美尼德建筑式样建造。这种民族主义的象征是1934年用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这一名字可追溯到3000年前操印欧语的祖先那里。
礼萨国王的统治随着他1941年9月16日的让位而突然结束。在前几年中，他已越来越倾向于纳粹德国。同德国的贸易上升到第一位，德国在伊朗的专家、教师、商人和旅游者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礼萨国王收到了几份苏-英联合照会，要求他将德国人从伊朗驱逐出去。他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1941年8月25日，苏联和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9月16日，礼萨国王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现在的统治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回想起来，礼萨国王对他国家的影响不象凯末尔对土耳其的影响那么深远。凯末尔从先前的一场军事灾难中得到了好处，这场灾难非常之大，使凯末尔更容易废除那些过时的制度和习俗。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响更久，也更能够接受西方影响。不过，礼萨国王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他的统治是伊朗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五、印度
20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直到可预见的将来这段时间内似乎十分牢固。1912年，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见仪式。仪式在泰吉·马哈尔陵建造者沙·贾汗（1592—1662年）的接见大厅里举行。在富丽、豪华的大厅当中，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的众口一词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齐心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至少有90万印度人在英国军队中当战斗员，另外，还有30万印度人当劳工。甘地特别热心于支持英国人的事业。他曾给印度总督哈丁爵士写信说：“在帝国的紧要关头，我愿让印度将其所有强壮的儿子作为供品奉献给帝国…我们只能默默地、真诚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将帝国从即将来临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工作，从而加快我们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过了30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的影响和海外服役对成千上万名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返回家园的土兵所起的扰乱性影响。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中的一系列灾害也促进了动乱。1918年的季风不足给印度许多地区带来了饥荒。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许多人丧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后者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动乱的另一原因是，与甘地预期的相反，战后英国奉行压制政策。1919年3月的《罗拉特法案》准许政府不经审判就能拘押宣传鼓动者，授权法官不用陪审团即可判案。甘地组织了一次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来进行回击。在随后发生的骚乱中，英国将军戴尔制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血案”。他试图向老百姓强调政府的力量，命令军队不经警告便直接向举行政治集会的赤手空拳的市民开枪。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伤。英国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指责戴尔将军，解除了他的指挥权。但上议院却支持戴尔，通过公开募捐为他筹集了26000英镑的安慰金。然而，强烈的抗议浪潮立即席卷全国，甘地指责政府是“恶魔”。
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见第十五章第六节）。它实质上仍是极少得到乡村民众的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甘地虽然是一位受过伦敦训练的律师，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实际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国此，他能用意味深长的话语与他的人民沟通思想。
甘地的讲话朴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时，英国人仅以9000名行政官员和69000名士兵就统治了3亿印度人。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各阶层人当时正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英国人合作。如果取消这种合作，英国的统治必将崩溃。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教育和训练人民实行不合作主义即非暴力的消极抵抗。甘地还号召人民进行抵制运动，即联合抵制英货的运动。甘地劝诫人们用家里纺的布代替进口的机制织物。这会削弱英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还会复兴乡村工业。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教导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伦敦政府努力阻止这场正在集聚起来的风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确立了通称为“两头政治”的行政体制。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与过去大致相同，拥有一个委派的总督、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成员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员是通过范围极其有限的投票选举产生的。两头政治的原则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个省政府均由一个委派的省长、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组成，省立法议会70％的成员是通过极受限制的投票选举产生的。重大事务“保留”给省长及其咨询会议处理；次要事务如公共卫生、农业、医疗救济和教育等将“移交”给印度部长们处理。人们推测，如果这种“两头政治”即责任的分开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务从“保留”名单转入“移交”名单。
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拒绝接受英国人的改革建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对戴尔事件的一个反应，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愿意同印度教徒合作。印度穆斯林认为英国及其盟国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过于苛刻，他们对这一条约感到震惊。为了向被围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们发动了所谓的“基拉发运动”。甘地抓住这一机会与穆斯林达成了协议，于是，所有的印度人这时都团结起来，既要求修订《塞夫尔条约》，又要求印度自治。1920年9月，他们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这种反应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渐失去了控制。甘地坚决主张严格的非暴力主义，但罢工和暴动却在许多城市发生，在农村，农民们也起来反对地主和放债人。1922年2月4日，动乱达到了顶点，当时，起义的农民进攻了乔里乔拉地方警察局，杀死了22名警察。
大为震惊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他还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两年后，他因身体不好而获释，但这时，民族主义运动已
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乱和穆斯林热情的冷却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和提出强有力的世俗主义纲领而感到沮丧。
甘地获释出狱后好几年没有涉足政界。在这期间，新的、更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正在出现，其中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到这时为止，国大党领导人就其出身和观点来说，基本上是中上层阶级。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倾向的工人团体开始出现。这一趋势导致了国大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发展，导致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全印独立联盟的成立。全印独立联盟的显著特征是：它不仅要求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而完全独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内部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正加尼赫鲁所写的那样：“国大党中过去经常看布赖斯所写的有关民主主义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马志尼所写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阅读所能到手的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的书籍。”
尼赫鲁本人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的这位神秘的、苦行主义的领袖。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的人。后来，尼赫鲁与甘地分手了，因为甘地拒绝接受现代世界，他指责说：“解救印度的办法在于忘掉印度在过去50年中所学到的东西。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得废弃，所谓的上层阶级必须自觉地、虔诚地、慎重地了解简朴的农民生活，懂得这是一种给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当我坐上火车或公共汽车，就感到我这样做是在亵渎我的良知。”
不过，尼赫鲁承认甘地在唤起印度农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个人竞争和学说上的争论而分裂的国大党，也还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说服国大党接受了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项妥协决议。几个月后，英国工党战胜保守党，组成了新内阁。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为工党以往一直批评保守党对允许印度自治这一问题采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事实证明，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个原因是政府在镇压和让步的循环之间摇摆不定。继民族主义暴力之后是大规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后又是企图通过逐步让选举制生效来进行安抚。不过，许多责任要由印度人承担，因为他们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敌对的集团。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就已成立，但许多年里它几乎一直没有什么追随者。不仅穆斯林人数不到次大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国大党声称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实际上，国大党内确有一个由著名的阿布尔·卡拉姆·阿札德领导的穆斯林派。因而，穆斯林联盟直到1935年以后由孟买的律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时才变得重要起来。真纳提出在联合的基础上与国大党合作，但国大党拒绝了这一建议，只愿与以个人名义加入国大党的穆斯林打交道。于是，真纳进行报复，他向穆斯林民众大声呼吁说“伊斯兰教正处于危险之中”。对此，反应是热烈的，因为印度许多穆斯林认为，他们与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邻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处更多。真纳在选举中的成功使后来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在此期间，总督欧文勋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国明确地制定了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计划，并将召开会议作出安排。然而，国大党却于1929年12月31日通过了一项要求完全独立的决议。3月12日，为了迫使英国人撤离印度，甘地又发起一场国民抵抗运动。他的战术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进行伟大的食盐进军。在海边，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这是向被他谴责为极不公正的政府盐税进行挑战的一个象征性行为。这场运动不仅得到很好的宣传、非常激动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为广大农民都痛恨盐税，积极支持甘地。普遍的骚乱爆发了：人们攻击政府的盐场，恐怖分子袭击官员，受到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的沉重打击的失业工人举行暴动。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狱，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约6万名追随者。
欧文勋爵知道单靠武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复之后，他于1931年1月26日释放了甘地，并说服甘地于3月4日签订了《德里协定》。政府同意释放未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为回报，国大党将结束抵抗运动。还将参加早几个月就已开始的圆桌会议。甘地亲自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工党政府已被保守党占优势的、不太灵活的“国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后，于1932年1月再度被捕。抵抗运动再次爆发，但这时，这个国家已疲惫不堪，因而这一运动几个月后，便渐渐消失了。
最后，1935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组织法》，将它作为制止暴力和推进自治这一双重政策的组成部分。该组织法规定缅甸和亚丁将与印度分离，成为英国政府直辖殖民地。印度本身经各王公之国同意后将成为一个由各省和各王公之国组成的联邦。同1919年宪法中的规定一样，总督仍保留对外交事务和防务的权力，但联邦的其他所有事务全交给两院制议会处理，议会的大多数成员是由约600万名受到限制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在各省，用省议会和向省议会负责的各个部代替已被事实证明是无法实行的两头政治的方案，近3，800万印度人获得了选举省议会的权利，省议会将享有处理本省事务的绝对自治权。如果某个省政府出于任何原因未能行使职责，当地的英国省长有权处理公共事务。
由1935年的组织法提供的联邦证明是不成功的。印度王公不信任民族主义者，拒绝合作。因此，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政府继续起作用。不过，对诸省所作的新安排已随着1937年各省议会的选举而付诸实施。民族主义者控制了11个省中的7个省份，并立即着手释放政治犯、恢复公民自由、准备土地改革。1939年，当总督宣布印度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时，这一切便突然结束了。由于这事根本未与印度人商量，7个省的民族主义部长全都辞职。于是，英国省长们接管了这7个省，以法令进行统治。民族主义者再次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则要求将次大陆分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教徒的国家，另一个是穆斯林的国家，即所谓的巴基斯坦。
六、中国
中国尽管名义上已经独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经历了可与印度相比的反西方运动。1917年，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收复1914年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当凡尔赛的调停人没有将这个丢失的省份归还给中国时，在北京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们以罢市的方式参加抗议。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抵制日货运动，并伴有与日本侨民的冲突。新成立的工会也通过举行罢工参加了这场抗议运动。总之，事实证明，这场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强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强乐意让日本保留它在中国大陆的战利品，它们也成为这场猛烈爆发的运动的靶子。相形之下，苏联却得到中国人的同情和钦佩。一个原因在于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的教导有着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象它当时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不难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这时越来越依靠苏联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这些变化给了孙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开始革命的机会。在建立共和国的1911年革命以后，他遇到了艰难时期（见第十六章第五节）。袁世凯将他撇在一边，而各省军阀则不理睬中央政府，作为独立的当权者统治各省。这时，孙决定，为了打败军阀、创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增强国民党的实力。他呼吁国际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绝，不过，苏联却积极响应，因而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合作”。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阿道夫·越飞一致同意，国共合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家统一，获得国家的完全独立”，俄国人接着又派能干的米哈伊尔·鲍罗廷去广州，在那里，他成为孙的得力助手。他们一起实现了三大基本变革：按共产党的方针改组国民党，组织一支强有力的现代化军队，发展一种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体系。
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孙通过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控制了该党。国民党这时首次能作为一个从总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纪律严明的单位发挥作用。同时，在俄国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吕歇尔将军为首的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一支新的军队正在建立。1924年5月，为培养军官，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的正式校长是孙的参谋长、刚从莫斯科红军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回国的蒋介石，但真正的领导人则是布吕歇尔。也许该注意到，该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他后来成为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和总理。最后，孙中山将其政党的思想体系改造成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旨在实现民主政治，不过，一党统治下的一段时期的监护被认为是必要的。民生主义旨在通过平均分配土地和实现国家对工业的管理或控制来为人民谋求经济上的改善。
1925年，正当孙中山为实现他的抱负而制成种种工具之时，他却去世了。他虽未能活着看到军阀被挫败和国家的统一，但今天，大陆的共产党人和台湾的民族主义者都公认他是现代中国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孙中山的去世使蒋介石有可能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1926年5月，他担任了“北伐”的总指挥，“北伐”是一场旨在消灭北洋军阀从而统一中国的战争。国民党军队以宣传团为先导，以破竹之势前进，于10月到达长江。这时，首都迁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产党人控制的汉口。
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置身于汉口的左翼分子和蒋将军领导下的右翼分子之间日益增大的分裂。蒋介石赞成民族主义而不赞成社会革命。他因一直行进在他的各师前面的左派宣传团的活动而变得惊慌起来。这些宣传者在农民和城市工人中间活动。发动了一场反对拥有土地的绅士，城市资产阶级和西方企业界的革命运动。尽管蒋介石曾与他的俄国顾问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产主义的，他决心阻止左派对国民党的控制。
由于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无疑，右派和左派两大相互对立的势力必将进行最后的较量；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时，这一较量终于到来。正如其他城市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工人和学生组成队伍。他们发起了总罢工，并能在军阀军队离开和蒋介石军队到达之间的间隙时间里接手控制这座城市。蒋介石一点也不乐意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革命委员会的欢迎。由于国民党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人及其左派盟友进行血洗。鲍罗廷返回俄国，蒋介石改组了国民党，因此，他成为国民党无可争辩的首脑。1928年6月，他的军队占领北京，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完成了国家的正式统一。这一新的中国的首都迁到了南京。
这时，蒋介石参观了北京城外的佛寺，这里安葬着孙中山的遗体。他向已故领袖的在天之灵报告说，他已获得胜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相比，中国这时的情况的确有了极大的改善。在以后的10年中，中国在蒋的指导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铁路的哩数几乎增加了一倍，现代化公路的哩数也增加了三倍。1932年取缔了国内关税关卡，这类关卡过去大约有500个。而且，首次制造了统一的货币。在政府议事程序、公共卫生、教育和工业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夺回了关税控制权，收复了割让给外国的一些领土，收回了西方列强夺去的许多特权。到1943年时，所有外国都已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但是，蒋介石的改革方案有着严重的漏洞，这些漏洞最终证明是致命的。极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农村地区的国民党为反对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视。蒋介石的一党制的独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反对党党派不可能通过法律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选择。最后，国民党未能发展起能赢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主义的呼吁对渴望获得土地的农民和贫
困的城市工人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蒋介石认识到有些东西丢失了，于是他求助于儒家有关礼仪和正当行为的古老说教。这些说教在20世纪的中国显得又无效又离奇。
如果国民党政权享有长期的和平，那么，它的这些弱点也许会逐渐得到克服。但是，它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有两大死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在随后几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行动起来的号召和在将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的保证的吸引下，加入了共产党的阵线。众所周知，共产党最初曾与孙中山合作，后来，于1927年同蒋介石决裂。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蒋介石杀害，但有些人设法逃进了华南山区。他们的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无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绝了只能依靠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他根据对农村的直接考察断定，占人口70%的贫农是“革命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对莫斯科来说纯属异端邪说，但毛自行其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在南方建立了独立的军队和政府。
蒋介石所作的反应是发动了五次所谓的“剿匪战役”。由于共产党的没收地主的大地产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争取了农民，共产党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从而幸存了下来。第五次围剿确成功地将共产党人逐出了根据地，当时，这些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最后，9万人设法突破了重围，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历经长达6000哩的惊人艰难的跋涉后幸存下来。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长征中”，他们几乎平均每天都要同总数达3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最后，共产党的幸存者到达西北诸省，在那里，他们艰苦奋斗，建立了根据地。他们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因此，他们能扩大力量，最终发展成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对手。
蒋介石在卷入同共产党的这一内战的同时，还遭到了来自国外的日本人的进攻。我们以后将看到（见第二十四章第一节），这一侵略从1931年占领满洲开始，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人控制整个东部沿海地区时。共产党的颠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在一起最终使蒋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湾，让毛泽东在其新首都北京统治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