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对他那位保护人的苦恼毫不知晓，这个新的秋季学期对他来说反倒开始得特别顺利：要他操心的学生从来没有这样少过，自己用来研究的时间从来没有这样多过。他的研究工作早已进入十分愉快的阶段，探索超过了预定目标而形成一个新的有机体，也可说是成了那个成熟的果实的寄生虫。普宁把思想的视线从原来的工作目标上转移开，你可以在他的著作中一目了然地发现这儿升起一个星号，那儿炫耀一个“原文如此！”的标注。这种研究方法原应避免，因为它破坏了一切，使人达到没完没了的着迷程度。索引卡片越积越多，装满了一个鞋盒，分量也很实在。两种传说之间的核对啦；一个礼仪或服装方面的宝贵细节啦；一个出处一经核对而发现由于无知、疏忽或伪造而不可靠啦；恰当的推测引起的一阵穿透脊梁骨的兴奋啦；数不尽的bezkorïstnïy（无偏见的、忠实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胜利啦——这一切都把普宁毁了，把他弄成一个欢天喜地的注脚迷，他打扰一本一英尺厚的、沉闷的书中的螨虫，为的是要找到一本更沉闷的书的一个出处，但是，他也有通人情的一面，那就是新近租住了峭壁大街拐角陶德路上的一所小砖房。
这所小房子原是已故马丁·谢泼德一家人住的，马丁是普宁以前克里克街那个房东的本家叔叔，多年来一直是陶德产业的看管人，温代尔市镇当局把那份产业买了过去，为的是把其中杂乱无章的宅邸改建为一所新式疗养院。常春藤和云杉围住了它那上了锁的大门，普宁从他峭壁大街新居的一扇北窗户望出去，远远可以看到它的屋顶。这条大街是“T”字上面的横杆，普宁住在横杆左半边。他的房子对面，一过陶德路（“T”字的竖杆）就从路东一块玉米地延伸过来一条修补过的柏油路，路边沙地上种着一排屏风似的老榆树，而路西则是一排一般高的小枞树，在一道篱笆后面朝校园排去，几乎一直排到离普宁家南边半英里远的另一所住房——大学足球代表队教练处那个放大了的雪茄烟盒似的房子那里。
普宁三十五年来居无定所，受尽折磨，晕头转向，缺乏一种内心深处的安宁，他早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耐烦了，如今他独自住在一所四面无邻的房子里，对他来说真是无比高兴，十分满意。这里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静——天堂一般，富有田园气氛，让人心安神定，因此同他过去租住的那些没完没了的噪音从六面传来、把他团团围住的房间相比，真可说是天壤之别。再说这小小的房子多宽敞啊！普宁甚至怀着感恩的惊讶心情，认为根本就没发生过俄国革命，没有背井离乡，没有移居法国，没有加入美国籍，一切——充其量不过是这样，充其量不过是这样，铁莫菲啊！——都会一模一样：在哈尔科夫或喀山当个教授，拥有一所跟这一样的郊区房子，房间里全是古书，屋外盛开晚花。更确切地说，那是一所两层楼的、樱桃色的砖房，白色百叶窗，木瓦屋顶。房子前面那一小块绿茸茸的草地展延大约五十阿尔申，房子后面由一个长满青苔、陡直的峭壁为界，峭壁顶上长着茶褐色灌木。一条粗糙的汽车道沿着房子南侧通向一小间粉刷过的汽车房，里面停放着普宁私有的一辆穷人用的破汽车。车库门上端不知什么缘故悬挂着一个篮子似的怪网兜儿，又有点像弹子球台那挺美的网兜儿——可又缺个篮底——在白墙上映出一个比原型大而颜色更蓝的阴影，网眼清晰无比。车库和峭壁之间那块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常有野鸡光顾。沿着房子一面墙滋生着发蔫的丁香花——俄国式花园的风采，我这位可怜的普宁殷切渴望着绚丽的春色，到处甜甜蜜蜜，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还有一棵高大的落叶树，普宁这位分辨得出白桦、菩提、杨柳、山杨、白杨、栎树的人却一直闹不清那是一棵什么树，它那铁锈色的心形大叶子在秋高气爽的小阳春时分给门廊前的木头台阶遮着阴凉。
地下室有个模样歪斜的燃油炉子，尽力通过楼层夹地里的管道把微弱的暖气输送上去。厨房看上去倒还卫生而舒适，普宁跟各式各样的炊具打交道，壶啦、锅啦、烤面包的小炉啦、长柄平底煎锅啦，感到其乐无穷，这些家什都是租这所房子随带而来的。起居室里稀少而寒伧地摆着几件家具，可是墙上有个挺引人注目的凹壁，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俄国的版图涂的是淡蓝色，整个波兰是块退了色的或者可以说是蹭掉了的印子。在普宁打算给他的客人安排一次自助冷餐的很小的饭厅里，餐具柜上有一对带坠子的刻花水晶玻璃烛台，清晨反射出漂亮的彩色虹光，使我多愁善感的朋友想起俄国乡村别墅阳台上闪烁着橙、绿、紫色阳光的彩色玻璃窗扉。那个放瓷器的柜子，每次他从旁走过，就喀啷喀啷地响，也跟从前那些昏暗的后室里的情况有点相似。楼上有两间卧室，曾有许多孩子、间或也有大人住过。地面被铁皮玩具划出许多道子。普宁从他决定作卧室的那间屋子的墙上摘下一块三角形的红色硬纸板，那上面用白粉乱涂了一个莫测高深的词：“红衣主教们”；但是房间旮旯里还保留了一把给三岁大的普宁坐的涂粉红漆的小摇椅。那条通往澡房的过道里挤着一台不堪使用的缝纫机，澡房里那个又短又小的澡盆是巨人国专为矮子们设计的，放满水的时间跟俄国学校算术课本里的水槽和水盆放满水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久。
他现在准备举行那个宴会了。起居室里有一张可以坐三个人的沙发，两把高背椅子，一把垫得又软又厚的安乐椅，一把带蒲席的椅子，一个膝垫和两把脚凳。当他察看一遍那一小张客人的名单时，突然间很奇怪地感到不满意起来。宴会倒是不乏客人，但这些客人缺少特色。当然，他特别喜欢克莱门茨夫妇（品质高尚的一对——跟校内其他大多数笨蛋迥异），他当初做他们的房客时，跟他们有过多么欢快的交谈啊；他当然万分感激海尔曼·哈根多次提拔他，譬如最近哈根还设法提了他的工资；哈根夫人，按温代尔校园里的话来说，当然是“一位可爱的人儿”；当然喽，赛耶夫人一向在图书馆里很帮忙，她的丈夫要是严格避免对天气发议论的话，就有一种镇定人心的本领，表现出了一个人能够保持安静到什么程度。但是把这一伙人凑到一块儿，却没有一丁点儿特色，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老普宁又想起自己童年的那些生日宴会——不知什么缘故，总是邀请那六七个孩子啦，夹脚的鞋啦，太阳穴疼啦，以及等到所有的游戏都玩过之后，一个死皮赖脸的表兄开始用好好的新玩具搞出些庸俗无聊的名堂时，他感到的心里不舒坦和烦闷无聊啦；他还记得有一次他们玩捉迷藏，玩得时间挺久，他在女仆房间里一个又黑又闷的衣柜里藏了一个小时，不舒极了，等钻出来时却发现伙伴们早就回家了，只剩下自己耳朵里还在嗡嗡响。
他到温代尔村和埃苏拉之间那家有名的杂货店买东西，碰见了贝蒂·勃里斯，便也邀请她来参加宴会。她说她还记得屠格涅夫那首蔷薇花散文诗，迭句是“Kak horoshi, kak svezhi（多么美，多么新鲜）”，她当然非常乐意来。他又邀请著名的数学家曼德尔森教授和他的老婆——一位雕塑家，他俩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可是后来又打来电话表示十二万分的抱歉——他们忘记那天已有约会。他还邀请了眼下已经是位副教授的米勒小伙子和他那个满脸雀斑的漂亮妻子夏洛蒂，可结果她因为快生孩子了，两人都没法前来。他还请了弗里兹楼校役头头凯洛尔老头儿和他的儿子佛兰克，佛兰克是我的朋友惟一有天赋的学生，曾经写过一篇杰出的博士论文交给他，探讨俄文、英文和德文抑扬格之间的关系；可是佛兰克目前正在军队里服役，凯洛尔老头儿坦率地说：“我的老婆子和我不常同教授们混到一块儿。”他打电话到波尔院长家，他有一次在游园会上同院长谈过一次话（关于改进学院课程的事），一直谈到天下雨为止，因此他请院长务必光临，可是院长侄女答道她伯父现在“除了去少数几个知交朋友家之外，不拜访任何人了”。他正打算放弃再增添什么客人来活跃宴会气氛时，忽然想出一个十分新颖而确实很妙的主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