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普宁

第五章 第五节

晚饭是开在那有帘子的廊子上的。普宁坐在布罗托夫旁边,开始搅动botvinia(冰镇红菜汤)里的酸奶油,粉红色冰块在汤盆儿里叮当作响,他又自动拾起早上没说完的话题。

“你一定会注意到,”他说,“列文精神上的时间和渥伦斯奇物质上的时间有个明显的差距。在小说半当腰,列文和吉提比渥伦斯奇和安娜在时间上整整落后一年。一八七六年五月的一个星期天傍晚,安娜投身到火车轮下时,她已经自小说开始生活四年多了,而在列文那方面,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六年那同一时期,几乎刚过了三年而已。这是我所知道的文学里的相对论最好的一个例子。”

饭后,有人建议玩一玩槌球游戏。至于怎样安放弓形小铁门,大家赞成那种由来已久而技术上不合规格的办法,那就是把十个当中的两个交叉放在场地中央,以形成所谓的“囚笼”或“捕鼠夹子”。普宁和布罗托夫夫人搭伴,很快就显出在球术上比对手施波里昂斯基和波罗辛伯爵夫人高明得多。木桩一钉好便开始玩起来,这个男人就变样了。他本来是个动作慢吞吞、笨手笨脚、很有点僵硬的人,一下子变成一个活蹦乱跳、默不出声、面带狡猾神情的驼子。好像总轮到他打球似的。普宁低低握着木槌,让它在自己劈开的两条细长腿之间优雅地晃悠(他为了打这场球还特地换上百慕大运动短裤由此而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每击一下之前都先瞄瞄准,灵巧地晃动两下木槌,然后朝球儿准确地一击,球朝前轱辘,他也一直猫着腰快步跟上,到达预计球停下来的地方。他怀着那种研究几何学的劲头,把球击过每个弓形小铁门,激起旁观者一片羡慕的欢呼声。连小伙子伊戈尔·波罗辛,揣着两罐啤酒赶赴秘密的酒会,鬼鬼祟祟打这里经过,也停下来一秒钟,赞赏地晃晃脑袋,然后才溜进树丛。普宁满不在乎地碰撞了,或者毋宁说火箭式地轰击了对方一个球,抱怨和抗议之声就同叫好声混杂在一起了。他让自己的球紧挨着对方的球,用他那小得出奇的脚使劲踩在自己的球上,然后猛捶一下,而把另一个球震出去老远。大家请苏珊评评理儿,她说这种打法完全犯规,可是施波里昂斯基夫人则说这完全许可,并说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的英国保姆管这种打法叫做“打个香港”。

普宁的球撞击了终点的标柱,球赛也就结束了;瓦尔瓦拉陪着苏珊去准备午茶,普宁便悄悄地在松树下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休息会儿。他蓦地觉得又犯了他成年后犯过多次的那种极不舒服、叫人害怕的心脏不适的毛病。这既不是心痛也不是心悸,倒好像是叫人肃然地感到沉入和融进自己的周围环境——落日啦、红树干啦、黄沙啦、静静的空气啦。这当儿,罗莎·施波里昂斯基发现普宁独自坐在那里,就趁机走到他身边(“sidite, sidite!”甭站起来),紧挨着他在长凳上坐下来。

“一九一六年,也许一九一七年,”她说,“您没准儿从您的一些要好的朋友嘴里听见过我做姑娘时的名字——吉乐——吧。”

“没有,我想不起来了。”普宁说。

“反正这也没多大关系。过去咱俩好像没见过面。可您跟我的表兄妹格里夏和米拉·别劳什金挺熟。他们常提到您。格里夏现在住在瑞典,我想——您一定听说过他那可怜的妹妹的悲惨遭遇吧……”

“是的,我听说了。”普宁说。

“她的丈夫,”施波里昂斯基夫人说,“是个很招人喜欢的人。萨缪尔·勒夫维奇和我同他和他的第一位夫人钢琴家斯威特拉娜·契尔托克都很要好。纳粹把他和米拉分别监禁在两处,他和我的哥哥米夏后来死在同一个集中营里了。您不认识米夏吧,对吗?他有一个时期也爱过米拉。”

“Tshay gotoff(茶准备好了),”苏珊站在廊子上用她那可笑而起作用的俄语腔调喊道,“铁莫菲,罗沙什卡!Tshay!”

普宁让施波里昂斯基夫人先行一步,自己这就跟上来;等她走后,他继续坐在薄暮树阴下,两手紧握那个还在手中的木槌。

两盏煤油灯恬适地照亮了这座乡村别墅的廊子。铁莫菲的父亲,眼科专家巴维尔·安东诺维奇·普宁大夫,和米拉的父亲,小儿科专家亚科夫·哥里高里耶维奇·别劳什金大夫,正在阳台一个角落里下棋,舍不得离开棋盘,别劳什金夫人只好让女仆把茶点送过去,放在他们下棋的那张桌子旁边的一个日本小茶几上,他们那盛茶的、带银托盘的玻璃杯啦,奶油点心啦,黑面包啦,花园草梅zemlyanika和另外培植的一个品种klubnika(“麝香草莓”或叫“绿草莓”)啦,金黄的果酱啦,还有什锦饼干啦,薄脆饼啦,椒盐卷饼啦,烤面包片啦;而在这边,除了没把两位专心下棋的大夫请过来之外,全家其他成员和客人都围坐在廊子另一端的大桌子前,有的轮廓挺清楚,有的在闪闪亮光下显得模糊不清。

别劳什金大夫瞎摸了一块椒盐卷饼;普宁大夫聚精会神地移动一个车。别劳什金大夫一边嚼,一边凝视着棋盘他这半边的横方格空位;普宁大夫心不在焉地把一块烤面包片浸进自己那个茶杯里去了。

那年夏天,别劳什金家在波罗的海避暑胜地租的那所别墅,靠近N将军的遗孀租给普宁家的一所农舍式小别墅,这座小别墅位于她那一大片尽是沼泽、崎岖不平、黑树林围住的荒凉庄园的边缘。铁莫菲·普宁还是当年那个笨手笨脑、腼腆而固执的十八岁青年,在黑暗中等待米拉,尽管现实生活已经把电灯泡放进煤气灯里,把人们像洗牌那样重新洗了一个遍,使他们都成了上了年纪的流亡者,那亮着灯光的廊子已经被牢牢地、毫无希望地永远隔开,我们可怜的普宁却带着一种鲜明的幻觉,觉得米拉正偷偷从那儿溜到花园里来,穿过高高的烟草花朝他走来,她那身白上衣和暗白色的花儿混杂在一块儿。这种感觉不知怎地同他胸中蔓延开来的心情恰好一致。他轻轻把木槌放在一边,为了驱散这种苦闷,就穿过那片宁静的松树林,朝房子对面走去。从一辆停在花园工具房附近的汽车上传来收音机播放的阵阵扎扎实实的音乐声,估计车里至少有两位像他一样来访的客人的孩子。

“爵士乐,爵士乐,他们老得听他们的爵士乐,这些年轻人哟,”普宁嘟囔道,又转向那条通往树林和小河的小径。他回想起他和米拉青年时代追随时尚的爱好,业余演出啦、吉卜赛民谣啦、她酷爱的摄影啦。她拍的那些艺术快照——宠物啦、浮云啦、花朵啦、一片四月的沼泽和那些映在糖一般白的湿雪上的桦树黑影啦、那些站在一辆棚车顶上故作姿态的士兵啦、日落时分的地平线啦、一只拿着一本书的手啦,这些现在又都在哪儿呢?他回忆起他俩在彼得格勒涅瓦河畔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眼泪啊,星星啊,还有她那个暖和和的皮手笼玫瑰色的丝衬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内战把他俩拆散了:历史解除了他俩的婚约。铁莫菲朝南流荡,参加了一阵子邓尼金的部队,而米拉全家则逃离布尔什维克到瑞典去了,过后又在德国安顿下来,她最后在那里跟一个俄罗斯血统的皮货商结了婚。三十年代初期,普宁也结了婚,陪同妻子到柏林去,因为她想参加一次精神治疗学家的大会,一天晚上,他在选民大街一家俄国餐馆里又遇见了米拉。他俩只说了几句话,她还是像以往那样带着忸怩的躲躲闪闪的表情,从两道浓眉底下冲他微笑;她那颧骨凸出的轮廓、细长的眼睛、纤弱的胳臂和脚脖子,都跟原来一样,永世不变。接着她就跟她那位去衣帽间取大衣的丈夫一起走了,情况就是这样——可是感情上的阵阵隐痛依然存在,就跟您明明知道而又一时记不起来的诗句时会隐隐约约闪现一样。

那位爱闲聊的施波里昂斯基夫人所提到的往事,以一股不寻常的力量唤来了米拉的形象。这真叫人心烦意乱。只有在摆脱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时,只有在临死前那阵神志清醒时,人才能片刻克服这种情感。过去十年里,为了理智地生存下去,普宁一直克制自己,只有永远不再怀念米拉·别劳什金那倒并不是因为害怕自己对青年时代的一段平淡而短暂的恋爱的回忆会扰乱思想上的平静(唉,他和丽莎结婚的种种回忆已经够戗,足以排挤掉任何其他以往的浪漫史喽),而是因为在一个连米拉之死这种事都可能发生的世界里,一个人要是对自己还真诚的话,就不可能指望还有什么良心,更谈不上什么感觉,会继续存在。人不得不忘却过去——因为你没法想着这样的事情活下去,那就是这个文雅、娇弱、温柔的姑娘,连带那双漂亮的眼睛、那种甜蜜的微笑,背景是花园和雪景,竟然被押进一辆运牲口的货车,送到一个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在那里居然有人往她的心脏,往那个您在过去的黄昏跟她亲吻时可以听见怦怦跳动的心脏,注射石灰酸而使其惨遭杀害。由于没有正式记录说明米拉到底是怎么死的,她在您的脑海里便一次一次地死去,又一次一次地复活,只不过为了再一次一次地死去:她被一个受过训练的女护士拉走,用那带有肮脏的破伤风杆菌的破玻璃管子注射了一针啦;她被哄骗去淋浴时让渗进去的氢氰酸毒气毒死啦;她在一个堆满浸透了汽油的白桦树枝的土坑里被活活烧死啦。根据普宁在华盛顿偶然与一名调查人员的谈话,惟一可靠的情况是:她由于虚弱得不能再干苦活(尽管她还照样微笑,还能帮助别的犹太妇女),在到达布痕瓦尔德,到达那个被响亮地称为“大爱特斯堡”美丽的林区之后没几天就被挑选出来处死焚化了。那个地方离魏玛只需步行一小时就到了,歌德、赫尔德尔、席勒、维兰德和举世无双的科采布等文人过去都在这里漫步过。“Aber warum——可是为什么——”那位人间最心慈的哈根博士会悲叹道,“为什么要把那个可怕的集中营如此贴近那里哟!”因为它确实很贴近——距离德国的文化中心只有五英里路远。那位一向以用词准确而闻名的温代尔学院院长,最近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发言回顾欧洲形势时,还极其文雅地称德国为“那个学府众多的国家”,同时他也附带赞美了另外一个刑室:“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其他伟大而善良的人的祖国——俄罗斯。”

普宁在庄严的松树下漫步。天色越来越暗。他不相信独裁的上帝。他却模模糊糊地相信鬼魂的民主。没准儿死人的灵魂已经组成各种协会,在接连不断的会议上照料人间生物的命运。

蚊子越来越扰人。是喝茶的时候了。是该和沙多杀一盘棋的时候了。那一阵古怪的情感发作已经消失,又可以喘息了。在远远的小山丘上,就在几小时前格拉米尼耶夫放画架的地方,有两个人影在暗红的天空前现出轮廓来。他们紧偎着,面对面站在那里。人从小径那儿看不清究竟是波罗辛的女儿和她的男朋友呢,还是尼娜·布罗托夫和小波罗辛,要么也许只是象征性的一对,以一种轻松的艺术形式绘制在普宁那正在退色的日子的最后一页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