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普宁照例洗洗手，洗洗脑袋瓜子。
他回到“俄”字办公室拿他的大衣、围脖、书和公事皮包。法特恩弗斯博士还在一边写作一边微笑呐；他带来的那包三明治已经给打开一半；他那条狗一声不吭地趴在地上。普宁走下阴暗的楼梯，穿过雕塑博物馆。人文楼鸟类学系和人类学系也潜伏在里面呢，由一条颇具洛可可式样的透雕细工长廊连接另一座砖楼——弗里兹楼，餐厅和教职员俱乐部都在那里头：上个斜坡，直转弯，再溜达几步便可闻到一年到头都有的油煎土豆味儿，那糟透了的讲究营养平衡的伙食正等着您呐。夏天，长廊格架上攀满生机勃勃、微微颤动的花朵；现在凛冽的寒风从光秃秃的格架吹进来，不知是谁把一只捡到的连指红手套放在结冰的喷泉口上了，从那儿长廊分出一条岔路，直通院长办公室。
波尔院长是个动作慢慢腾腾的老头儿，个儿挺高，戴一副墨镜，他两三年前就视力不佳，现在差不多彻底瞎了。然而，他像太阳升落那样有规律性，每天都由他的侄女兼秘书搀扶来到佛里兹楼；老先生就像一位古代尊贵的人物，瞎摸黑眼地来吃他这一顿瞧不见的午餐。大伙儿尽管对他这样走进来的凄惨样儿早就习以为常，但是每当他被领到他那把刻花的椅子前，两只手瞎摸桌子边缘的时候，饭厅里总是静多了；就在他身后的墙上画着一幅他风度翩翩的肖像，叫人看了不由得生出一种古怪的感觉；饭厅四壁那幅著名壁画，是一九三八年由朗氏创作的，包括许多历史性人物和温代尔教员，场面宏伟，美术系的奥莱格·考玛洛夫在前十年加上了一组人物：波尔院长身穿双排扣紫红色礼服，脚登赤褐色皮鞋，正在炯炯有神地凝视着理查德·瓦格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孔夫子递给他的卷轴。
普宁要向他的同胞打听点事，便在他身旁坐下。这位考玛洛夫是个哥萨克人的儿子，矮个儿，小平头，长着两个像骷髅那样塌陷下去的鼻孔。他的老婆萨拉菲玛是个兴致勃勃的大个子，出生在莫斯科，戴着一条长长的银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西藏人的辟邪物，一直耷拉到她那又软又大的肚皮上，这对夫妇经常举办一些俄式晚会，备有俄式小吃、吉他音乐和一些或多或少掺假的民间歌曲——一些羞答答的研究生就会在这种场合中经他俩传授喝伏特加酒的礼节和别的一些陈腐的俄罗斯礼仪；举行过这类盛宴之后，一遇到古板的普宁，萨拉菲玛和奥莱格（她抬眼观天，他用一只手挡住眼睛）就会带着敬畏的自我感恩的神情低声说：“Gospodi, skol' ko mïim dayom！（天啊，我们教给他们多少学问哟！）”——“他们”是指愚昧的美国人。冒充见多识广的考玛洛夫夫妇所介绍的那种既反动又亲苏的大杂烩，只有另外一个俄国人才能理解。对他们两口子来说，一个理想的俄国应该包括红军啦、一个正式举行过登基典礼的君主啦、集体农庄啦、人智学啦、俄罗斯正教会啦，还有水电大坝。普宁和奥莱格·考玛洛夫经常处于一种克制住的交战状态，两人却又不可避免地常常见面。那些把考玛洛夫夫妇看作“显要人物”而背地里模仿普宁可笑样儿的美国同事，还当画家和普宁是极要好的朋友咧。
要不经过很专门的测验，很难断定普宁和考玛洛夫两人的英语谁说得蹩脚，也许普宁更差一些，可是论年龄，论全面教育，再加上取得美国国籍稍微早一点，普宁觉得自己够资格纠正考玛洛夫在话语里经常插入的英语句子。考玛洛夫对此非常恼火，甚至超过了他对普宁那种antikvarnïy liberalizm的痛恨程度。
“你听着，考玛洛夫（Poslushayte, Komarov）”——这是一种对人很不礼貌的称呼方式——普宁说，“我闹不清这儿还会有谁要看这本书；当然不会是我的哪一位学生；如果是你的话，我也闹不明白你干吗要用它呢。”
“我不需要，”考玛洛夫朝那卷书瞥了一眼，答道，“不感兴趣，”他又用英语补了一句。
普宁不出声地翕动一两下嘴唇和下巴颏儿，想说点什么，却又止住了，继续吃他那盘色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