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在温代尔学院任教的那八个年头里，几乎每一学期——不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原因，主要是声音的原故——都要换一换住所。如今在他的记忆里，那些房间累积起来，就像是在一个家具店里，不顾时间和空间的差别，在柔和的灯光下，把那些家具胡乱搀和在一起展览，一批扶手椅啦，床啦，灯啦，壁炉旁边的摆设啦，花样繁多，而店外则在下雪，暮色苍茫，人们谁也不真正爱谁。他在温代尔住过的一些房间比起他当年在纽约住宅区住的那间房看起来整洁多了，纽约那间房坐落在肿（中）央公园和黑（河）滨道之间的一个街区里，叫人难以忘怀的是路边遍地的废纸，那堆有人已经不留神踩了一脚的、清晰可见的狗屎，还有一个个使劲儿朝又高又黑的门廊台阶扔球玩的、不知疲倦的男孩；甚至这间房在普宁的脑海里（一个小球还在弹跳回去）比他当年在中欧只拿南森护照时住的那个如今已经记不大清楚的老住所都确实要干净得多。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普宁变得爱挑剔了，光有漂亮的摆设已经不够了。温代尔是个安静的小城镇，而温代尔村坐落在山洼里则显得更加清静；可是普宁却觉得住在哪儿都不够静谧。他在这儿开始生活时，住在学院为单身教师准备的、考虑得很周到的、备有家具的宿舍里，自己有一套很不错的房间，尽管有些由于群居而带来的缺点（“普宁，来一盘乒乓球怎么样？”“我可不再玩小娃娃玩的玩意儿啦。”），一直住到一些工人来到这条街——普宁格勒，脑壳街——开始在路面上钻洞时为止，因为他们钻了又填，填了又钻，一阵拉锯似的邪恶的颤动，又是一阵令人惊奇的停顿，一连干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他们好像再也找不到那件错埋了的宝贵工具似的。他又搬到温代尔村那个著名的与世隔绝的公爵公寓里去住（为了把这儿那儿那些特殊的冒犯者挑出来罢了），租了一间讨人喜欢的小房间，然而每天夜里，楼上浴室里都有瀑布般哗哗放水的响声和砰砰的关门声，其间还有两个长着雕像那种粗石腿的怪物会用重得叫人讨厌的脚步走来走去——这种想象中的体态跟楼上实际住着的两位邻居的苗条身躯很难对得上号，原来他俩是美术系的斯塔尔夫妇（“我叫克里斯托弗，这是路易丝”），一对天使般温柔的夫妇，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极感兴趣。他又搬到一间更舒适的卧室兼书房的屋子里去住——还是出租单个房间的公寓——没人会撞进来要求免费上一堂俄语课。然而可怕的温代尔冬天一开始，锋利的无孔不人的风就从窗缝飕飕吹进来，甚至也从厕所抽水马桶里窜出来，于是那间舒适的小屋就出现一连串疯狂或邪门的事儿——普宁那个刷过银漆的暖气片会发出一种没完没了嗡嗡的音乐声，或多或少还算是古典音乐。他想法用一块毛毯把它蒙住，就好像它是个笼中的歌鸟，可是歌声说什么也不肯停下来，直到赛耶太太的老娘被送进医院，在那儿归了西之后，暖气片才转而发出加拿大人说的那种法国话。
他还试过别种类型的住所：私宅出租的房间，这类房间尽管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譬如，不是所有的都带护墙板；有些上面是涂了白灰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涂了白灰），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起居室里或者落地书柜里必定有房龙和克罗宁医师的大作；它们可能会被一堆杂志，或者一些亮面厚实的历史传奇小说，或者甚至于某一位加奈特夫人翻译的著作隔开来（在这类住家里，还肯定会在墙上某处挂有一幅图卢兹-劳特累克的招贴画儿），但是你必定能发现房龙和克罗宁这一对作家彼此在交换亲昵招呼的眼色，就像是两个在热闹的宴会上相遇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