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温代尔学院著名的钟声正在和谐地鸣响。
劳仑斯·格·克莱门茨是温代尔的一名学者，他讲授的惟一受欢迎的课程是手势哲学，他的妻子琼是潘代尔顿三十年代的校友，夫妇俩新近刚跟女儿伊莎贝尔分离，她是她爸爸最好的学生，念到三年级就跟该校一名毕业生结婚了，那个小伙子目前在遥远的西部一个州里干技术活儿。
钟声在银白色的阳光下响得悦耳动听。朝窗户望去，嵌在窗框里的温代尔小城镇的景色——用白漆漆过的房屋，黑黪黪的树枝——就像是小孩用一种缺乏空间深度的简单透视感所绘制的一幅以青灰色山峦为背景的图画；样样东西都蒙着一层漂亮的白霜；一些停着的汽车的光亮处闪闪发光；丁瓦尔小姐的那条身子像小公猪那样圆滚滚的苏格兰种老狗，已经在瓦伦大街和斯贝曼小巷兜了一圈回来；但是，不管邻居多么和蔼可亲，景致多么美，钟声多么变化无穷，也没法使这个季节变得柔和；两个星期后，这个学年经过一段沉思般的歇息就将进入顶顶郁闷的阶段——春季学期，克莱门茨两口子感到沮丧而忧虑，孤零零地住在他们那所通风良好的老宅里，如今这所房子就好像某个减轻了三分之一体重的傻瓜，皮肉松弛，衣服宽肥，在他们周围晃荡。伊莎贝尔毕竟太年轻，太不成熟，他们对她的姻亲也确实不大了解，只在那间租用的大厅里见到过一些经挑选来参加婚礼的宾客，个个长着杏仁饼似的白脸，富于幻想的新娘子没戴眼镜，什么也瞧不见。
校钟在音乐系积极分子罗伯特·特莱伯勒博士的热心关照下，还在美妙的空中鸣响，而且越来越响；劳仑斯，金发碧眼，秃顶，胖得影响健康，正在吃他那顿橘子加柠檬的简朴的早餐，同时在批评那位法语系主任，琼今天晚上就要把他请到家里来跟戈德温大学的恩特威斯尔教授见面。“你究竟为什么，”他斥责道，“要请那个干巴讨厌的家伙，教育界的一根灰泥支柱，布劳伦吉到咱们家来啊？”
“我喜欢安·布劳伦吉嘛，”她说，还连连点头加强她这种肯定和感情。“一只俗不可耐的老猫！”劳仑斯喊道。“一只叫人可怜的老猫，”琼喃喃地说——就在这当儿特莱伯勒博士的钟声停了，电话铃声却又接着在过道里响了起来。
从技术上来讲，叙述者把电话两头的对话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艺术手法，尚远远落后于那种处理古老城镇陋巷里房间对房间或窗户对窗户之间的对话的艺术手法，那种古老的城镇里，水可宝贵得很，驴子受罪，街头贩卖毛毯，还有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啦，外国人啦，甜瓜啦，以及清晨荡漾的回声。琼轻快地跨大步赶到那个催人去接的电话机前，拿起话筒说了声“哈罗”（眉毛挑起，眼睛转动），对方是个空洞、沉静的声音；她只听到一阵不拘礼节的、平稳的喘气声，接着那位喘气的人用一种谨慎的外国口音说：“请稍等一下。”——这可太荒唐了，他接碴儿喘气，也许还哼啊哈的，甚至于微微叹气，同时伴隨着翻小本子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哈罗！”她又说了一声。
“您是，”那声音小心翼翼地问，“费尔太太吗？”
“不是，”琼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何况，”她轻松地扭回厨房，又冲她丈夫说，后者正在尝她那块准备自己吃的咸肉，“杰克·考克瑞尔还认为布劳伦吉是一位头等行政管理人员呐，这点你没法否认。”
“谁来的电话？”
“有人找什么福尔或法尔太太。你瞧，你要是存心不听乔治的忠告——”（指他们的家庭医师奥·乔·海姆大夫）
“琼，”劳仑斯吃完那块乳白的咸肉，心情舒坦多了，他说，“琼，亲爱的，你忘了昨天对玛格丽特·赛耶说过你想找个房客吗？”
“哎呀，怎么给忘了，”琼说——电话铃又热情地响了起来。
“很明显，”还是方才那个声音，很自然地接着刚才的话碴儿说，“我错用了通知人的姓名。您是克莱门茨太太吗？”
“对，”克莱门茨太太琼说。
“我是，呃，”接着出现一个挺怪的“噗”的爆破音。“我在俄语班任教。眼下在图书馆工作半日的费尔太太说——”
“对——赛耶太太，我知道。那么，您想看看那间房吗？”
他想看看。半小时左右就过来瞧瞧，行吗？行，她可以在家中恭候。喀哒一声，她把话筒挂上了。
“这回是谁打来的？”她丈夫一边扭头问，一边用他那长满雀斑的胖手扶着楼梯栏杆，正打算到楼上书房里去寻求宁静。
“一个破裂了的兵乓球。俄国偖。”
“普宁教授，老天爷！”劳仑斯喊道。“‘我很了解他：他是枚饰针——’不行，我绝对不允许那个怪物住在我家里。”
他粗暴地嗵嗵爬上楼。她在背后问：
“劳尔，你昨天晚上写完那篇文章了吗？”
“差不多了。”他已经在楼梯拐角那儿转弯了——她听见他的手在楼梯栏杆上蹭出来的吱吱声，接着又是一阵捶打声。“今天就得把它完成。首先我还得准备那个该死的EOS测验。”
EOS是指他讲授的那门最了不起的课程——“意识的演变”（十二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可是连一位冷漠的信徒也没有），开场和结尾都是这句注定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滥加引用的词儿：意识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胡闹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