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哈森达尔在他二十五岁生日那天，继承了两百五十万美元遗产；一年后，他迎娶海伦·戈得温又得到一百万；接下来五年左右，他们的财富增加到近一千五百万。三十二岁那年，他卖掉公司的股份，从沙点沿岸搬到第五大道上一栋豪华公寓里，开始投身公共事务。总统派任他加入一个委员会，市长安排他到公园管理处当主管。他乐于接受记者访问，也会制造新闻，报纸杂志都喜欢他，所以他的名字常常出现。过去几年间，他对全州发表过几次演讲，出现在每一次民主党募款餐会上，担任各种会议召集人，经常上电视谈话节目。他总是说自己不会竞选州长，但我想连他自己的狗都不相信这一点。他不但想选，而且还努力铺路，他既然有许多钱可花，就会有许多政治支持者可供使唤，而且他个子又高、长得好看且散发着魅力，即使将来他位居要职——这一点先存疑——对群众的亲和力依然不会衰减。
一项伤残津贴提案使他从三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如果能通过，选举的胜算非常大。他才四十一岁，眼光可能早已越过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望着华盛顿的方向。
一叠猥亵照片能在瞬间终结这一切。
他在市政厅有个办公室。我乘地铁在钱伯斯街下车，过马路就是，但我绕道走中央大道，在警察总局前站了一会儿。对街有一间酒吧是我们以前出席刑事法庭时常去的地方。现在去喝一杯有点早，而且我也不想碰见任何人，所以我决定去市政厅，设法拜访哈森达尔。
他的秘书是位上了点年纪的女士，灰发如铁丝，蓝眼睛十分锐利。我说我要见哈森达尔，她问我名字。
我拿出银币来。“看仔细了，”我说，并在她的桌角弹银币使它转了起来。“现在告诉哈森达尔先生我刚才做了什么，告诉他我要单独见见他。现在。”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是想判断我是否神智正常，然后伸手去拿电话，但我轻按住她的手。
“你亲自去问他。”我说。
她稍侧了下头，又盯着我看了一下，然后轻耸了一下肩，站起来走向他的办公室，并把门带上。
她在里面没待多久就出来了，略显疑惑地告诉我哈森达尔先生愿意见我。我把大衣挂在衣帽架上，打开哈森达尔的门，进去，关上门。
他正在看报纸，头也没抬就说：“我想我们说好你不再到这儿来了。我认为我们协议的——”
然后他抬起头来，看到我，脸色变了一下。
他说：“你不是——”
我把银币抛向空中，接住它。“我也不是杰弗里·克莱默。”我说，“你以为是谁？”
他看着我，我也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来。他本人比报纸上的照片好看，更比我手上那些照片好看。他坐在一张银灰色不锈钢书桌后面——房间里的家具是标准的市政府陈设。他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自己重新装潢办公室。我不知道他没那么做人家会怎么说，或他希望人家怎么说。
我说：“那是今天的《纽约时报》吗？如果你以为我是另一个带着银币的人，那你报纸看得可能不够仔细。看第二叠第三页，找找那页的最下面。”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
我指指报纸，说：“去找啊，第二叠，第三页。”
当他找到那一段正在看的时候，我站在那儿等着。我是早餐时看到的，如果不仔细找的话，我也会错过那则消息。我不知道这则消息是不是为了填版面，其中有三段话确认东河捞起的尸体确认为“陀螺”杰克·雅布隆，并且记述了他的重要经历。
当哈森达尔读那则短文时，我仔细地观察他。他的反应绝对可以说是完全的失常：他面无血色，太阳穴青筋跳动，双手紧握得报纸都撕破了。显然这意味着他不知道“陀螺”已经死了，但那也可能他没料到尸体会浮上来，忽然明白自己陷在一片泥沼中。
“天啊，”他说，“那就是我担心的，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噢，上帝啊！”
他既没看着我，也不是跟我说话，我觉得他好像忘了我的存在，他是看着未来，看到它跌进排水沟里去了。
“就如我所担心的，”他又重复了一次，“我一直提醒他。他曾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他的一个朋友会知道怎么处理那些……那些照片。但是他不必提防我，我告诉他不必提防我，他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他，他也知道。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办呢？‘你最好希望我永远活着’，他是这样说的。”他抬眼看着我。“现在他死了，”他说，“你是谁？”
“马修·斯卡德。”
“你是警察吗？”
“不是，我离开警界好几年了。”
他眨着眼疑惑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干吗来这里。”声音听起来若有所失又无助，如果他哭起来，我也不会惊讶。
“我是所谓的自由记者，”我解释道，“帮人家办点事到处赚点零用钱。”
“你是私人侦探？”
“也不尽然，我随时张着眼睛竖着耳朵打听消息，大概是这样。”
“我懂了。”
“我从报上看到我的老朋友‘陀螺’雅布隆死了。这正给我一个机会为某人办点事。事实上，那人就是你。”
“哦？”
“我猜‘陀螺’可能有一些你想要的东西。所以，你知道，我随时张着眼睛竖着耳朵打听消息，你绝不会知道我要提的是什么事。我预计有人会提供一笔报酬出来。”
“我明白了。”他正要往下说，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告诉秘书他不接任何电话，但这一通是他的长官打来的，所以他还是接了。当西奥多·哈森达尔和纽约市长通电话时，我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但我没注意对话内容。讲完电话，他用内线交代，对所有来电话的人说他出去了。然后他转向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你认为将会有一笔报酬？”
我点头，“弥补我花的时间和金钱。”
“你是雅布隆所说的那个……朋友吗？”
“我是他的朋友之一。”我承认。
“你有那些照片吗？”
“可以说我也许知道照片在哪里。”
他用双手捧住额头，手指抓着头发。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的，不长不短，配合他的政治地位设计得不会让任何人不舒服。
他从眼镜上方看着我，又叹了一口气，用平稳的声调说：“我会付你一大笔钱换回那些照片。”
“我能理解这一点。”
“这报酬会是……很大一笔。”
“我想可能是。”
“我负担得起一大笔钱——我好像还没问过你的名字。”
“马修·斯卡德。”
“哦，对了。通常我很擅于记名字的，”他眯着眼说，“如我所说，斯卡德先生，我负担得起一大笔钱，但负担不起那些东西一直存在。”他深吸一口气，坐下，说：“我将是下一任纽约州长。”
“很多人都这么说。”
“将会有更多人这么说。我有机会，我有创意，我有远见。我不是受那些大老板恩惠而听使唤的人，我自己有钱，我不必靠公共工程赚钱，我会是个优秀的州长，这个州需要一个好领导，我会——”
“也许我会投你一票。”
他苦笑，说：“我想现在不是发表政见的好时候，不是吗？尤其是我刻意否认我是候选人的时候。你一定能了解这件事对我有多重要，斯卡德先生。”
我什么都没说。
“你想好了要多少报酬吗？”
“你来定。当然，你付得越多越保险。”
他双手合十，想了一下。“十万块。”
“果然不算少。”
“这是为了我要绝对取回所有的东西所付出的代价。”
“你怎么确定你拿回了所有的东西？”
“我想过这一点。我跟雅布隆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交涉——也在这个房间里——因而变得复杂了。我本能地知道，我的未来将永远受他摆布，如果我给他一大笔钱，他迟早会把它花光，然后回头找我要更多。据我所知，勒索人多半是这样。”
“通常是。”
“所以，我每星期付他一笔钱。每星期一个信封，像是按顺序还旧账一样，我觉得好像在付赎金——某种意义上是的——我在赎回我所有的明天。”他靠回木质旋转椅，闭上了眼睛。他有好看的头型、坚毅的面容，但我想他内心是软弱的，因为他已经在行为上显现出软弱了。人的特质是早晚会写在脸上的，只是有的人快些，有的人慢些。
“为了我的明天，”他说，“我可以负担每星期一付，我可以把它当做——”他脸上闪过一丝苦笑“——一项进行中的竞选费用。困扰我的是这个一直存在的威胁，不是指雅布隆，而是他死后可能会出现的状况。老天哪，哪个地方不死人！你知道每天平均有多少纽约人被谋杀吗？”
“过去是三个，”我说，“每八小时就有一件杀人案，那是平均数。我想现在应该更多了。”
“我听说的是五个。”
“夏天更多。去年七月的某一星期就超过五十个，其中十四个在同一天遇害。”
“是啊，我记得那个星期。”他眼神飘忽了一会儿，显然想得出神了。我不知道他是在计划当上州长以后如何减少杀人案呢，还是在想怎样把我列入遇害名单中。他说：“我能假定说雅布隆是被谋杀的吗？”
“我不明白你凭什么假定。”
“我认为那是可能的。我担心它会发生，它就发生了。那种人，他的行业就是有被杀的高风险，我确信我不是他唯一的受害人。”他在最后三个字上提高了音调，并等着我肯定或否定他的猜测。我反过来等着他，他只好继续说下去，“但就算他没被谋杀，斯卡德先生，人是会死的，他们不会永远活着。我当然不喜欢每个礼拜付钱给那位狡猾的绅士，但期待停止付钱给他却更糟。他可能死于任何事，事情多得很，譬如说，用药过量。”
“我不认为他用过任何药。”
“呃，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可能被车撞死。”我说。
“完全正确。”他又一声长叹，“我不能再经历一次这种事了。我坦白说清楚，如果你……找出那些东西，我会给你我刚才说的数目。十万块，用你指定的方式付款，如果你喜欢的话汇到瑞士的私人账户也可以，或者付现给你。我只希望完整拿回那些东西，而你保持沉默。”
“有道理。”
“我想应该是。”
“但你怎么证明你拿回了所有的东西？”
他的眼神尖锐地盯着我，然后说：“我认为自己善于识人。”
“那么你判断我是诚实的？”
“我没说你诚实。绝无侮辱的意思，斯卡德先生，但那样的结论在我的立场来说是太天真了，不是吗？”
“很可能。”
“我的判断是，”他说，“你是个聪明人。所以，让我把话说清楚：我将付给你我刚才提过的数目，如果未来某一天，你想再用任何借口敲诈我，我会跟某些人接触，然后你会被干掉。”
“那也许正好使你沾上污点。”
“也许会，”他同意我的说法。“但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冒这个险。在此之前，我相信你是聪明人。我的意思是说，我感觉得到你够聪明，会知道我不是虚张声势。十万块绝对够了，我认为你不会笨得把财神爷往门外推。”
我想了一下，慢慢点了点头。“还有一个问题。”
“说吧。”
“你怎么没想到跟‘陀螺’提这个主意？”
“我想过了。”
“但你没那么做。”
“是的，斯卡德先生，我没那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他不够聪明。”
“我想这一点你是对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在河里玩完了，”我说，“那就表示他不够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