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半，我置身公园大道一栋玻璃帷幕大楼的二十二楼接待室。房间里只有我和接待小姐两个人。她坐在一张U形乌木桌后面，肤色只比桌子浅一点，一头非洲式小卷。我坐在跟桌子同色的树脂长椅上，一张白色小桌上散放着一些杂志：《建筑公会》、《科学美国》、几本《高尔夫杂志》、上星期的《运动画刊》。我不认为杂志上有什么我想知道的内容，所以我没动它们，只看着对面墙上一小幅油画。那是一幅外行画的海景：许多小船在不平静的海面载浮载沉，在显著的位置上有几个男人斜倚在小船边上。他们看起来像在呕吐，但很难令人相信画家想表达的是晕船。
“那是普拉格夫人画的。”女孩说。
“他太太？画得不错。”
“普拉格先生办公室里的也都是她画的，有这样的天分实在太棒了。”
“是啊。”
“而且她从来没上过学。”
接待小姐说的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我很好奇普拉格太太什么时候开始画画。大概是子女长大以后吧，我猜。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在布法罗大学读医科，一个女儿嫁到加州，最小的就是斯泰西。他们现在离巢远飞了，只剩下普拉格太太住在拉伊滨海的房子里，画着狂风暴雨的海景。
“他现在讲完电话了，”那女孩说，“还没请教您尊姓大名。”
“马修·斯卡德。”我说。
她用电话通知他我在这里，我没指望我的名字对他有任何意义。显然是没有，因为她问我来访原因。
“我是为了迈克尔·利特瓦克的事来的。”
如果那是装的，普拉格装得很好。她传达了他的困惑。“‘击跑配合合作社’，”我说，“迈克尔·利特瓦克项目。这是个机密事件，我确定他会见我。”
事实上，我确定他一点都不想看到我，但是她转达了我的话以后，他就不能逃避了。“他现在就与您见面。”她说，并且用她的卷毛小脑袋瓜指点我进哪个房间——上面标识着“闲人勿进”。
他的办公室格局不小，有一面落地窗可以俯瞰市景，装潢得很传统，跟接待室粗俗的现代化陈设成明显对比。三面墙都镶上深色木料——一块块的实心板而不是三夹板那种玩意儿，地毯是波尔多葡萄酒的红褐色。墙上有不少幅画，内容全是海景，毫无疑问这都是普拉格太太的大作。
我在图书馆里的报纸微缩卷上看过他的照片，只是半身照，但是照片中的人看起来比现在站在宽大皮面桌子后面的人高大。照片上的脸孔容光焕发且平静自信，但现在却显得忧虑并且怀着戒心。我走向桌子，两人站着互相打量，他似乎在考虑是否要伸出手来。他否决了这项考虑。
他说：“你叫斯卡德？”
“正是。”
“我不清楚你想干什么。”
我也是。桌旁有张红皮面木扶手的椅子，我拉过来坐下，而他还站着。他犹豫了一会儿，也坐下了。我等了几秒钟，想让他先说些什么，他却等着我。
我说：“我先前提过一个名字，迈克尔·利特瓦克。”
“我不认识。”
“那么我再提一个人，杰克·雅布隆。”
“我也不认识。”
“是吗？雅布隆先生是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做点生意。”
“什么生意？”
“哦，东做一点，西做一点，没一样比得上您的成就。您是位建筑顾问吧？”
“没错。”
“大规模的计划。社区发展、办公大楼之类的。”
“这是商业机密，斯卡德先生。”
“这一行一定很赚钱。”
他看着我。
“事实上，您刚才所用的词‘机密’，就是我要跟您谈的。”
“哦？”
“我的伙伴雅布隆先生突然出城了。”
“我不明白这——”
“他退休了，”我说，“他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普拉格先生，后来他得到了一大笔钱，你知道的，所以他就退休了。”
“希望你讲重点。”
我从口袋拿出一枚银币，它旋转起来，但我不像“陀螺”那样眼睛盯着银币，我看着普拉格。他可以带着这张脸到任何一个地方打扑克牌，而且会打得很好。总之，他的表情完全不透露心里想什么。
“这种东西你见得不多吧，”我说，“几个钟头以前，我到银行去想买一个，工作人员瞪了我一眼才说去找钱币商买。我以为一块钱就是一块钱，你知道吗？以前不是一直都这样吗？好像它里面的银成分值个两三块钱，收藏品的价格甚至更高。相信吗？我花了七块钱才买到这个。”
“你要它干什么？”
“幸运符啊。雅布隆先生有枚银币就跟这个一样。或者至少看起来是一样的。我可不是钱币学家。钱币学家是硬币方面的专家。”
“我知道何谓钱币学家。”
“哦，我也今天才知道的，在我发现原来一块钱不只是一块钱时。雅布隆先生出城的时候如果把他的一块钱留给我的话，我就可以省下七块钱了，但是他留了其他可能比七块钱更有价值的东西给我。你瞧，他给我这个装满文件的信封，有些文件上有你的名字，还有你女儿以及刚才我提过的名字。比如说，迈克尔·利特瓦克，不过这些名字你都不认识，对不对？”
银币已经停止转动。“陀螺”总是在它摇晃的时候就一把抓住，而我让它倒下去。有人头的那一面朝上。
“我想，既然这些文件上有你的名字，还跟别的名字扯在一起，你应该会想拥有它们。”
他什么都没说，我也想不出其他的话好说了。我拈起那枚银币，把它再转了一次。这回我们两个都盯着它。它在皮面桌子上转了好一会儿。它闪着银光，摇摇晃晃，最后倒下，又是人头朝上。
普拉格拿起桌上的电话，按了对讲键。他说：“今天到此为止，莎莉。把机器打开，先回去吧。”顿了一下，他又说：“算了，那些可以等，明天我再签字吧。你现在可以下班了。就这样吧。”
一直到外面那间办公室的门开了又关了，我们都没说话。然后普拉格往后靠在椅背上，双手叠抱在胸前。他挺胖的，但没胖到手上。他的手形修长，手指也长。
他说：“我猜你是想接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雅布隆。”
“接手雅布隆的生意。”
“有点那个意思。”
“我可不是有钱人，斯卡德先生。”
“你也不穷啊。”
“是的，”他同意，“我是不穷。”他看着我身后，可能目光停在一幅海景上。他说：“我女儿斯泰西曾经度过一段艰难期，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意外。”
“死了一个小孩。”
“死了一个小孩。尽管听起来很无情，我还是要说这类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人们——儿童、成人，不管什么人——每天都有人死于意外。”
我想起了眼睛中弹的里韦拉，我不知道我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斯泰西的困境——她的过失，如果你要那么说的话——不在于意外事件，而在于事后她的责任。她没有停下来，即使她停下来，对那个孩子也一点帮助都没有，他当场就死了。”
“当时她知道吗？”
他闭了会儿眼睛。“我不知道，”他说，“那重要吗？”
“也许不。”
“那次意外，如果她停下来，我相信她会被判无罪。是那个小孩骑着三轮车冲出人行道跑到她面前的。”
“我想她那时嗑了药。”
“如果你要说大麻是药的话。”
“叫什么不重要，对不对？如果她没有变得迟钝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意外了。也或许她还有理智在撞到小孩时停下来，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她恍惚了，她撞到小孩，她没停下来，然后你费尽心力替她洗罪。”
“我这样做错了吗，斯卡德？”
“我怎么知道？”
“你有小孩吗？”我迟疑了一下才点头。
“那你会怎么做？”
我想起我的孩子。他们远没到可以开车的年龄。他们到了会吸大麻的年纪了吗？可能。如果遇到跟普拉格一样的情况，我会怎么做？
“我会做的是，”我说，“别让他们被关起来。”
“当然，每个父亲都会这样。”
“那一定花了你不少钱。”
“超过我所能负担的。但我不能不负担，你知道。”
我捡起银币看着它，铸造日期是一八七八年，比我老多了，却比我保养得好多了。
“我想那件事已成过去了，”他说，“那是个恶梦，但我把它彻底处理掉了。和我交易的那些人，他们了解斯泰西不是罪犯。她是个出身于好家庭的好女孩，她已经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日子。那是很常见的，你知道。他们明白，一个可怕的意外已夺去一个生命，没有理由再去毁掉第二个。这次经验——这样说很可怕，帮助了斯泰西。她长大了，成熟了，不再嗑药，而且她生命中有了更多目标。”
“她现在做什么？”
“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读心理学，她希望将来为心智障碍儿童工作。”
“她多大？二十一岁？”
“上个月满二十二岁了，出事那年她十九岁。”
“我想她在城里有间公寓吧？”
“是的。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她后来就变好了？”
“我的孩子都表现得不错，斯卡德。只有斯泰西有一两年不好罢了。”他的目光忽然变得锐利。“那么我必须为这一个错误付多久代价，这是我想知道的。”
“我想也是。”
“那么——”
“雅布隆的钩子刺得多深？”
“我不懂。”
“你付他什么？”
“我以为他是你的伙伴。”
“这倒不尽然。多少？”
他犹疑了一下，然后耸耸肩，“第一次我给他五千块钱，他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当然不可能。”
“我也知道，没过多久他又来了，他说需要更多钱。最后我们达成基本协议，每月一付。”
“多少？”
“两千块。”
“你负担得起。”
“没那么轻松。”他苦笑一下，“我希望能有办法把它抵销掉，你知道的，用某种方式把它列为生意支出。”
“找到方法了吗？”
“没有。你干嘛问这么多？想从中判断可以在我身上榨出多少吗？”
“不是的。”
“这整个谈话，”他忽然说，“有点不对劲。你不像个勒索人。”
“为什么？”
“我不知道。那种人像黄鼠狼，他们工于心计、狡猾，而你虽然工于心计，但方式不同。”
“人有很多种。”他站起来。“我不想没完没了地付下去，”他说，“我不想过得好像随时有把剑对着我。该死，这对我不公平。”
“我们可以想个办法解决。”
“我不希望我女儿被毁掉。我也不想被榨干。”我拈起银币放回口袋。我无法让自己相信他杀了“陀螺”，但也不完全排除。我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厌恶。我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怎么样？”
“我会再跟你联络。”
“那要花我多少钱？”
“不知道。”
“我会付你跟他一样多，我不想再多给。”
“你准备付多久呢？一辈子？”
“我不明白。”
“也许我能找出双方都满意的办法，”我说，“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
“如果你的意思是付一大笔钱一次解决，我怎么相信你？”
“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我说，“我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