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 ←
→ 下一章
连续七个星期五他都打电话来。我并不是每次都能接到。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话要说。我不在旅馆时他会留言，但我也只是随便看一眼就扔了。
然而，在四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他没有打电话来，我整晚在第九大道阿姆斯特朗酒吧里喝着波本威士忌和咖啡，看两个实习医生企图勾引两个护士，却徒劳而返。就星期五而言，客人散得是早了点。两点左右，特里娜下班回家，比利把门锁上。我们又喝了两杯，东聊西扯到两点四十五分我才回家。
没有留言。
这不代表什么。我们约定：他每个星期五打电话来，让我知道他还活着。如果我在，我们就随便聊两句，如果我不在，他就会留话：你的衣服洗好了。但他也有可能会忘了、喝醉了或别的任何原因。
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约十到十二个街区外一栋办公大楼的灯还亮着。从灯火迷蒙的程度可以判断空气污染的程度，那个晚上那栋楼的灯不仅闪烁得厉害，甚至好像笼罩在一层黄晕里。
我翻过身，闭上眼睛想着那通没来的电话，我下了结论：他不是忘了，也不是喝醉了。“陀螺”死了。
陀螺是他的绰号，因为他裤子口袋里总是放着一枚旧银币当幸运符。他常习惯性地把银币掏出来，用左手食指把它竖在桌角，右手中指把它弹出去让它像陀螺般旋转。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眼睛直盯着转动的银币，好像也在对着银币讲。
二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出庭为我的案子做证后，到阿姆斯特朗酒吧的老位子坐着。他来找我，穿得很光鲜：闪着光泽的珍珠灰西装，深灰色有字母组合图案的衬衫，配上与衬衫同色的丝质领带、珍珠领带扣，一寸半高的鞋跟使他看起来有五尺六七寸高，手臂上挂着像是开司米毛料的深蓝色外套。
“马修·斯卡德，”他说，“你还是老样子，多久了？”
“好几年了。”
“太久了。”他把外套放在空椅子上，叠放上一个轻巧的手提箱，再把窄边灰色帽子搁在手提箱上。他在我对面坐下，掏出银币转着玩。“真他妈的太久了，马修！”他对着银币说。
“你混得不错嘛，‘陀螺’。”
“运气还好。”
特里娜过来，我又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波本酒。“陀螺”转向她，瘦削的脸挤成一副可怜相。“唉，不知道——”他说，“我可不可以要一杯牛奶？”
她说可以，并取来一杯。“我不能再喝酒了，”他说，“该死的溃疡。”
“听说它通常与成功如影随形。”
“它通常与恶化如影相随才对。医生给我列了一张忌食单，所有我喜欢吃的东西都在上面。我把它藏了起来，我要到最好的饭店去，点一盘他妈的酸奶酪。”
他又拿起银币转起来。
我跟他是多年前在警局认识的。他有十来次因一些小事被逮起来，而他总能很巧妙地用钱或情报替自己脱身。他帮我顺利抓住一个收赃者，还有一次他提供我们一条凶杀案的重要线索。那段时间，他卖情报给我们，我们用十块二十块交换他偶然听来的消息。他个子小又不起眼，而且知道怎样站到最有利的位置。大部分的人都笨得很，谈话全不提防有他在场。他说：“马修，我可不是刚好路过进来的。”
“我感觉得出来。”
“是啊。”转着的银币开始摇摇晃晃了，他一把抓住它。他有一双很灵活的手。我们总觉得他也当扒手，但却没人能逮个正着。“我有麻烦了。”
“跟你的溃疡一样麻烦？”
“你可以拿你的屁眼来打赌，确实是这样。”“陀螺”说，“我有些东西希望你替我保管。”
“哦？”
他喝了一口牛奶，放下杯子，伸指弹了弹手提箱。“里面有个信封，是我要你保管的东西。把它放在一个没人能发现的地方，行吗？”
“信封里有什么？”
他不耐烦地轻摇了一下头，“你不必知道。”
“我得保管多久？”
“好了，事情就是这样。”“陀螺”说，“瞧，有很多事情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我可能一出门，下了人行道台阶就被汽车撞死。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我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不会知道。”
“有人找你麻烦吗？”
他把眼光转向我，很快又移开了。“大概是吧。”
“你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银币又摇晃了，“陀螺”一把抓住它。
“信封里是你的保险合约书？”
“有点那个意思。”
我喝了口咖啡，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你把信封交给律师，告诉他该怎么做，然后他会把信封锁进保险箱里。”
“我想过。”
“然后呢？”
“甭提了。我知道那些律师，只要你前脚出门，他后脚就打开他妈的信封。要是碰上正派的律师呢，不过看了我一眼，就要跑出去洗手。”
“不会吧。”
“也差不多啦。这么说吧，如果我被车撞了，那个律师还是得把信封交给你。我们算是省了中间人，对吧？”
“这个信封跟我有什么关系？”
“等你打开的时候就会知道，‘如果’你打开的话。”
“所有事情都是这么拐弯抹角的，不是吗？”
“所有的事情最后都是棘手的，马修。包括溃疡和它的恶化。”
“然后我就会看到你穿上你这辈子最好的衣服。”
“哈！他们可能他妈的卖中号的给我。”“陀螺”说，“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信封放在保险箱或者別的任何东西里、或是任何地方，随你的便。”
“假如我被车撞了呢？”
他想了一下，解决了这个问题。信封会放在我旅馆房间的地毯下。如果我突然死了，“陀螺”会来取回他的财产。他不需要钥匙，以前从来没见他用过。
我们接着拟出细节，每周通电话，我不在就留言。我又点了一杯喝的，而“陀螺”还剩下很多牛奶。
我问他为什么找上我。
“因为，你不会占我便宜，马修。你离开警局多久了？两年了吗？”
“差不多。”
“我知道，你是辞职的，详细情形我不太清楚，你是杀了个孩子还是什么的？”
“是啊，执行任务的时候，一颗子弹搞错了路线。”
“在华盛顿海茨惹了些麻烦？”
我看着咖啡想起了那件事。一个夏天夜晚，热到几乎可以看见蒸腾的热气。在华盛顿海茨的远景酒吧里，空调超负荷运转。我在那里喝酒，当时我下了班。两个孩子挑了那个晚上抢那个地方，他们离去时枪杀了酒保。我到街上追捕他们，杀了其中一个，打碎了另一个的大腿骨。
但是，一颗跳飞的子弹正中七岁女孩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眼睛，并穿过软组织进入大脑里。
“如果是我下班以后，”“陀螺”说，“我才不管这件事。”
“不，没关系。我并没有惹上麻烦，事实上，我还获得嘉奖。后来开了个听证会，说我没有过失。”
“然后你就辞职了。”
“我对那份工作失去了兴趣。也失去了其他东西：长岛的房子、妻子和儿子。”
“人生就是这样。”他说。
“我想也是。”
“那么，你现在做什么呢？私人侦探？”
我耸耸肩，“我没执照。有时候我帮人做事，他们付我一点酬劳。”
“好了，言归正传——”“陀螺”说，“你也会帮我忙吧。”
“如果你需要。”
他捡起转了一半的银币，看看它，然后放在蓝白格子的桌布上。
我说：“你不想被干掉吧，‘陀螺’。”
“他妈的，当然不想。”
“你脱不了身吗？”
“也许可以，也许不行。这部分我们就别讨论了，嗯？”
“随便你。”
“如果有人想干掉你，你能怎么办呢？什么都别想！”
“也许你是对的。”
“你会为我处理吧，马修？”
“我会看紧你的信封。我不知道如果必须打开它时我会怎么做，因为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如果有事情发生了，你自然会知道。”
“我可不保证会去做，不管那是什么。”
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好像想从我脸上读出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来。“你会做的。”他说。
“也许。”
“你会的，如果你不做，我也不会知道，管他的。听着，你现在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还没想到怎么做。”
“我是说，保管那信封，你要多少钱？”
我从来不知道价钱怎么定。想了一下，我说：“你这西装很不错。”
“哦，谢谢。”
“在哪儿弄来的？”
“克隆菲尔德，在百老汇区吧？”
“我知道那里。”
“你真的喜欢吗？”
“它看起来很适合你。花了你多少钱？”
“三百二十块。”
“那就是我想要的。”
“你要这件西装？”
“我要三百二十块。”
“噢，”他甩了一下头，抱怨地说，“你差点把我搞昏了，我不知道你他妈的要我这件西装干嘛。”
“我不认为它适合我。”
“我想也是。三百二十块？嗯，我想这数目要干点什么够用了。”他拿出一只厚厚的鳄鱼皮夹，数了六张五十和一张二十出来。“三百——二十——”他说着，递给我。“如果调查这件事的时间拖得太长了，你想加钱就告诉我。还不错吧？”
“行，如果我必须跟你联络的话——”
“啊——这——那——”
“得了吧。”
“你不用联络，就算我想给你地址也没得给。”
“好吧。”
他打开手提箱，拿给我一个九乘十二寸、两头用强力胶带封得很严实的牛皮纸信封。我接过来放在旁边的凳子上。他又转了一次银币，拿起它，放进口袋里，招手要特里娜过来结账。我让他请客。他付了账，外加两块钱小费。
“什么事那么有趣，马修？”
“我从来没见过你抢着付账，只见过你偷拿别人给的小费。”
“哦。很多事会变的。”
“我想也是。”
“我也不是常常偷拿别人给的小费，但肚子饿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站起来，迟疑了一下，伸出手来，我握了它。他转身要走时，我叫住他。
“干嘛？”
“你说那些律师会在你一出门就打开信封？”
“你可以用你的屁眼打赌他们会那么做。”
“你怎么不认为我也会？”
他看着我，就像我问了一个蠢问题。“你诚实。”他说。
“哦，天哪。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做的：我让你用线索交换放人。”
“是啊，但是你对我总算是公平，那就叫诚实。除非必要，你不会打开那个信封的。”
我知道他是对的，我只是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保重。”我说。
“你也是。”
“过马路时当心点。”
“啊？”
“当心那些车。”
他笑了一下，但我不认为他觉得好笑。那天稍晚，我拐进教堂待了一会儿。塞了三十二块到那个没什么钱的募捐箱里，坐在后面的板凳上，想着“陀螺”。他的钱太好赚了，我什么都不用做。
回到旅馆房间，我把地毯卷起来，把信封袋放到床铺中央的地毯下。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从来不会搬动家具。我把地毯铺回去，马上就忘了那个信封。只有每个星期五的电话或留言会让我确定“陀螺”活着，而信封也继续留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