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秋收来说，一切还没有结束，只剩下最后那条丝巾。
刚接完古飞打来的电话，他平静地坐在门后的地板上，喝着冰箱里拿出来的汽水，却丝毫感觉不到冰冷。傍晚来敲门的是房东，他已结清了房租，几天之内就会搬走。
忽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屏幕上是外地的固话，他随意地接起来：“喂。”
“阿秋？”
对方是个女人的声音，头一秒钟的迷惘之后，第二秒就让秋收的心揪了一下。
他沉默了。
“阿秋！是你吗？”
没错，就是她……他还记得她的声音，下意识地回答：“是我。”
“你听出我的声音来了？阿秋？”
“是。”他握着手机叹息了一声，“你终于找到我了。”
“是啊，找得你好苦，不知道问了多少人，也不知道打错了多少个电话，直到五分钟前，我还以为这个号码也是错的，没想到……真的是你。”
“对不起，我不会回去的。”
“阿秋，我没有让你回去，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过几天就要结婚了。”
这句话让他尴尬地停顿了一下，随后才说：“恭喜你！”
“好了，我只说这些，没有别的事。”
“你……没有恨我？”
“现在不恨了。”
“谢谢。”
电话那头却等了几秒钟：“你呢？现在怎么样？”
“我……我现在很好。”
“那就好啊。”她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对不起，打扰你了。”
“应该我说对不起。”
“阿秋，再见。”
电话挂断了。
秋收的身体僵硬了许久，才轻轻地放下手机，开始回忆刚才与他通话的那张脸。
他抓紧了拳头，又放开了拳头。本来，这拳头是要打到自己身上的。
是的，他想起了那张脸。
2005年初，东莞的那场大火之后，他带着阿春的骨灰去了一趟贵州，见到了她的父亲与母亲。那是个海拔两千米的山村，偏远到只能徒步数小时才能进入，全村人在山间梯田种些玉米。阿春不到五十岁的父母，常年在山间艰苦地劳动，已经老得像七十岁的人了。他们的眼睛差不多接近失明，误把秋收当作出门多年的亲生儿子，而他将计就计没有否认。秋收打工几年下来的积蓄，只有五千多元，几乎全都给了阿春的父母。他继续假扮成阿春的哥哥，陪伴他们度过了春节。
过完正月十五，秋收告别阿春的故乡，再度回到广州打工。
他没有再回那些工厂，而是去了天河区的一家花店，每天开着轻摩出去送花。花店老板叫冬姐，是个二十九岁的广州女人，长得颇有几分像松岛菜菜子。她大学刚毕业就嫁给了一个小混混，不到半年女儿出生，还没断奶那小混混就进了监狱。离婚以后的她，独自抚养女儿，为了生存才经营起花店。没想到这几年生意不错，她为自己买了房子和车子，把女儿送进最好的幼儿园，花店里也雇佣了五六个人，直到她遇到那个叫阿秋的二十三岁的男人。
阿秋习惯于沉默寡言，每天闷头开轻摩送花，没想到好几次他送花过去以后，别人订花的电话又会接踵而至，指名还要阿秋再把花送过去——原来是接收鲜花的女孩子们，发现了送花的男孩是个帅哥。甚至还有客户留给他电话号码，想要约他出去吃饭，可是每次都被他拒绝了。冬姐因而特别注意了他，有时也会单独与他聊天，常常一聊就是两三个钟头。晚上花店关门以后，当她一个人清点剩余的货时，秋收也会帮着她留下来干活。因为他的车骑得很稳，有几次她来不及开车去幼儿园接女儿，就让秋收代替自己骑轻摩去。
有天晚上，冬姐刚走出花店大门，就被一个骑摩托的飞贼，拉走了脖子上的白金项链。正好秋收骑轻摩送花回来，马不停蹄追了上去，他的车子骑得飞快，居然在三个路口之外，追上了那辆摩托车，一把将其揪下来，飞贼当即扔掉项链，从附近的小巷逃跑了。当秋收把白金项链拿回来，花店里只剩下冬姐一个人了，她露出感激羞怯的表情，让他把项链戴到她的脖子上。虽然，他万分不好意思，但在老板的命令之下，还是轻轻地把手绕到她的背后，在她洁白的后颈上系紧搭扣。他能感到冬姐呼出的气息，重重地扑打在自己的脸上。接着，冬姐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紧紧抱住他结实有力的后背……
花店的清晨，当他从一堆被压扁的百合花中醒来，鼻息里全是各种各样的香味，冬姐抚摸着他的胸口说：“秋收，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秋收明白，经历过一次离婚的她，身为单亲妈妈的她，绝非一个轻率的人，她所说的“在一起”，就是法律上承认的在一起。
他却说出了一个虽然真实，却很愚蠢的理由：“可是，我的身份证是假的。”
“没关系，只要你是真的。”
“可是，我也不是真的。”他离开冬姐的怀抱，迅速穿上衣服，“因为，我是一个死人。”
这才是他真正的理由。
秋收走出花店大门前，回头亲吻了这个大他六岁的女人，有几分留恋地看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却又断然地摇了摇头。
忽然，耳边响起一阵熟悉的旋律——
“苦海，泛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接近。或我应该，相信是缘分……”
原来是隔壁卖盗版碟的音像店，正在放这首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在广东打工好几年的秋收，已经会说结结巴巴的粤语了，这才听懂这段歌词的意思。
他没有流一滴眼泪。
秋收跨上轻摩，带上吉它，再也没回过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