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辰
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而杀人。我会因为卡特杀了某某人而杀掉卡特。为了家庭的恩怨杀人，比为了爱国或喜爱哪种经济体制投人理由更充分。我爱，我恨，都是我个人的事。
——《哈瓦纳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
“影响”这个字眼很奥妙，某个角度来说，它似乎是“抄袭”的轻薄短小版本，换个方向，它又可成为“致敬”的另一项特征。但不管怎么说，“影响”对一个作家而言，都是相当敏感的词语，难怪哈洛·卜伦(Harold Bloom)会提出所谓“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认为每个作者都是在挣扎于前人作家的痕迹之中得到成长的。
之所以会提及这件事情，主要是由于当我拿到这本《MODERN TIMES》的书稿时，同时正在看村上春树的《1Q84》，然后强烈地意识到，这两本作品实际上似乎分享了同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进而写出如此互通声息的小说来。
不过这样的说法恐怕会造成伊坂幸太郎的焦虑，特别是他被书评家吉田伸子画归为受到村上春树影响的一系列作家后，“春树children”（春樹チルドレン）这个称号就一直笼罩在他头上。尽管他在许多访问中都曾驳斥这种说法，甚至抬出岛田庄司的名号，认为自己受岛田影响要更大一点（虽然看得出这点的人恐怕很少），但我们或许仍然能从他与村上的共通之处，来探看伊坂小说的魅力所在。
伊坂与村上最明显的类同之处，大概就是他们都热爱某种会话式的文体，尽管只是在描述或叙事，但往往像独自一样，运用了大量鲜明且特殊的比喻（这也造成了两个人都很容易创造出“名言”这种东西）。另外，对音乐的独特爱好，也让他们的小说读起来很明显隐合着某种韵律感及节奏（这点透过翻译倒是比较不容易被察觉）。
当然，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创作手法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也让他们成为各有特色的作家。有趣的是，不管这两位作家是否有某种“影响”的关系存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尾声展开了作品风格的转向。
村上在《海边的卡夫卡》（二〇〇二）达到了他写作生涯中存在主义的高峰，之后的《黑夜之后》（二〇〇四）则像是一则呼应的补遗，但在《1Q84》中，他则是将触角伸进他过去不大碰触的“历史”这个概念，进而演化出他对日本现况的思考。相较于此，伊坂则是在《OH！FATHER》（-！）的单行本后记中宣称《GOLDEN SLUMBERS》是他作家生涯的第二期开端，换言之，这本出版于二〇〇七年的《GOLDEN SLUMBERS》与同时连载的《MODERN TIMES》，不只如伊坂所说的像是“兄弟”而已，更是为他确立新风格的两大作品。
那到底，伊坂的作品有着怎么样的转向？
某次我去拜访日本推理文学资料馆，遇到了馆长权田万治先生，和他聊起了他当时刚完成的松本清张论着，他在书中强调清张的作家之眼总是面对着这个社会的黑暗底层，并将之化为文字。但当他讲到松本清张开启的这个体系后来其实延伸到伊坂幸太郎时，我有点吃惊。
因为相较于清张的控诉性格，伊坂似乎显得温柔多了，他不大声嚷嚷自己的主张，也不会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强化人与社会象征的对立，两位看来大相迳庭的作家，权田先生为什么会把他们扯在一起？
但当我看到了《MODERN TIMES》的时候，我好像有点理解这样的观点了。
做为《魔王》的续篇，伊坂似乎更认真思考“国家”与“人”的关系，因此我门以为他在前作中所意图塑造的“犬养”这个角色代表了政府、权力，如今却发现在《MODERN TIMES》中，先前代表“恶”的人物只是个跑龙套的装饰性角色，在他之上，似乎还有一些什么在宰制着我们。
从这看来，我会想到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经提出的“科层组织”(bureaucracy，也有人译为“官僚体制”)的概念，他以此来解释当代社会，认为现代的政治制度其实是经历了不断的现代化过程，发展出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理论上是最符合理性精神算计的统治组织，专案分工，权威层级，法制化规定，让科层组织成为一个“非人”的代表，于是它不会为人的悲欢喜怒所囿，能公平、完整地主张每个人的权利。但随着个人的特性被逐步削弱，科层也就壮大成一个超乎所有人想像的巨大理性铁笼，反过来囿限着我们。
不过伊坂看到的却是，当科层组织想像自己代表国家本身，国家便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机生命体，而为了延续自我的存在，国家会尽一切所能抹杀影响自己发展的事物（即使那事物是自己的国民）。所以为什么书中会出现层出不穷的暴力，因为我们会意识到国家机器的存在之时，往往是权力施加于我们身上的时候。更惊人的是，这一切为了维护国家本身的各种暴力手段，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来自于整体之下的个体，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贡献过一点自己的力量，帮助国家巩固自身。
这样看来，伊坂的确有点像松本清张，特别是那种会问出正确的问题而得到很难令人接受的答案的过程。不过与清张不同的是，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指出“问题在哪里”就好的时代，因为我们深溺于结构中，只要结构存在，类似的问题就会不断出现，所以伊坂企图叩问的不是“为什么会这样”，而是更为本质的“为什么我们会让这个世界变成这样”？
张大春在《城邦暴力团》中，曾经提及所谓“理想的读者”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作者在创作时，一定预设了某个人能够完全理解作品中的象征、意图与暗示，也才能传递出一个完整的讯息。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的作中作《再见草莓田》便成了一种隐喻结构，读者读到了什么并不重要，而是如何从读到的东西出发、延伸、搜寻、并诠释，展开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与重新型塑。
这除了提醒我们阅读伊坂作品时必须小心理解他所带来的讯息，也告诉我们，“看到了”其实不代表什么，“去做些什么”才是真正带来改变的可能力量，就算我们不知道现在做的这些是否能够造成影响，但这个动力终究会让我们夺回对于自己处境的发言权。
从伊坂的后期作品来看，他开始展开对人的“能动性”的探索，这也暗示了为什么他会采取科幻设定来写《MODERN TIMES》，因为这只是一个未来的可能，我们“当下”的举动会决定这究竟只是虚构或是个预言。
相信你所相信的，思考你所该思考的，做你所应当做的。
还有别忘了——
把勇气带在身上。
作者介绍:曲辰，中兴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推理文学研究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