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时是那么渴望，”他平声静气地说，“我不想拒绝。”
“最好还是拒绝。我更希望咱们狠狠心，再也不一起睡觉。”
“要是干完那事之后您不得不整夜去哭，那当然不睡在一起为好，尽量睡去吧。”
他话中没有任何敌意，只含着几分冷漠。他这种冷静的态度使我感到困惑不安。他仰面而卧，两只眼睛一直睁着。湖水在远处发出低沉的吼声，其中夹杂着工厂的轰鸣声。刘易斯说的是对的？难道有罪的是我？对，毋庸置疑，我是有罪过的。没有苦苦去乞求他的抚爱，而是想入非非地燃起虚假的希望。刘易斯肯定也没有完全摆脱他自己，他态度多变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可是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在拒绝爱与不存在爱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少距离。他既然存心打定主意不再爱我，其结果也自然就是不再爱我了。过去已经完完全全地死亡了。死去了，却见不到尸体，就像迪埃戈那样突然无影无踪。正是这一原因才使人们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只要我能趴在哪个坟头上去哭，无疑能给我以慰藉。
“这次逗留一开始就很不顺利！”第二天早晨，刘易斯神色不安地对我说。
“不对！”我说道，“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让我慢慢适应，一切都会很好的。”
“但愿一切都会很顺利！”刘易斯说道，“我总觉得我们可以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您不哭的时候，我跟您是多么默契。”
他的目光在审询着我；他的这种乐观态度明显存有恶意；他是想以此来与我作情感交易。不过，他那种焦灼不安的心情是真挚的，让我经受痛苦，他实在过意不去。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度过一个美妙的夏天。”我说道。
这确实像一个美妙的夏天。每日上午，我们泛舟穿过长满胶状水草的池塘，登上烫脚的沙丘。右侧，寥无人迹的沙滩无限地伸展开去；左侧，沙滩消失在一座座冒着火舌的高炉脚下。我们一起游泳，一起晒太阳，看着挺着长腿的白鸟在啄沙子。每次回家时，都像印第安人似的抱捆枯树枝。我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在草坪上读书，身边伴着灰色的松鼠、蓝色的松鸦、飞蝶和前胸夹着一撮红羽毛的棕色巨鸟。远处，我听到了刘易斯那架打字机的咔嚓咔嚓声。夜晚，我们在砖炉里生起火，由我化开冰碗子里边那早已散架的冻鸡，或者由刘易斯用肉锯锯开像化石般坚硬的牛排，然后裹上一层玉米粉，包上潮湿的树叶，放在火中去烤。我们并肩而坐，一边听唱片，一边看电视荧屏上播放旧片子，或者拳击赛。我们像是多么幸福。我不禁常常感到这时刻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幸福。
多萝茜被这种假象所迷惑，她傍晚时常常踏着她那辆红色的自行车赶来，嗅着汉堡包的浓香，闻着蔓枝的烟味。“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您看见黄萤了吗？看见星星了吗？还有沙丘上的堆堆篝火？”她没完没了地向我描绘着这种决不可能成为她的，也决不可能真正成为我的生活。她对我一个劲地恭维，帮我出主意，向我表忠诚，弄得我飘飘然。她给我们布置房子、购买食物，此外还给我们提供许许多多细小的帮助。她每次来，总是身负神奇的使命，或带来一种食谱，或送上一块新潮香皂，或递上一本宣传最新式样洗衣机的小册子，或者一篇预告某一部即将引起轰动的新书的评论文章。如果听到有哪一种理想的冰箱可以冷藏一吨鲜乳，保鲜期长达六个月，她便可以一连几个星期连做梦也想着这种冰箱的种种优越性。她虽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却订阅了一本昂贵的建筑艺术杂志，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亿万富翁那神话般的住宅。我耐心地听着她那些毫无下文的计划、热情洋溢的呼喊和那种再也没有任何指望的女人发疯似的唠叨。刘易斯经常为此事生气，对我说：“我决不可能跟她生活到一块儿去！”是的，他不可能会娶多萝茜为妻，我也没有可能嫁给他，他已经不再爱我了。这个小院子，这座房子给人以幸福的希望，但这一幸福不属于我们俩中的任何一位。
自然又是多萝茜领我们去赶帕克的集市，那是一个星期天。她就喜欢结伴外出游玩。伯特开着车子来接我们俩，多萝茜的那辆旧车里载着弗吉尼亚、威利和伊夫琳。刘易斯不善谢绝，但明显缺乏热情。至于我，欢乐的下午过后，还要去弗吉尼亚家吃晚餐，这一计划使我感到惶恐。每当我长久地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总担心我这个幸福女人的角色难以扮演到底。
“我的上帝！这么多人！到处都是灰尘！”刘易斯一踏进游乐场的大门便嚷叫道。
“啊！别又开始发牢骚了。”多萝茜说。她朝我转过身子：“他一不高兴起来，就恨不得把太阳都灭掉！”
她脸上显现出带有几分疯狂的希望，向一个短箭射击场跑去，她从一处转悠到另一处，仿佛指望得到非凡的启示。我强装笑脸，尽可能好奇地观看着驯养的长尾猴、裸体的舞女、海豹汉子和树身女。我比较喜爱需要我集中全身注意力的游戏：我兴意盎然地去翻小木柱和罐头盒，指示微型公共汽车在传动带上行驶，指挥飞机在描绘的蓝天上翱翔。刘易斯狡黠地观察着我说：“您对事情竟然这般认真，不可思议！仿佛您在玩儿自己的脑袋似的！”
是否就应该透过他的微笑听出某些弦外之音？他是否以为我在爱情方面所持的同样是无聊的认真态度，倾注的也同样是虚假的热情？多萝茜有力地给予反击：“这总比摆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厌倦神态要强。”她不由分说地拉着我的胳膊。在一家照相台前经过时，她用那只粗糙的手摸了摸我裙子的丝面：“安娜！跟刘易斯照张相吧！您这件裙子这么漂亮，头巾也十分相配！”
“啊！对！我们多么希望能有你们的一张留影！”弗吉尼亚说。
我犹豫不决，刘易斯一拉我的胳膊，乐呵阿地说道：“咱们就去给您留个不朽的形象！既然您显得那么楚楚动人。”
“在别人的眼里是这样，可对他来说永远都不可能了。”我悲伤地暗自思忖。我挨着他在布景飞机中坐定，勉强扮出一个笑脸。他根本就不注意我穿什么裙子，对他来说，我再也没有身躯，只勉勉强强有张脸面。要是发生一次大祸，毁了我的面容，那该多好啊，我真恨不得这么去想！可是，他当初爱的是我的这副容貌，他如今不再爱的也同样是这副容貌。多萝茜的赞叹是个证明，刘易斯当初打破了我的一切平衡，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我在溶化，我就要瘫倒。我无论如何也要挺起来，挂着微笑，坚持到深夜。
“刘易斯，您该陪陪伊夫琳，”多萝茜说，“她被太阳晒得都没有劲儿了。她想到树阴下坐坐。等她歇过气来，您请她喝一杯，我们现在去看蜡像了。”
“啊！我不行！”刘易斯说。
“总要有个男的照顾照顾她吧。她不认识伯特，对威利又讨厌。”
“可我也受不了伊夫琳。”刘易斯说。
“行，我陪她。”多萝茜气愤地说。我示意去陪，她连忙说：“不，您就算了，安娜。你们去吧，去吧，等会儿跟我讲讲就行了。”
我们离去后，我问刘易斯：“您为什么不对多萝茜客气一点儿？”
“是她请伊夫琳来的，谁也没有请她求伊夫琳来。”
我想再说几句，可放弃了，只顾集中精力观看蜡人像。只见一群正在杀戮的杀手，身边躺着已遭杀身之祸的蒙难者；一位五岁的墨西哥小姑娘坐在产妇的床上，正在摇晃着一个新生儿；格林在一副担架上奄奄一息，一些身着德军军服的人被绞死，摇摇晃晃地吊在绞刑架上，铁丝网后，尸体堆成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堆尸台。我惊愕不已地看着。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已经推到历史的深处，就像格雷万博物馆中被狮子咬杀的基督徒一样久远。当我重又置身于外面时，我被太阳光照得一时头昏眼花，整个欧洲仿佛已远离而去，移到空间的尽端。我看着露着光臂的女人和身穿花衬衫的男人，他们有的在啃热狗，有的在舔冰激凌。没有一个人讲我的语言，连我自己讲什么话也忘了。我丧失了一切记忆，连同自己的形象。在刘易斯的住家，没有一面大镜子能够从脚照到我的眼睛，我只有用一面袖珍小镜，胡乱涂抹一番。我几乎记不清我自己到底是谁，不知道巴黎是否依然存在。
忽然，我听到多萝茜气呼呼地说道：
“您决定回去了，可您都不问问安娜的意见。听说7点钟这儿要放映旧影片，有人还跟我说有一个非凡的魔术师。”
她在苦苦哀求，可周围的一副副面孔仍然紧绷着。
“啊！我们回去！”威利说，“家里有马提尼酒等着我，再说，我们大家全都饿了。”
“男人都那么自私！”她嗫嚅道。
我上了她那辆旧车，坐在她和威利中间。她沮丧极了，一路上没吭一声，我也没有说一句话。下车时，她拉住我的胳膊，劈头问道：
“您为何就不留在这儿住下？您应该留下来。”
“我不能。”
“为什么，太遗憾了。”
“我不能。”
“那您至少会再来吧？春天再来，春天是这儿最美丽的季节。”
“我尽量来。”
她有什么权利跟我这样说话？走进屋里时，我气恼地问自己。她为什么有事无事都这么客气，可刘易斯却从未问我一次：“您会再来吗？”威利给我递过一杯马提尼酒，我连忙接了过来。我心里憋着一团火。桌上摆满了肉糜色拉、糕点，我绝望地看着这些东西，看来一时半会儿吃不完这顿饭！多萝茜转眼不见了；回来时，只见她满脸白粉，穿上了一件破旧的花长裙。伯特、弗吉尼亚、伊夫琳、刘易斯都回来了，一个个笑呵呵的。他们谈笑风生，我没有心思去听他们说些什么。刘易斯又变得开心起来。我看了他一眼，心中不由得自问：“等我跟他单独相处时会怎么样呢？”我就像当初等待着泰迪-玛利亚走一样巴不得早点离开，可今天我这种焦躁的心情纯属愚蠢。刘易斯跟别人距离甚远，可对我也不会更加亲近。伯特把一盘三明治往我膝盖上一放，朝我微微一笑，只听得他在问我：
“1944年8月24日您在巴黎吗？”
“整个大战期间，安娜都是在巴黎度过的。”刘易斯以一种自豪的口吻说道。
“多么非凡的一天啊！”伯特说，“我们以为见到的会是一座死城，可到处都是身着花裙的女人，露着美丽的褐色大腿，跟我们这儿想象的法国女郎迥然不同！”
“是呀，”我说道，“我们都很健康，你们那些记者见到了全都感到失望。”
“噢！那是几个蠢驴！”伯特说，“老弱病残不会到街上去，这不难明白嘛。当然被抓到集中营去的和已经死了的也不会上街了。”他那张胖乎乎的脸上显示出茫然的神色：“可那还是非凡的一天！”
“我刚到时，”威利遗憾地说，“那里的人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
“对，我们很快被人讨厌。”伯特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是野蛮人。”
“那是肯定的。”刘易斯说道。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纪律严一点……”
“您以为绞死的人还不够多吗？”刘易斯口气激烈地问道，“就知道把他们一个个往战争的虎口里填，可他们稍一违纪就把他们绞死！”
“绞死的人太多了，这我同意。”伯特说，“可问题正在于此：一开始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什么措施？”威利问。
“啊！要是他们一开始谈论起他们的战争来，那我们就别想有个完！”多萝茜说。
三个人的脸上闪现出兴奋的神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们对法国抱有不可怀疑的好感，可对自己的国家却没有一丁点儿好意。听着他们的谈话，我心里并不舒服。他们谈论的是他们的战争，我们只不过是一种荒唐可笑的借口而已。他们对我们具有负疚心理，就好像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弱女子或一个走投无路的野兽可能会产生的良心上的不安。他们用我们的历史制作了一个个蜡人神话。等他们好不容易静下来，伊夫琳声音懒洋洋地问我：
“现在巴黎怎么样？”
“处处都是美国人。”我答道。
“这好像并不让您高兴嘛？”刘易斯说，“多么无情无义的民族啊！我们让他们喝足了奶粉，灌够了可口可乐，到处都开着我们的坦克，可却不拜倒在我们的脚下！”他哈哈大笑起来：“希腊、中国、法国，我们援助啊，援助，太傻了。那都是些不讲实际的民族。”
“您觉得这可笑吗？”多萝茜咄咄逼人地问道，“多迷人的幽默！”她一耸肩膀：“等我们向全地球投放了原子弹，刘易斯还会开几个黑色的玩笑，让我们好好开开心的。”
刘易斯乐呵呵地看着我：“遇事笑总比哭好，这不是一个法国人说的吗？”
“现在的问题不是哭还是笑，而是要行动。”多萝茜说。
刘易斯遂换了一副面孔：“我投票赞成华莱士，我为他说话。您还要我再做什么？”
“您知道我对华莱士的看法。”多萝茜说，“那个人永远也建不成一个真正的左派政党，他只不过给那些需要以廉价买回良心安宁的人用作了托词。”
“我的上帝！多萝茜，”威利说道，“一个真正的左派政党，并不是刘易斯或我们中间的哪个人可以创立的……”
“但是，”我说，“与你们持同样看法的人为数众多，你们就没有办法组成一个团体？”
“首先，我们的人越来越少，”刘易斯说，“其次我们都是被孤立的。”
“特别是您觉得冷嘲热讽要比试图做点事适意得多。”多萝茜说。
刘易斯这种不动声色的冷嘲热讽也时常令我气恼。他头脑清醒，具有批评的目光，有时甚至愤世嫉俗，但是，他谴责美国的那种种缺陷与恶疾，在他身上一应俱全，而且紧密相联，就像病人与病魔，流浪汉与污垢一样密不可分。正因为这一原因，我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本人就是一个同谋犯。我突然想起他总责怪我没有把他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可他自己却决不在我的祖国扎根。这明明是一种狂妄自大。“我决不成为一个美国女人！”我在心底抗议。他们继续争论不休，我有趣地在一旁捉摸这个义愤填膺的科莱特-博多施到底是从哪儿闯入了我的心底。
伯特又开车把我们送回住处，刘易斯温情脉脉地把我搂在怀里：“这一天您过得愉快吗？”
他这副温柔的笑脸向我暗示了该怎么回答，可我心情到底如何，没有谁会感兴趣。
“十分愉快。”我答道，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多萝茜多么咄咄逼人！”
“她很不幸。”刘易斯说道，思虑片刻：“弗吉尼亚、威利、伊夫琳都不幸。您和我差不多还算自在，真是莫大的幸运。”
“我并不太自在。”
“您也有不自在的时刻，谁都一个样。可这并不常有。”
他说话如此自信，我无言作答。他接着说：“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奴隶。不是丈夫的奴隶，就是妻子的奴隶，或者儿女的奴隶。”这就是他们的不幸。
“去年，您跟我说过您希望结婚。”我说。
“有时候确实想过。”刘易斯笑了起来：“可一旦与妻子儿女关在家里，我便只会有一个念头：逃出家门。”
他话声欢快，给了我勇气。“刘易斯，您觉得我们这辈子还会相见吗？”
他脸上骤然乌云密布。“为什么不会？”他口气轻浮地反问道。
“因为我们相互住得十分遥远。”
“对，我们住得是远。”
他消失在盥洗室里。情况总是这样，每当我重新靠近他，他便回避。他大概担心我向他索取他无法给予我的温暖、谎言或承诺吧。我开始脱去衣服，我早就料到俩人单独在一起时的这场谈话肯定令人失望。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失望。幸好我的肉体与刘易斯的肉体十分协调一致，不难适应他那种冷漠的态度。我们睡在各自的双人床上，中间隔着一条冰冷的深渊，我甚至再也不明白“欲望”一词的意义所在。
我祈求自己的心灵也能一样宽容。刘易斯宣称若要爱，必须头脑发热。姑且假设我的头脑已经不再发热了吧？刘易斯在酣睡，我倾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第一次试图不再用自己的双眼，而用他人的，用多萝茜的眼睛将他透视一番。他确实是自私的。他打定主意要在我们俩的事情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快乐，尽可能少惹烦恼，对于我所反感的东西，他根本无所谓。他事先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让我来到芝加哥，这是因为与我见面会给他带来欢乐；一旦把我控制在手，他便毫不掩饰地向我宣布再也不爱我了，更有甚者，他还强求我给他笑脸。真的，他只顾他自己，说到底，他为何如此冷酷地谨防产生遗憾、激情和痛苦呢？这种谨慎的举动之中确实含着吝啬的成分。第二天清晨，我尽量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姿态。刘易斯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用水浇着草坪，我看着他，心里暗忖道：“这是众人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我为何固执已见，一直认为他独一无二呢？”耳边传来了邮车的声音。邮差拔下了插在邮箱上的小红旗，连同邮件一起丢进信箱内。我踏上沙砾小径。没有信件，可有一大堆报纸。我先读一会儿报纸，然后去书房挑选一部书，再去游泳，下午嘛听听唱片。我完全可以做许多愉快的事情，再也用不着折磨自己的大脑和心灵。
“安娜！”刘易斯呼喊道，“快来瞧，我逮住了一条彩虹。”他在浇着草坪，一条彩虹在喷洒的水中闪耀。“快来！”
我重听到了这种急迫而又默契的声音，看到了这副洋溢着欢乐的脸庞，一副与谁的面孔都不一样的脸庞。是刘易斯，确实是他。他已经停止爱我，可他仍然还是他。我为何突然想起他的坏处来？不，我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得到解脱。实际上，我是理解他的。我也同样憎恨不幸，不愿牺牲！我理解他既不愿为我而痛苦，也不愿失去我；我理解他过分地只顾解脱自己心中的痛苦而没有多少心思来关心我内心的痛痒。我回想起了他说话的那种口气，他曾经用抽搐的手紧抓住我的肩膀对我说：“我要立即娶您为妻。”那时，我就已经消除了一切积恨，永远永远。当人们真的不愿再相爱时，人们也就不再相爱了，但是，人们不会随心所欲地表现出不情愿。
我还在继续爱着刘易斯，可这不那么风平浪静。只要听到他说话的一种声调，我就会一时冲动，整个儿重新拥有他；可一分钟之后，我便又失去了他。当他在周末的一天独自去芝加哥过时，我反而感到了轻松。二十四个小时的寂寞，倒是一种喘息。我陪他到了公共汽车站，然后沿着两旁尽是花园和别墅的公路慢慢地走回住处。我带着书坐在草坪上。天气十分炎热，树叶纹丝不动，远处，湖上没有一丝动静。我从小包里拿出罗贝尔最近的一封来信。他向我详细叙述了马达加斯加事件的始末；亨利撰写了一篇文章，将发表在下一期的《警觉》杂志上，可这还远远不够；要想给舆论施加影响，必须拥有一份月报或发行量很大的周刊；他们打算组织一次集会，可缺少时间。他本来可以把我召回巴黎去的。可这又有何用？若我在他身边，罗贝尔不会给我写信，而是亲口给我讲述情况，但不可能因此而使他的工作有所进展。我对他毫无用处，他不会召我回去的，我也没有理由离开这儿。我环顾四周，碧空如洗，草坪就像经过精心修理一般，松鼠和小鸟如同驯养的动物。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这里。我随手抓起一部书：《新英格兰文学》。若在一年前，这准会激起我的兴趣，可如今，刘易斯的国家及其历史已经不再与我有任何关系。堆放在草坪上的书籍全都默不作声。我伸了伸腰，干什么呢？我绝对无事可做。我一时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这一刻显得多么漫长，突然间，我感到惊恐不安，全身瘫痪，耳聋目盲，然而却有着清醒的意识。我常常哀叹没有比这更为不幸的命运了，然而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终于站起身来，回到屋子。我冲了个澡，洗了个头，可我这个人向来不善花很多时间管管自己的身子。我打开了冰箱：一大瓶西红柿汁，一瓶满满的桔子汁，还有随时可供食用的色拉、冷肉、牛奶，只需我伸手去取；食品格里放满了罐头、速溶粉、快餐米饭，只要用沸水浸泡就可食用。我只花了一刻钟时间就匆匆吃完了晚餐。世上肯定有消磨时间的艺术，可这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干什么呢？我听了几张唱片，又扭开了电视机的旋钮，我从一个台跳到另一个台，混合着看电影、喜剧、历险片、新闻、侦探片、神奇故事等，以此取乐，可突然，世间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我怎么旋转旋钮，屏幕还是一片白点。我想到睡觉，可我平生第一次出现了恐怖感，害怕四处游荡的歹徒、小偷和疯人院跑出来的疯子，害怕睡过了，又害怕睡不着。此时，湖水在咆哮，野兽踩得枯树枝沙沙作响；屋子里，静得让人窒息，我把所有的门一一关死，回到自己卧室抱出一床毯子和一个枕头，亮着灯，和衣睡在长沙发上。我渐渐入睡了：这时，一些汉子从紧闭的窗户跳进屋来，把我击昏了。一觉儿醒来，只听到一只小鸟在啁啾，另一只鸟儿正在用利嘴击打着树身，为树诊病。我宁愿被噩梦缠绕而不愿处在现实之中，于是又阖上眼睛，可眼皮下已经大亮。我起了床。房子是多么空空荡荡！前途是多么虚无缥缈！以前，每当我看到横搭在扶手椅上的白色浴衣或遗忘在办公桌下的旧拖鞋，心里往往激动不已；可如今我再也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都属于刘易斯，对，刘易斯始终存在！但是那位爱我的男子消失了，没有留下一丝踪迹。这是刘易斯，这又不是他。我在他的房子里，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
我走出门外，登上沙砾小径。信箱上面插着的小旗不见了，邮差已经来过。我拿起邮件，其中有一封是我的信！默利娅姆和菲利普正在墨西哥旅游，回国时准备在芝加哥停一停，十分希望与我见一面。自1946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们，可南希在5月份来过巴黎，我把自己在美国的地址给了她。默利娅姆给我写信，这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我惊愕不已地看着来信。它使我回忆起刘易斯对我说还不存在的那段时光。他人不在，这怎么会变得一生空虚呢？这是一片毁灭性的空虚，它吞噬了一切。花园死气沉沉的，我的记忆也死亡了。无法对默利娅姆、对菲利普、对任何东西提起兴趣，哪怕只有一秒钟的兴趣。举足轻重的只有这位我正在等待的男子，可我却连他到底是何人也不知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在小园子里转了又转，又回到屋子里来回踱步，不断地呼唤着：“刘易斯！回来吧！帮帮我！”我喝了威士忌，吃了粒苯基丙胺，可无济于事。仍然是这片难以忍受的空虚。我在玻璃台边坐下，守候着。
“刘易斯！”约摸两点钟光景，我听到了他在沙砾小路上的脚步声，我飞奔迎去。他提着大包小包：有书、有唱片、中国茶、一瓶西昂蒂酒，仿佛这都是些礼物，这一天就是节日似的。我从他手中接过那瓶酒。
“西昂蒂酒，多妙的主意啊！您玩得开心吗？您扑克牌打赢了吗？您想吃点儿什么：牛排？鸡肉？”
“我吃过午饭了。”刘易斯说。他放下手中的大包小包，脱下鞋子，换上拖鞋。
“您不在，我整夜都担惊受怕的。我梦见一些四处游荡的歹徒把我杀了。”
他走到玻璃窗台旁，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我坐在长沙发上。“您马上都讲给我听听。”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欢迎他归来，就像所有失宠的女人一样，顾不上什么体面，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过分的狂热，一个劲地问这问那。他讲给我听，可有口无心。是的，他玩了扑克牌，可没有赢也没有输。泰迪现关在监狱，还是因为老问题。不，他没有见到玛莎，不过与伯特见了面，俩人没有谈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要求他详细讲讲时，他马上显出一副气恼的样子。最后，他拿起一份报纸，我也翻开了一部书，装着阅读起来。我没有吃午饭，是东西无法咽下肚去。
“我到底在等待什么呢？”我在心底自问。我已经放弃了寻回过去的任何希望，我还指望什么呢？指望得到一种可以取代失去的爱情的友情？可是爱情要是可以让什么东西取代的话，那它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这就像死一样，无可挽回了。我重又思量，“要是我怀里还剩下一具尸首也好啊！”我多么想走到刘易斯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头，问他：“这样的一种爱怎么会化为乌有的呢？您好好解释一下。”可是他也许会对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值得解释的。”
“您不愿意去沙滩转一圈儿？”我提出。
“不，我一点儿也不想去。”他答道，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
两点刚过，我还有整个下午的时间需要打发，接着还有晚上、夜里，还有新的一天，一天又一天。怎么打发这些日子？要是附近有个电影院就好了，或者地处名副其实的乡野，有森林、有牧场，那我可以不断地行走，一直走到精疲力竭！可是这儿，笔直的马路，两旁尽是园子，俨然一个监狱的院子。我斟满了一杯酒。太阳闪耀，可阳光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烦恼驱逐到远处，它们仍然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书中的字母就像贴在了我的眼皮上，弄得我眼睛发花，不可能读下去了。我尽可能想想巴黎、罗贝尔，思考过去、未来，可怎么也不行。我脖子上套着枷锁，四肢被紧紧地缚住，整个儿囚禁在这一时刻之中。我自身的重量压得我近乎窒息，喘出的气息毒化了空气。我想要挣脱的是我自己。问题的关键是这一点永远无法做到。“要我放弃床笫之欢，打扮得像个老太婆，白发苍苍，这些我都愿意，可却永远无法挣脱自己，这是多么痛苦的折磨啊！”我伸手去拿瓶酒，可又放下了。我早就练出来了，酒精只会烧坏我的胃，不可能使我头昏，也不会给我温暖。会发生什么事呢？无论如何得出点儿什么事。这种静止的不断折磨不能永远存在下去。刘易斯还在读报，我突然心头一亮：“这再也不是同一个人了！”爱我的那个男人消失了，刘易斯也随之而去了！我怎么会弄错了呢！刘易斯！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您有一只漂亮的小脑袋，圆滚滚的……您知道我有多爱您吗？”他送给我一朵花儿，问道：“法国人吃花儿吗？”他如今变成什么了？是谁罚我与一个伪君子像死人似的单独相处？忽然，我听到了一个可恨的记忆发出的回声：一声呵欠。
“啊！别打呵欠了！”我说道，眼泪刷刷直流。
“噢！别哭了！”他说道。
我整个儿扑向沙发，直挺挺地摔了下去。一只只桔黄色的圆盘在我眼前旋转，我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您一哭起来，我就恨不得走开，永远不再回来。”刘易斯气呼呼地说。
我听见他离开了屋子，我让他绝望了，我彻底地失去了他。我本该控制住自己的。我挣扎了一阵，接着彻底沉没了。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刘易斯在底楼行走，他刚刚给花浇了水，回到了屋里。我还在哭。
“您还没个完？”
我没有回答，我已经精疲力竭，但还始终在哭。女人眼里竟然能容下这么多泪水，真不可思议。刘易斯走到他写字台前坐了下来，打字机响起了咔嚓咔嚓声。“哪怕是一只狗，他也不该眼睁睁让它受苦啊。”我心里在想。“我是因为他才哭，可他一点表示也没有。”我咬紧牙关。我早就该发誓永远不恨他，不恨这个毫无保留地向我敞开了心扉的男人。“可这再也不是他了！”我在心里反复说道。我的牙齿咬得咯吱响。要制住一场精神危机，谈何容易。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从头到脚像撕裂一般痛得厉害，我睁开了眼睛，把目光落在了墙上。
“您要我干什么？”我嚷叫着，“我被关在这里，和您关在一起，我就是要躺到路沟里去也去不了呀。”
“我的上帝！”他说道，声音中稍许有了点友好的表示，“您何苦啊！”
“都是您，您都不愿想办法帮我一把。”我说道。
“一个女人哭起来，对她还能有什么法子呢？”
“要是换了任何一个女人，您都会帮她忙的。”
“我讨厌见到您那副丧失理智的样子。”
“您以为我是故意装的？跟一个人家心里仍旧爱着他，可他却不再爱着人家的人一起生活，您以为容易吗？”
他仍然坐在他那扶手椅上，没有再试图走开，不过，我知道他不会从嘴里掏出那个我们需要用以平息这场争吵的字眼，还得由我来设想如何了结。我语无伦次地说道：“我是为了您才来这儿的，我只有您！当我成了您的累赘，我该怎么办呀？”
“没有必要哭，不就是因为您想好好谈一谈，我恰好没有那个心思嘛。”他说道，“难道都非得随您的心愿不成？”
“啊！您太不公平了！”我说。我揩了揩眼睛：“是您请我来这儿度夏的，您跟我说过我来这儿您感到高兴，那您就不该摆出这种仇敌似的样子。”
“我没有什么敌意。您一哭起来，我就想走开，仅此而已。”
“我并不是动不动就哭的人。”我说道，手里拧着手绢：“您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我就像是个仇敌似的，您总是提防着我，我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