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多说。我能以谁的名义进行抗议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们回到家里，各自装作埋头工作，度过了这个夜晚。我从美利坚带回了有关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材料、笔记和书籍，可没有去碰一下。
罗贝尔乘上午10时的汽车走了。我在园子里窥望着邮递员，可没有刘易斯的来信。他事先曾告诉我他一周内会给我写信，再说从芝加哥来信不会这么快就抵达。他肯定没有忘记我，但是，他是那样无比遥远。寻找他这方面的救助，纯属枉然。救助我什么？我走进工作间，在唱机上放了一张唱片。我遇到某种难以容忍的东西：我对罗贝尔产生了疑虑。“若在过去，他会仗义执言的。”我暗自思忖。过去，他总是直言不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共产党都绝不顺从。他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让他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可突然，他选择了沉默，为什么呢？别人把他视为理想主义者，他为此受到了伤害。他莫非在尽力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去适应目前严酷的事实？但是，要适应现实，这太容易了。我也在适应，对此我并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对，或一味地顺从，这到头来总是落得个不忠。若我接受离开这个世界，便背叛了我的爱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我便忘却了死去的人们，便是对他们的背叛。说到底，倘若只事关死者与我自己，并不会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问题就严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实，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罗贝尔说不定会这么回答我。我们也准会说什么不打破鸡蛋炒不成蛋。但是关键是，到时谁去吃这些炒鸡蛋？打破的鸡蛋会发烂变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经被侵害了。”这确实是事实，确有其事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事实纠缠在一起，我为此会感到惊恐，自问自己到底如何辨别真伪。四亿中国人和一千五百万苦役犯相加起来是多少，我不知道。说不定两者应该相减。不管怎么说，是加是减都是错。一个人加一个人，并不就等于两个人，他们永远都是单个的人。对，我不该采用算术。要澄清这片混乱，必须求助于辩证法。这里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国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毁灭，一切都会厌倦，一切都会超越。集中营将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将被超越。这一因为集中营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暂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营，未来已经把它们取缔。再说，历史会自我关照，也会关照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们为何不安宁呢？早在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向罗贝尔提出过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二十余载了。他当时还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认为他已经完全说服了我。他们假设人类是一个不朽之人，总有一天会因为她作出的种种牺牲而得到报答，我也必将从中得到自己的那份报答。可是我无法获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牺牲了的人们决不会走出坟墓去参加最后的盛宴。惟一能给他们慰藉的，是上帝的选民们不久就要在冥府与他们相会。在幸福与灾难之间，也许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
我关了电唱机，卧在长沙发上，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么公正、多么宽厚啊！刘易斯、罗贝尔、纳迪娜全都变得像幽灵一般轻盈，再也不重压着我的心：我也许能够承担那一千五百万或四亿幽灵的分量。过了片刻，我还是去找了本侦探小说，不得不消磨时间。但是时间也将消磨了我的生命，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谐。罗贝尔晚上回家时，我仿佛觉得是用望远镜从十分遥远的地方看见了他：那是一个脱离肉体的形象，周围一片虚无，就像早已不在人世，但却仿佛出现在德朗茜铁窗口的迪埃戈。罗贝尔讲着，我听着，可一切都已经与我毫不相干。
“我要求等等再说，你不责备我吗？”罗贝尔问。
“我？一点儿也不。”
“到底怎么了？要是你认为那些集中营与我无关，那你就错了。”
“恰恰相反。”我说，“我今天才意识到一遇到什么事情就忧虑不安，这真不该。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它们都在变化，都会有个头，说到底谁都会死的：一了百了。”
“啊，这只不过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方法。”罗贝尔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除非问题本身就是逃避事实的一种方法。显而易见，”我补充道，“当人们认定生命才是真实的，那死亡的念头便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反言之……”
罗贝尔摇摇头：“两者有差别。人们是用活着来证明他所选择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们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实的，那他就应该自杀。实际上，自杀也决不拥有这种意义。”
“人们继续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为糊涂和怯懦。”我说，“这样活着最容易不过了。但是这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首先，自杀很难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罗贝尔说，“再者，继续活着，决不仅仅是继续呼吸。谁也不可能永远无动于衷。你有你之爱，你也有你所恨，你愤慨，你赞美，这就要求你承认生命的价值。”他轻轻一笑，“我是安宁的。我们就集中营，就其他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争论。面对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实，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你便逃避到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之中去，但是这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没有作答。显然，我明天又会讨论许多东西，但是，这就证明了他们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显得无关紧要了吗？倘若如此，我也许会又重新开始自己欺骗自己。
第二个周六，纳迪娜和朗贝尔来到了圣马丁。他们俩似乎不再那么和睦，吃晚饭时，纳迪娜没有开口说话。朗贝尔两天后就要去德国调查苏联管辖区内的集中营的事情。罗贝尔和他一致避免谈及问题的实质，但却热烈地商谈着调查的具体方法。
喝咖啡时，纳迪娜发作开了：
“这件事情纯属荒诞！那些集中营当然存在。这可耻，但也必不可少：社会就是如此嘛，谁也无能为力！”
“你总是轻易表态！”朗贝尔责备地瞪了她一眼，“摆脱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总不表态！”纳迪娜挑衅地说，“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对苏联有坏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去游、去逛、去显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多好。”
他一耸肩膀，当时没有答腔，可夜里他们俩准在小屋里吵过了。第二天，纳迪娜带着一本书在起居室里呆了一天，可书却一页也没有读。找她说话也是白搭：她对我爱搭不理。晚上，朗贝尔在花园里叫她，她动也没有动一下，朗贝尔便进了屋：
“纳迪娜，该走了。”
“我不走了。”她说，“我只要明天上午10时到《警觉》杂志社就行了。”
“可我告诉过你我今晚得回巴黎去，我要去见一些人。”
“那就去见呗。这你又用不着我。”
“纳迪娜，别发蠢了！”他不耐烦地说，“我只跟他们在一起呆一个小时。我们说定一起去中国餐馆的。”
“我改变主意了，你也有过吧。”纳迪娜说，“我呆在这儿。”
“这是我行前我们最后一个夜晚了。”朗贝尔说。
“这是你自找的！”她说。
“那好，明天见。”他粗声粗气地说。
“明天我忙着呢。等你回来见。”
“噢！要是你愿意，就永远别见。”他气呼呼地嚷叫道。
他关门而去。纳迪娜看了我一眼，也开始嚷叫了起来：“千万别骂我错了，什么也别对我说，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些啥，那跟我无关。”
“我还没有张嘴呢。”
“让他去游逛吧，我才不在乎！”她说道，“但是在决定之前，他也该听听我的意见呀，我恨别人撒谎。这次调查没那么急，他还不如当面对我说：我想一个人呆着。因为问题的实质就在于，他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为他那亲爱的爸爸哭泣。”
“这很正常。”我说。
“正常？他父亲是个老混账。首先，他本来就不该与他重归于好；如今又像个小孩似地为他哭泣。他哭时真流着泪，我看见了！”她以得意的口吻说道。
“那又怎么了？这并不羞耻。”
“我认识的男子中没有一个会这样落泪。最糟糕的是他悲中加悲，硬说他家老头儿是被别人故意害死的。”
“这也不是不可能。”我说。
她脸霍地发红：
“不可能害朗贝尔父亲！真荒唐！”她说。
吃罢晚饭，她到野外游逛去了，直到第二天早饭时才又照面。她一副责备而又贪婪的神态，把刘易斯的第一封信递给了我。
“有一封美利坚的来信。”她又添了一句：“从芝加哥来的。”她边说边用两只眼睛紧紧地打量着我。
“谢谢。”
“你不拆开？”
“没什么急事。”
我把信放在身边，喝茶时尽量不让自己的手颤抖。我就像刘易斯第一次把我紧紧地搂在他怀里时，难以支撑这具散架的躯体。罗贝尔前来救助，他给纳迪娜提出许多有关《警觉》杂志的问题，直到我找到了借口，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的手指是多么的笨拙，拆信时，把里边的那页黄颜色的信纸也撕破了。刘易斯就要神奇地从这页信纸中出现，令人消魂。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写得欢快、客气但空洞，我一时惊愕地凝望着信末的签名，它就像一块墓石般残酷无情，即使读上百遍，把它读烂了，我也无法从中挤出一句新的话语，挤出一个微笑、一个亲吻，我尽可以重新等待，但是，等到最后，得到的仍然是一页空纸。刘易斯呆在芝加哥，他在继续生活，没有我他也仍然在继续生活。我走到窗台旁，凝望着夏日的天空、幸福的树木，终于明白了我的痛苦只不过刚刚开始。仍旧那般沉寂，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这种沉寂将永远持续下去。一旦我们的躯体不再接触，我们的目光不再汇合，我们俩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我们的过去已经忘却，我们的未来已经消失，周围的人们讲的已经不是共同的语言，连钟声也在讥笑我们：这儿是阳光闪耀的清晨，那芝加哥的房间里是沉寂的黑夜，我们再也不能相约，哪怕相见在苍天。不，他和我之间不存在任何通道：除了我喉间的这阵阵呜咽。可连这呜咽声我也在尽力抑制。
幸亏波尔来电话，让我这天去看她。也许在分担她的忧伤的同时，我最终能忘却自己的悲伤？我坐在公共汽车里，身边挨着纳迪娜，她正在用心不良地算计着什么。我暗暗地自问：最终会习惯吗？我会适应吧？我在巴黎的街头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男人，他们都和刘易斯一样长着两只胳膊、两条大腿，可绝没有他那样的脸庞。天底下的男人那么多，可却没有一个与他那么相似；天底下的道路一条条，可却没有一条通向他的怀抱；爱情的话语何其丰富，可却没有一句向我倾吐，这真不可思议。温馨与幸福的希望随处都从我身边轻轻掠过，但那春日的温柔却从未潜入我的躯体。我慢慢地沿着河畔走去。我回家不久，波尔曾作了巨大努力来到我家中，快乐地收下了我从美利坚带回来的礼物，可是她在听我的所见所闻，回答我的提问时却仍旧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回来后尚未去过她家，可我惊诧地发现这大街小巷就像波尔一样，仍旧是那么熟悉。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没有变化！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仍旧是以前的那些招牌：“专营撒克逊珍奇鸟类”，拴在窗台栏杆上的那只小猴子也仍旧在剥花生吃。一个流浪汉坐在石阶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身边的一捆破衣烂裳。当我推开大门时，门仍旧撞在一只垃圾桶上，连地毯上的每一个窟窿也原封不动。耳边响起一阵久久不断的电话铃声，波尔裹着一件有些褶皱的丝质晨衣。
“你真好！让你麻烦，抱歉了。可要我一个人到那个狮子笼里去，我绝没有这份胆量。”
“你肯定我是受邀请了吗？”
“正是因为你，贝洛姆太太已经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她求我带你去，她已经请到了亨利，她还想迪布勒伊……”
她登上通向她房间的楼梯，我跟着她上楼。
“你想象不出圣马丁的那座房子有多漂亮，”我说道，“该去看看。”
她叹息道：“太远了！”她打开了衣橱的插销：“我该穿什么衣服？我已经那么久没有出过门了。”
“穿你那件黑裙。”
“太旧了。”
“绿裙。”
“我拿不准穿绿色到底合不合适，”她取下了挂着那件黑裙子的衣架。“我不愿像一副被蛀虫蛀空了的模样。吕茜准会开心透了。”
“你从不出门，可为何要去她家？”
“她恨我。”波尔说，“从前，我比她年轻、漂亮，夺了她好几个情人，要是我拒绝她的每次邀请，她会以为我已经不成样子，会高兴得不得了。”
她走到镜子前，手指顺着那浓眉的曲线摸去：“我该拔掉，该赶赶时髦，她们准会笑我这副怪样子！”
“别怕她们！”我说，“你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噢！今非昔比了。”她说，“不，今非昔比了！”
她一副敌视的神态照着镜子。突然，我多少年来第一次也用局外人的眼睛细细打量她。她一副倦态，颧颊呈现出淡淡的紫色斑点，下巴变厚了，嘴边两只深深凹下去的酒窝反倒使她那副容貌显得一副男子相。昔日，波尔乳白色的肌肤、含情脉脉的目光和乌黑闪亮的秀发给她的美貌平添了一分温柔；如今一旦失去了这一平凡的魅力，她的容貌便显得非常奇特。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产物，那曲线的模糊和肤色的游离实在难以原谅。时光并没有悄悄地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印记，却在这张尊贵而又古怪的面容上打下了粗暴的烙印。这副容貌虽还值得赞美，但它的位置应该在博物馆，而不是在沙龙。
波尔穿上她那件黑裙，把眉毛描得长长的。
“我把眼睛画长了吧，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对她的缺陷看得清清楚楚，可却无法提供救助的方法。我怀疑世界上是不是存在这种补救方法。
“但愿还有一双合适的长统袜！”她动作躁狂地在抽屉里乱翻。“你觉得这两只袜子颜色一样吗？”
“不，这只比那只要淡一些。”
“那这只呢？”
“这只从上到下有一条硬印。”
整整用了十分钟，我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只配对的袜子。
“你肯定两只是一样的？”波尔不安地问。我用手张着轻盈的袜子网眼，站在窗边对着阳光仔细比较：
“我看不出任何差别。”
“你明白，她们可什么都会挑剔的。”
她把高跟鞋的鞋带绷到了腿上，接着又问我：“我戴上项链吗？”
这是一条用铜、骨和琥珀制成的项链，沉甸甸的，虽然富有异国情调，但都很不值钱，准会叫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们发出鄙夷的窃笑。
“不，不要戴。”
我犹豫不决。说到底，波尔戴着耳环，穿着不同年龄的女人都可以穿的裙子，蹬着高跟鞋，加上她那副面容，与她那些情敌是如此不同，如果再突出她的奇特之处，也许更好。“等等，对，还是戴上为好。啊！我不知道。”我不耐烦地说，“反正她们又不会吃了你。”
“噢！她们会把我吃了的。”她说道，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们向公共汽车站走去。在街上，波尔失去了她的全部尊严，一副逃犯似的样子，总是贴着墙根走。“我讨厌化妆后在这个居民区走。”她抱歉地说，“要是在早上我出门闲逛，那不一样；可现在这个时候，加上这身打扮，岂不让人见怪。”
我尽量让她分心：
“亨利怎么样？”
她迟疑了一下：“他是那么复杂。”
我呆呆地重复道：“复杂？”
“对、真荒唐。过了整整十年，我这才开始认识他。”出现了一阵沉默。她继续说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他做了件怪事：一次突然把一段小说摔给我看，上面的男主人公责备一位女子，说她毒害了他的生命，他竟还问我‘你有何想法？’”
“他想让你回答什么呢？”我尽可能拿出打趣的口吻问道。
“我问他写这段小说时是否想到了我，他尴尬得满脸发红。可我完全感觉得出他当时是多么希望我这么认为。”
“噢！我不相信！”我说。
“亨利是个典型的病例。”她若有所思地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他经常见贝洛姆的女儿，正是为此我非要去吕茜家，让她们别以为我会在乎这种一时的心血来潮……”
“对，我见过她的一幅照片……”
“是她和亨利在‘波罗米西群岛’餐厅的那张！”她一耸肩膀：“真惨。他并不感到自豪，你知道，甚至很怪：他要求我们俩再也不在一起睡觉，仿佛他感到自己再也不配我。”她慢慢地作出结论道。
我真想对她说一句：“就别欺骗你自己了！”可我有什么权利？从某种角度讲，我赞赏她这种固执的劲儿。
上吕茜-贝洛姆家的楼梯时，她一把抓过我的手腕说：“跟我说实话，我是不是一副吃败仗的模样？”
“你？你像是个公主。”
当仆人为我们打开了门，我感觉到波尔的恐慌也侵袭了我。耳边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空气中弥漫着香水味和恶意，她们也将兴高采烈地把我撕成碎片。一想到这里，可真让人不快。波尔已经恢复了镇定，她带着公主似的尊严步入沙龙，可突然间我再也不那么肯定那两只袜子是否是同一颜色。
古老的家具，看似波斯的地毯，呈铜绿色的油画，羊皮纸封面的书籍，晶质玻璃器皿，鹅绒绸缎：从中可以感觉到吕茜在她那资产阶级的向往、知识分子的抱负和她个人的情趣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她的情趣公认风雅，但实为庸俗。
“你们来这里我是多么高兴！”她穿着打扮尽善尽美，连温泽公爵夫人也自愧不如。可是第二眼便只能看到那只嘴巴的平庸和那目光中躁动不安的恶意：世上还没有善于修饰目光的美容师。他一边微笑，一边严格地对我进行鉴定，接着朝波尔转过身子：
“我的小波尔！我们已经十二年没见面了！相互都不敢认了。”她拉着波尔的手，放肆地仔细察看，然后又拉着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里的女人们比克洛蒂沙龙里的要年轻、漂亮得多，但不管发生怎样的精神悲剧，她们那修饰有方的面孔也不会有任何表情，其中大都是渴望成为新星的时装模特儿，已经崭露头角的则一心梦想跃为明星。她们全都身着黑色裙服，满头金黄色的头发，高高的鞋跟，长长的眉毛，虽然品格各不相同，但纯属同一作坊制造而成。倘若我是个男人，很难喜欢上其中的哪一位，准会另找门路。确实，那些吻我手的俊男们似乎相互间更感兴趣。其中也有少数几位不乏男性风度的成年男子，可他们好像都是用钱雇来装扮门面的配角。吕茜的正式情夫就在他们中间，人们都管他叫“杜杜尔”，他正和一位身材颀长、满头棕发、呈现出铜绿色的女郎谈得火热。
“听说您刚从纽约回来？”他对我说，“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对吧！那就像是一个宠儿的巨大的梦。那往他们嘴里填的大蛋卷冰激凌，我看就是整个美利坚的象征。”
“我在那儿一点也不感到高兴。”那位发色一点也不自然的女子说道，“一切都太干净，太完美了，最终真恨不得遇上一个衬衣邋遢、胡子两天不刮的男人。”
我没有答腔，任他们呼口号似地向我介绍我刚刚从那儿归来的那个国度：什么“幸运儿”、“女人的天堂”，什么“可恨的情人”，还有什么“翻腾、狂热的生活”。杜杜尔谈到摩天大楼时甚至厚颜无耻地用了phallus①这个词。我边听边暗自思忖，确实谁也没有权利指责知识分子过分敏感，正是这类家伙——上流人士及被其同化之流——用两只被恶劣的老生常谈蒙住了的眼睛和一颗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心去审视人生。罗贝尔、亨利无所用心地任自己爱自己所爱。厌自己所厌，如果哪位国王赤着身子走过，他们也无心去欣赏他那件新衣的刺绣，他们完全知道他们这样做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模式，那些赶时髦的人们准会假装作出高贵的反应，竞相效仿。他们之傲世使他们显得极其天真朴实。但杜杜尔、吕茜及簇拥在她周围的那些女人决不会显出一分真诚。我为她们感到惊愕与怜悯。她们一无所有，除了空洞的野心、灼热的嫉妒、抽象的胜利与失败。然而天底下有多少东西可以实实在在地去爱、去恨！我蓦然想到：“罗贝尔言之有理：决不存在什么所谓。”哪怕在这个根本用不着动情的地方，我竟也马上感到愤怒或厌恶。我坚信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东西值得去爱、值得去恨，我也清楚地知道任何东西都无法根绝我心中的这一信念。对，正是由于倦怠、懒惰和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我才愚蠢地自以为无所谓。
①拉丁文，意为男性生殖器，音译为“法乐士”。
“你从来没见过我女儿吧？”吕茜朝波尔微微一笑，问道。
“没有。”
“你马上就可以见到她，她十分美丽，与你从前的美属于同一个类型。”吕茜又露出一个笑脸，继而很快抹去：“你们俩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暗暗打定主意，干脆以粗俗还粗俗：“对，人家都说您女儿和您一点儿不像。”
吕茜怀着明显的敌意审视着我，在这审视的目光中似乎还带着某种不安的好奇心，仿佛她在心底自问：“除了我这种做女人并从中获益的方式之外，难道还有别的方式吗？我是否疏忽了什么东西？”她的目光移向波尔：“你最近应该抽一天时间来阿玛丽莉公司看看我，我帮你修饰修饰。女人若打扮好了，会变个模样的。”
“要是让波尔变个模样，那太可惜了。”我说，“时髦女郎比比皆是，可波尔却只有一个。”
吕茜显得有些尴尬：“不管怎样，等到你哪天不再鄙视时髦，你在我的沙龙里就会受到热情接待。我认识一个美学家，他创造了不少奇迹。”她鞋跟一转，边补充了一句。
“你应该问问她为什么她就不让自己手下的人给她修饰修饰。”我对波尔说。
“我从来就不善回击她们。”波尔说，“她颧颊显出紫斑，鼻孔绷得紧紧的，这是她红颜渐淡的表现。”
“你想走吗？”
“不，这样我就自认失败了。”
克洛蒂快速地朝我们奔来，她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就像发情的娼妇：“刚刚进门的那位红棕发小姑娘就是贝洛姆的女儿。”她说道。
波尔扭过头，我也把头扭了过去。若赛特并不小，她属于最为罕见的那种红棕发女郎：浅棕色的头发下，却配着金发女郎那凝脂般光滑白皙的肌肤；一只嘴巴富有肉感而又多愁善感，两只巨大的眼睛给她平添了一种仿佛惊叹于自身美貌的惊愕神态。不难理解男人会动情去挑逗这样一副娇容。我朝波尔投去不安的一瞥，她手里端着一杯香槟酒，全身一动不动，目光直勾勾的，仿佛已经听到了某些议论，某些恶意的议论。
我心里陡然升腾起一股怒气：她到底在赎什么罪？周围的所有这些女人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可为什么偏偏要把她活活烧死？我几乎承认是她自己铸成了自己的不幸，她没有尽力去理解亨利，总是耽于幻想，选择了怠情的方法，甘于受人支配。可是说到底，她从来没有害过别人，她不该受到这般野蛮的惩罚。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的过错赎罪；只是执法者从不去敲某些人的大门，而对另一些人却强行破门而入，这太不公道了。波尔属于不幸之人，我不能忍心看着泪水在她不觉之中从她眼中悄然流出。我猛地把她唤醒：“我们走。”我边说边挽起她的胳膊。
“好。”
匆匆告辞后，我们便来到街头，波尔神情阴郁地看了我一眼。
“你事先为什么不告诉我？”她说。
“事先告诉你？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已经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我并不这么想。”
“你没有这么想，那才怪呢？”
“你是想说你生活太闭塞了？”
她耸耸肩膀。“我还没有作出决定。我知道有点儿蠢，可一旦我明白了，我也就明白了。”
下公共汽车时，她勉强笑了笑：“谢谢你陪我走了一趟。谢谢你真正帮了我的忙。我永远不会忘记。”
纳迪娜在巴黎整整呆了一周。当她重又在圣马丁露面时，我询问她有关朗贝尔的消息：他已经给她写了信，下周返回。“到时要起火星子了。”她兴高采烈地说道，“我又见到了若利，我们又睡到了一起。当我把这事讲给朗贝尔听时，你能想象得出他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纳迪娜，别跟他说！”
她神色尴尬地看了看我！
“你千百次地向我唠叨，说正经人从不撒谎。那就有活直说！”
“不。我跟你说过应该尽量建立起连说谎言都不敢想象的真诚关系。可你和朗贝尔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一步，根本就没有。再说，”我补充道，“你这样决不是出于真诚才把你自己生活中的真实事情告诉他，你是故意编造了这个故事，通过讲给他听而达到伤害他的目的。”
纳迪娜犹豫不决地冷笑道：
“噢！你呀！一旦你开始当起老巫婆来就不好办了！”
“我说错了？”
“我明摆着想治治他，他罪有应得。”
“你也承认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这一次没有让步，你就不能显得宽容一点？”
“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是因为他觉得当小孩子很有意思，那是在演喜剧。可实际上，亨利、报纸、他父亲、调查等等，什么都比我重要……”
“你是瞎了眼睛。朗贝尔最珍惜的是你。”
“瞧你说的。他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种话。”
“你可从来没有尝试鼓励他这样说。”
“我显然不会乞求他作爱情宣言。”
我有些好奇地看了看她：
“你们也总有倾吐内心感情的时候吧？”
“反正我们谈的不是什么事情。”她反唇相讥，“你认为我们谈了些什么？”
“谈谈，这有助于相互理解。”
“可我什么都很理解。”
“那你就该理解朗贝尔绝对受不了你欺骗他，你准会让他十分痛苦，把你们俩的事搅得不可收拾。”
“你劝我撒谎，这倒挺有趣的。”她冷笑道。可看她的样子，像是得到了安慰。“行，我什么也不告诉他。”
两天后，朗贝尔回来了，他很少谈起他这次德国之行，并打算9月份再度出发，去搜集更为准确的情况。纳迪娜似乎与他已重归于好。他们紧挨着久久地坐在花园里，晒着太阳浴，或一起漫步、一起阅读、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制定计划。朗贝尔耽于纳迪娜的抚爱，心甘情愿地听任她为所欲为；但他时而也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独立，于是便跨上摩托车，以明显令他自己也感到恐惧的速度在公路上飞驰。纳迪娜向来痛恨别人独处清静，可这一次，除了忌恨之外还交织着几分羡慕。不过由于朗贝尔死不让步，我也明确反对，她最终还是打消了开摩托车的念头。然而，她还是设法把摩托车拥为己有：她把挡泥板漆得鲜红鲜红的，还在车把上系上了不少吉祥物。尽管经过如此悉心的打扮，摩托车在她眼里仍然是男人各种乐趣的象征，而她既不是这种种乐趣的源泉，又不能分享这种种乐趣。为此，她往往以摩托车为借口，与朗贝尔吵闹一番，不过，这都是些不伤感情的小吵小闹。
一天夜晚，我正在自己房间准备睡觉，他们俩到花园里坐了下来。
“总之，”朗贝尔说，“你认为我没有能力独立领导一份报纸？”
“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说如果伏朗热把你当作稻草人，你就实际上什么也领导不了。”
“他对我相当信任，毫无私心地向我推荐了这一职位，可你认为这不可信！”
“你真幼稚！伏朗热还没有胆量亮出他的名字，他指望幕后指挥你。”
“噢！你呀总自以为十分能干，因为你总在扮演厚颜无耻者的角色。不过恶意也会让人瞎了眼睛的。伏朗热，那可是个人物。”
“那是个混蛋。”她平声静气地说。
“确实，他是做了错事。可较之于会犯错误的人，我更喜欢已经犯过错误的人。”朗贝尔气恼地说。
“你是想指亨利？我从来不把他当作英雄，可那是个清清白白的人。”
“他过去是的，但如今正被政治和他自己的公众形象所吞噬。”
“我倒认为他是胜利者。”纳迪娜以不偏不倚的口吻说道，“他不久前写的那部剧本，是他写得最成功的一部。”
“啊，不！”朗贝尔说，“我觉得那部剧本很可恨。那是一种有害的行径。人死了就死了，让你们安息吧，没有必要激起法国人之间的仇恨……”
“恰恰相反！”纳迪娜说，“人们特别需要让他们的脑袋再清醒清醒。”
“一味纠缠于过去，这无济于事。”朗贝尔说。
“我不容许忘记过去。”纳迪娜说，接着声音生硬地又补充了一句：“宽恕、宽恕，我对此可真不理解。”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变得这么残酷？”朗贝尔问道。
“要是我是个男人的话，我会跟你一样。”纳迪娜说。
“我就是不愿干罢了，要无端地谴责别人，那岂不容易。”他说。
“算了！”她说，“这方面永远都谈不拢。我们去睡觉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朗贝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道：
“我相信伏朗热定会办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