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做了皇帝的第四年，发生了一件很小很小的案子。
在福建，有个驿丞很凶，因为他是朝中三朝元老杨溥的同乡。此外还有个按察佥事廖谟，也同样很凶，因为他是朝中三朝元老杨士奇的同乡。于是两个凶人碰到了一块，一个比一个凶，但是按察佥事廖谟官比驿丞大，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吩咐手下把驿丞按倒，“砰砰砰”一顿狂揍，再放开，凶驿丞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出人命了，官司上报，请朝中大臣们解决此事。
老臣子杨溥发现被打死的人是自己的同乡，顿时气愤于心，强烈要求将凶手廖谟绳之以法，判处死刑。而老臣子杨士奇，发现打死人的廖谟是自己的同乡，就坚持要求判处廖谟因公杀人，批评教育一下就算了。两个白胡子老头都要为自己的乡人出头，彼此不服，就在朝堂上嗷嗷嗷地吵了起来。
俩老头吵不明白，就找群臣说理，可群臣谁敢惹他们两个？当即连连摇头，说：“两位老领导的话，都是对的，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看群臣也决断不了，俩老头就吵闹着来找太后说理。可是太后不过是个妇道人家，哪里弄得懂这些怪事？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就询问帝师王振。
王振笑道：“杨溥和杨士奇，这两位老干部啊都是存了私心，想袒护他们的同乡。如果按杨溥的来判，判决廖谟死刑，这肯定是重了。可以如果按杨士奇的来判，说廖谟只是因公杀人，这又未免太轻了。那么这个案子到底应该如何判法呢？很简单，太祖朱元璋皇帝，早就颁发了一部《大明律》，现在请大家拿起《大明律》，跟我一起认真学习太祖皇帝的教导。太祖朱元璋皇帝教导我们，如果遇到下级官员太凶，惹火了上级官员，把下级官员活活打死的案件，不可以判上级官员死罪——人命虽然关天，领导面子更重要。但也不能就算是因公杀人，理应将杀人的上级官员撤职查办，严肃批评。”
学习了朱元璋的讲话精神，撂下书本，大家顿时一个个心明眼亮，再看太监王振，不由得肃然起敬。不愧是帝师啊，《大明律》背得滚瓜烂熟。
此事过后不久，又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出现了。
这一次，同样也是歹徒杀死人命，但这个歹徒，来头不小，等闲人物是惹不起的。这凶手便是三朝元老杨士奇的宝贝儿子杨稷。却说那杨稷打小生在官宦之家，父亲又是连续三届皇帝倚重的老臣子，所以这杨稷就想，我爹这老头这么有本事，凭什么我就不能杀几个男人，抢几个女人，啊，凭什么我不能啊？
史书上记载，那杨稷恃仗着父亲的权势，横行乡里，枉杀无辜，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此事被御史查到，立即写奏章上报，可是刑部的官员也不敢惹杨士奇。虽然暂时把杨稷捉来了，却好茶好饭，美酒大肉，每天供养着，不敢真的把他名正刑律。见此情形，御史们愤懑于心，继续上表弹劾杨士奇。
在杨士奇的内心里却是复杂已极，难以言说。他一生耿正，决不愿意循私枉法的，但杨稷是他的亲生儿子啊。再坏的孩子，在父母心里也是天使，尽管杨稷恶贯满盈，可杨士奇却是愈发地疼爱他。可眼下的情形是，如果直说让刑部放了自己的儿子，莫要说自己的一世清名，毁予一旦，而且更容易引发政敌的攻击，闹到最后说不定是个什么结果。可要是让自己说出来杀儿子的话，这岂是为人父母者能够做得出来的？
为难之际，杨士奇夜翻《论语》，翻到了一句孔子的话，“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曲中矣”。意思是说，法律这东西算个槌子？做父亲的，就是要包庇儿子，做儿子的，同样也要包庇父亲。你看这么个搞法不对头，可只有这样，社会的亲情关系才能够维系，人类社会也才能够变得和谐起来……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于是杨士奇丢了《论语》，立即写了封辞职书信。
不管了，老子把我儿子给你们留在大牢里，爱放爱杀，都随你们吧，老子不管了。杨士奇在心里说。
杨士奇离休，杨荣病死，杨溥又是满脑壳私心，此后的朝政大权，终于顺理成章地转移到了王振的手中。
将国家政权转入到太监的手中，是由成祖朱棣精心设计，经由仁宗朱高炽的推动，再经宣宗朱瞻基的配合运作，整整花了三代人才完成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削弱士大夫对朝政的影响——相比于太监们，士大夫的私心更重。
别看士大夫一个个道貌岸然，冠冕堂皇，可说到底，他们打的每一个主意，都是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相反，太监连卵蛋都割掉了，最大的私心不过是多弄点银子，肯定比士大夫更可靠——在这个问题上，大明帝国的历任皇帝们是有明确的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