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证人在案发初始的首次陈述总是更接近于事实，更能反映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发生，因为那时候，关于案情的理论尚未形成，办案者的询问多为“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少有框架，少有启发，少有“请你再仔细回忆回忆……”等到了法庭上，他们的故事已历经修饰雕琢，去掉了参差，去掉了棱角，去掉了任何与理论的不符之处。
文中引用了一个例子，讲冯·普罗家的司机查尔斯·罗伯兹曾在法庭上谈到，他多次开车带桑妮到各个不同的医生处开药，又到各药店购药。后理查德·库尔作为公诉方的反驳证人出庭时，便掏出自己的笔录引经据典，指出查尔斯现时和当时的不同说法。
可见，当证人证词于公诉方不利时，“库尔笔录”便成了为他们抵挡攻击之“盾”，反之，则被充作了刺向对方之“矛”……
因此，我们认为有理由相信，“库尔笔录”作为本案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能使被告方陈述的案情更加完整，更加合理，更与事实相吻合，亦可能有助于双方探索本案真相之努力……
如此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意思：被告方要求法庭“以传票强行索取”（也叫subpoena）库尔笔录。
同年，桑妮母亲艾特肯老夫人逝世。在她临终前修改的遗嘱中，老太太剥夺了小孙女科西玛·冯·普罗的全部继承权，因为这位16岁的姑娘“坚持站在父亲一边”。科西玛的3000万美元由安妮·萝琳公主和亚历山大王子平分，将他们各自的遗产继承总额增加到了4500万美元。
又经过了整整一年，1984年4月27日，星期五，州最高法院终于下文否决了“冯·普罗案”的一审判决，并责成下级法院对案子进行复审。很快，“德肖维奇团队”收到了他们盼望已久、为之奋斗已久的“库尔笔录”。
亚伦·德肖维奇教授对“库尔笔录组”的指示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找出证人们首次提及胰岛素的时间。
一周后的团队会议上，众成员听取该组汇报。
理查德·库尔关于本案的第一次访谈是与冯·奥斯勃格姐弟，时间为1981年1月5日，即桑妮“永久性昏迷”两周后。在谈到黑皮匣子时，姐弟俩称“女佣在他（即克洛斯·冯·普罗——笔者注）的旅行包中看到了一些药瓶”，其中有“安定和几瓶处方药”，没有提到胰岛素和注射器。
三天后，1981年1月8日，理查德·库尔找到玛丽雅·辛拉翰姆，女佣对她两次发现的黑皮匣子内容物描述十分详细。
第一次，1980年2月，玛丽雅说：“有安定和一些处方药……包括粉末，液体和药片……所有的标签上都印着‘佐托马药店’，还是当时的地址，在曼笛森和75道路口，现在搬到了曼笛森路和77道、78道之间。处方医师：罗森伯格。患者姓名中有一个是克洛斯·冯·普罗……其他的不认识。”也没有提到胰岛素和注射器。这段话与玛丽雅的法庭证词相符。
关于11月底，玛丽雅对黑皮匣子的第二次发现，亚伦·德肖维奇教授后来在他的《逆转》一书中抄录“库尔笔录”原文如下：
1980年11月（感恩节）——星期日，纽约第5大道公寓。在克洛斯的匣子里看见同样的物品，叫来亚历山大。但是没有标签——全都已经被撕掉！！
还是没有提到胰岛素和注射器。对照玛丽雅自己在第一次庭审时的证词：
史蒂文·伐密利提：那上面有标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