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库尔，194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即入美军赴欧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于1948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职业生涯中的将近一半时间任职于纽约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先后做过11年助理检察长和4年检察长。不久前退出政坛，旋即被邀加盟华肖·勃思坦律师楼。
冯·奥斯勃格姐弟向库尔博士细细讲述了家中13个月来环绕母亲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从桑妮1979年圣诞的第一次昏迷，到玛丽雅两次发现黑皮匣子，到桑妮12月初的阿斯匹林中毒，再到这次圣诞的“永久性昏迷”。两个人讲得更多的，是家人们的种种推测、怀疑和担心。姐弟俩告诉律师，有人故意陷桑妮于昏迷，并且以目前的情形看，此人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罪责，还将获取一大笔财产。而在他们这方，如若对此事深加追究，最终的结果也许会是，非但不能证明他们的怀疑，反倒被卷入一场丑闻。公主和王子问：“有没有可能避免警方的介入？有没有办法不惊动公众，却又能查明母亲的昏迷到底是‘自然’还是‘非自然’的？”
理查德·库尔说：“咱们试试。”
库尔博兵分三路，一面找玛丽雅等人调查取证，一面安排人盯梢克洛斯·冯·普罗，又派了私人侦探埃德温·朗勃特和亚历山大一起，回克拉伦敦庄园寻找黑皮匣子。
据亚历山大说，母亲住院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过，结果发现克洛斯的衣橱上了锁。在亚历山大的记忆中，他还从没见过家中的衣橱上锁。
1月23日下午4时，亚历山大和埃德温从纽约出发，先驱车前往亚历山大在普维顿斯的住处，他们计划在那里作短暂停留，雇一名锁匠，因为纽波特地方太小，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不走露风声。
锁匠是从《电话黄页》上查来的，名叫马歇尔·萨尔兹曼，听说要去30英里外的纽波特砸门开锁，不免心生疑窦，又架不住300美元的诱惑，就说：“去可以，但我不要坐你们的车。”
于是，亚历山大坐进马歇尔的卡车在前面领道儿，埃德温开着亚历山大的“飞亚特”在后面尾随，一行三人风尘仆仆，到达克拉伦敦庄园已是晚上8点30分。
马歇尔又说：“最好还是先找找看有没有钥匙。”埃德温在克洛斯书房的抽屉里找着一串，交给马歇尔刚试到第二把，衣橱门就打开了。
这里，据埃德温和亚历山大的证词，两个人谢过锁匠，锁匠接过三张百元美钞，欣欣然而去。
可马歇尔·萨尔兹曼却说，他们并没有马上打发他走人。
不管怎么样，那一趟，亚历山大和埃德温果然就在克洛斯的衣橱里找到了黑皮匣子，而且里面果然就有玛丽雅看到的那些“处方药”和“柜台药”（根据美国的药品管理法，药品按照其来源划分为两类：处方药，prescripti，即必须由持照医师开方的药物；柜台药，overtheter，简称OTC，即民众可以自行到药店购买的药物）。唯一不同的是，三支注射针头已经有一支拆开，且看似已经使用过，另两支仍原封未动。并且，匣子也没有了那瓶胰岛素。
第二天，亚历山大带着一大包据称是在黑皮匣子中找到的药品拜见桑妮的私人医生理查德·司铎克。司铎克大夫一边查看一边推测说，将药片研成粉末，是为了易于与食物混合，制成糊状，则“可以和黄油一起涂抹在吐司或三明治上”。司铎克大夫转而将药品送到位于长岛的“生物科学实验室”，2月9日，结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