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挺直挺圆乎的。”亚特·霍兰中尉承认。
被告方传唤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他说就在两天前的星期日下午，他应被告方律师们之邀，于2点30分左右到达赛德街1810号。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是想请他拍摄车库墙角里的一支脏兮兮的拨火棍。
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交叉提问：“你是否确知，如果把一件东西放进车库里，多长时间便会积满灰尘？”
“不知道。”约翰·罗森萨尔回答。
当然，摄影师约翰·罗森萨尔不会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被告方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专家。助理检察长的问题其实是针对整个被告方的。
“你是否确知，多久会结上蜘蛛网？”弗蕾达·勃莱克继续问。
“不知道。”
“你是否确知，车库里的小虫子多久会死？”
“不知道。”
约翰·罗森萨尔是被告方的最后一个证人。
戴维·鲁道夫曾在他的开场发言中向陪审团许诺说，被告方将传唤若干彼得逊夫妇的朋友熟人，以证明这对夫妻相亲相爱，情深意笃；将传唤一些医学专家，以证明卡瑟琳经常头痛头晕；将传唤一些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以证明迈克·彼得逊曾经是一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所有这些证人都没有出庭。
和他的开场发言一样，戴维·鲁道夫代表被告方的总结性发言也是从一段录音开始——检察长简蒙·哈丁开场发言中谈到凶器——拨火棍的那段话。
“这，便是我方关于本案十个疑点中的第一个，”戴维·鲁道夫揿下录音机上的“停止”键，开始说，“那支下落不明的作案工具并没有下落不明，而且，也并没有被作为作案工具。”
“第二，被告缺乏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哪个男人会无缘无故地谋杀他的妻子。”戴维指责公诉方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定罪名，再找证据。“一上来，他们准备指控迈克·彼得逊为谋财而杀妻，此计行不通了，便又冒出来一个‘同性恋’事件……那可能成为杀人的动机吗？那最多只会让你们觉得：‘哦，天哪！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电脑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色情照片。真恶心！’
“疑点之三，卡瑟琳和迈克·彼得逊婚姻幸福，从来没有过虐待和暴力的历史。一般来说，一个男人虐待妻子不会从谋杀开始……
“疑点之四，迈克·彼得逊在案发之后所表现出的震惊和悲痛是相当真实的，当时的在场者无一不如此认为……
“疑点之五，卡瑟琳·彼得逊的头部创伤与谋杀不符……没有颅骨骨裂，加上没有红肿淤血，再加上没有脑组织内伤，等于没有人为的打击。
“疑点之六，如果将一个人毒打致死，凶手不会让受害者爬来爬去，弄得到处是血，再让他在那儿躺个三四十分钟，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人会那样做。
“疑点之七，现场被严重污染、甚至变动，所以很难判断警方从现场采集到的证据有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
“疑点之八，公诉方证人使用的许多方法毫无科学性可言。”戴维·鲁道夫花了很长的篇幅抨击杜安·笛维尔关于血液喷溅图案的计算结果，然后说：“无须我多言，你们自己就能看出来，他搞的那一套是不是太邪乎，太过于牵强附会。
“疑点之九，在丽诗·拉特利的案子上……拉瑞·巴恩斯博士当时的结论是，拉特利夫人因跌下楼梯而死。……巴恩斯博士只是一名验尸官，拉特利夫人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整个事件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他有必要隐瞒吗？不只是他，1985年那么多的现场调查者谁都没有看出任何可疑之处……那么现在，公诉方到底又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迈克·彼得逊和拉特利夫人之死有关？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一切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戴维·鲁道夫认为，公诉方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案子强扯到一起是十分荒谬的，“仅仅因为两具尸体都在楼梯底下，那又怎么样？那他就成了楼梯杀手？系列楼梯杀手？
“你们中的大多数年长者可能还记得肯尼迪总统被刺案，还记得那一长串林肯与肯尼迪相似性的比较。林肯于1846年当选总统，肯尼迪于1946年当选众议员……”
“我抗议，法官大人，”简蒙·哈丁检察长举手打断戴维的发言，“此事与本案无关。”
法官奥兰多·胡德森要戴维·鲁道夫跳过这一段，讲他的下一点。
“疑点之十，办案人员因为有了预定的框框……从12月9日开始，他们不是在查找和验证‘所有’的证据，他们只是在查找和验证他们需要的证据。而一旦某证据不能证明他们理论，他们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
这位被告律师最后说：“我们恳请你们，在考虑了与本案相关的‘所有’证据之后，送回一个能够充分体现事实与公正的裁决——一个‘无罪’的裁决。”
公诉方由助理检察长弗蕾达·勃莱克首先致词：
“恩爱夫妻们说这样的话：‘我，迈克，接受你，卡瑟琳，为我的合法妻子。同甘共苦，白头偕老。我将爱你、抚慰你、尊重你、保护你。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在我的全部生命里，我将摈弃一切，只奉你为我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