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对于楼梯间里的血迹图案，被告方也有不同的解释。“你们看见过落水狗是如何抖落身上的水珠的吗？水珠溅得上下左右到处都是。喷射而出的血也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产生你们在现场照片上看到的那种血痕图案。比如，卡瑟琳摔破了头以后，又挣扎着站起来，步履不稳，晃晃悠悠，将血喷洒得遍墙遍地。而且，血还可以通过手或衣服蹭到墙上，比如当卡瑟琳用手扶着墙，或身子靠着墙的时候……还可以是咳嗽时呛出来的血，或打喷嚏时喷出来的血。所有这些情形都有可能形成你们在楼梯间的照片上看见的血迹。”
发言结束时，戴维·鲁道夫在那块大型显示屏上打出一张迈克·彼得逊和卡瑟琳微笑着的亲密合影。
在开庭的头两周里，公诉方连续传唤了最早到达现场的急救人员，传唤了北方电讯公司的财会人员和州调查局的财务专家，以及十几名警方办案人员。
被告方利用交叉取证的机会，反复追究警察们在现场的“违章操作”，诸如未能及时阻止浑身鲜血的迈克·彼得逊与儿子拥抱，允许无关者进入现场，甚至任由迈克扑倒在亡妻的身上痛哭，等等。“当一个现场遭到如此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后，从这个现场提取的证据还可能具有法医学的意义吗？”
丹·乔治便是被戴维·鲁道夫攻击最多的办案人员之一，以至于简蒙·哈丁检察长不得不对他进行重新取证：“你是否曾到过一个现场，一个嫌疑人还没有离开的现场，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被变动或污染，就好像凝滞了似的。”
“不曾。”
警方对迈克·彼得逊专栏文章的态度是被告方纠缠不休的另一个问题。弗兰克·波顿上士告诉法庭，他曾于1998至1999年任杜尔罕警署发言人。“事实上，我们中的不少人赞同彼得逊先生在其专栏文章中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十三个小矮人’，关于市政府给自己的工作人员提薪时，也应该给警察、教师等公务人员涨工资。”
“当然，”戴维·鲁道夫说，“你们不同意的是他批评警方的文章。比如这一篇，说……警方打着保护受害者名誉的旗号，对一些强奸案知情不报，是为了隐瞒犯罪率。你也同意吗？”
“你说得不错，先生。”波顿上士直视着被告律师，“我后来被撤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和媒体保持良好关系。为什么？当我们与各报之间能够正常地交流和沟通时，我们的破案率就会上升。”
法庭里的人们也从证人那里听到了一些不曾被记者披露报端的消息。犯罪现场实验室的埃里克·康鹏是在丹·乔治喷洒鲁米诺溶液时，跟在旁边做记号的两个人之一。他告诉陪审员们，在那串蓝莹莹的光脚印的终止处，那个沾有血迹的碗橱是盛放酒杯的。里面的酒杯和警察们在厨房水槽边看见的两只酒杯一模一样。经查验，其中一只上有迈克·彼得逊的指纹，另一只则只有几枚无法鉴别其来源的部分指纹。结合后来又找到的一些酒杯碎片和两只空酒瓶，以及彼得逊夫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警方推论，血脚印的主人曾在卡瑟琳死后又从碗橱里拿出一只或两只酒杯，并将一瓶酒倒进了水槽里。其用意，显然是希望人们认为彼得逊夫妇曾喝了不少酒，也是为了掩盖那只或许是因为两个人打架而摔碎的酒杯。
真正令陪审员们大开眼界的，是几位警方电脑专家的出庭。
卡瑟琳·彼得逊命案之后，警方曾因没能在现场及时制止迈克·彼得逊使用电脑，和没能在当天搜走电脑而受到舆论的谴责。世人不曾想到的是，警方的电脑专家们复原了被迈克·彼得逊删除的全部文件。
据专家们的证词，迈克·彼得逊实际上是当警察们还在进行现场勘查，他和泰德、本杰明等一起呆在书房时，就开始销毁电脑文件了。但绝大部分文件是在警方交还赛德街1810号后被删除掉的。
专家之一的托德·马克利告诉陪审团，迈克·彼得逊使用一种名为“快速清除”的软件，在案发当晚即删除各种文件216份，12月10日以后又删除352份，并同时销毁了2500多张图片。
专家们向法庭提交的部分复原文件中包括了一些叙及彼得逊家经济状况的书信。比如2001年春末，迈克·彼得逊发邮件给玛格丽特和玛莎·拉特利的叔叔、田纳西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肿瘤学家托马斯·拉特利，请求他资助玛莎上旧金山大学的学费，每学期5000美元。“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但又别无他法——或者是由你个人承担，或者是从玛莎在拉特利家族财产的份额中预支。”迈克说，假如玛莎在杜尔罕当地上学，他自己也许就能想办法，但又觉得应该让孩子到外面去见见世面。
同年11月，卡瑟琳去世前不到一个月，迈克·彼得逊在发给前妻的电子邮件中希望帕迪霞将房产抵押贷款3万美元，以资助他们的两个儿子。迈克在邮件中说，克雷顿每月的房租和用信用卡赊账的利息比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当助教的收入还高，泰德每月的信用卡利息也达300多美元，而且赊账的本金还在继续增长，尽管迈克已经替儿子缴纳了三菱牌运动吉普的每月分期付款。在邮件的结尾处，迈克写道：“请尽快回复，告诉我这种安排是否可行。我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都快急疯了，因为这种事我根本就不可能去和卡瑟琳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