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逊家的另一笔资产是卡瑟琳在北方电讯的股票。1999年底，卡瑟琳名下的股票值价100余万美元，到2000年9月达到峰值，240多万美元，但在紧接着的科技股暴跌中一路下滑，当年年底即变成90万美元，到2001年7月，只剩下了5万美元。除了公司给职工的期权股票（option）外，当北方电讯的股市行情看涨的时候，卡瑟琳还听从丈夫的怂恿从公司大量买进（职工通过所在公司购买股票当有折扣），最多时达月工资的80%。
2000和2001两年，彼得逊家的三个女孩子相继上大学，昂贵的学费使得彼得逊夫妇入不敷出，但他们还必须继续接济两个成年的儿子克雷顿和泰德。到本案发生之时，彼得逊家已经抵押上了大部分的房产，甚至开始变卖卡瑟琳的首饰等物，仍负债10余万美元。
卡瑟琳曾忧心忡忡地告诉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她很喜欢他们家在赛德街的大宅子，但她不知道他们还能在那里住多久。房子大，花费也大，光是夏天的空调，每月电费就得好几百，更不用说房子的年头儿搁在那里，需要大修之处比比皆是。比如阁楼上的蝙蝠窝已经糟蹋了屋顶，一到下雨就漏；比如白蚁已经蛀到了起居室，卡瑟琳请房建公司估过价，1万美元也不一定打得住；比如楼上几乎所有卫生间的管道都出了毛病，几个月来，全家人只能共用楼下唯一的淋浴……而所有这些，外人都是看不到的。每次家里开派对，摆在客人们面前的只是客厅里和游泳池边的冠冕堂皇。
卡瑟琳说她很累，忙完公司忙家里，伺候完老爷还要伺候少爷小姐。以前家里还请了一名钟点工，但现在已经请不起了。卡瑟琳说她甚至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
更糟糕的是，自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个月，也就是本案发生前的两个月左右，北方电讯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卡瑟琳自己就曾奉董事会之命，解雇了手下的数百名员工。后来，公司内部调整，对各部门实行关停并转，与卡瑟琳平级的高层管理人员也陆续接到了红纸条（pinkslid，即解聘通知书）。就在11月底，卡瑟琳的直属上司也被炒掉了。上司临走前跟卡瑟琳透了一句话，说公司并非不需要人，而是想借此机会辞掉一批年龄大、工龄长、工资高的主儿，换进可以胜任同样工作而又报酬偏低的年轻人，这至少可以赖掉一大笔老职工们的退休金。
卡瑟琳虽然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厄运，但也意识到，自己也迟早会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不仅将损失掉全部的退休金，以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几乎没有可能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卡瑟琳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
“但是，我们极富创造力的作家、具有杜撰和虚构天才的迈克·彼得逊先生，却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一个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难题的十全十美的方法。”简蒙·哈丁检察长说，“这个方法就是，制造一起人命事故，使卡瑟琳看上去像是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接着，奇迹般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彼得逊家不会再负债，不会再没钱住大宅子，也不会再请不起用人……如果有人以为，彼得逊先生此举只是保全了卡瑟琳的退休金，那他便是太小瞧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卡瑟琳之死还将给她的丈夫带来18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此计何其妙哉！”
在卡瑟琳过世后，北方电讯公司已先后开给迈克·彼得逊三张共计384166万美元的支票。
“更妙的是，”检察长继续说，“彼得逊先生对时间的把握。卡瑟琳一直是彼得逊家的摇钱树、下蛋鸡。彼得逊先生并没有愚蠢到杀鸡取卵。他是等到卡瑟琳可能被解雇，而且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才毫不留情地、毫不迟疑地将对他可能不会再有什么用处的卡瑟琳置于死地。”
“最后，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迈克·彼得逊从现场拨打的两个911电话。”
第一通电话，迈克·彼得逊告诉接线员他的妻子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然后，据哈丁检察长的意思，迈克只是“有选择地”回答了接线员的一些问题，说卡瑟琳还在呼吸，就挂断了。
第二通电话，只过了一小会儿，卡瑟琳便突然“已经停止了呼吸”。同样，迈克没有回答接线员的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迈克·彼得逊打这两个911电话的目的，只是要告诉接线员他想说的话。当接线员向他提问时，迈克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尽可能不予回答，因为“他知道911电话都会被录音”。
“你们都看过《紧急911》的纪实电视专题节目，几乎所有拨打911的人都是想得到接线员的专业帮助，得到如何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处理紧急状况的指示。他们会认真回答接线员的问题，会问：‘我的妻子还在呼吸，但没有知觉，我该怎么办？’会和接线员一直保持联系，直至急救人员到达……但是，迈克·彼得逊没有这样做。”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我们说这是一桩谋杀，”简蒙·哈丁检察长面向陪审席，再次重复道，“而你们，将作出决定。”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戴维·鲁道夫几乎是紧接着公诉人的发言，他就手摁响了哈丁检察长留下的911电话录音。
“一个因痛苦和悲哀而激动得发狂的男人的声音。”戴维趁着迈克·彼得逊和玛丽·爱伦对话的间隙，及时插入一些评论，“……他是故意对接线员的问题避不作答，还是因突发的悲剧而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