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署审讯室里，玛莉·凯交代说，那天晚上，她先是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去“诺兹装”时装店买了衣服，回来看见威利正在等她。他在家里跟母亲吵了架，就跑到她这儿来了。巡警查到时，他们刚在车里坐了6分钟。
泰德·哈里斯摇摇头，他还清楚地记得大众·福克斯的几扇车窗玻璃上又厚又密的雾气。他们在里面肯定不止6分钟。
另一间办公室里，威利的版本却是：他在傍晚时分用传呼机给玛莉·凯发了一条短信息，玛莉·凯便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接上他，两个人一起去看了电影、逛了商店、买了啤酒，然后在车里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泰德想，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至少，他们俩的口供不一致。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床头的电话铃声响起时，还不到凌晨3点半。线的另一端传来夜班值班编辑有些亢奋的声音：“你可能会以为我是在说梦话。玛莉·凯又被捕啦。这一次，是和一个16岁的男孩！”
“什——么——”卡伦顿时睡意全消。玛莉·凯一直声称她只爱威利·伐拉奥，警方的调查也表明，本案没有其他受害者。这么说来，以前的一切全错了？
被误导的不止是卡伦·俄丽丽，也不止是一家电视台。那天早晨，威利·伐拉奥对巡警的那句谎言充斥于所有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直到中午时分，警方发现了他们的错误，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猜测和议论，才将那名少年的年龄更正为14岁。
然而，无论是14岁还是16岁，无论是威利·伐拉奥还是别的哪个男孩子，对玛莉·凯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言，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从震惊、不解，到惋惜、痛心，他们感到被那位貌似柔弱、貌似因为爱情而铸成大错的女教师欺骗了。看来那些认为玛莉·凯应该被打入大牢的检察官们是正确的，那些相信玛莉·凯有病、必须长期接受治疗的心理学专家们是正确的，那些依法将玛莉·凯注册为“性侵犯罪犯”的警察们是正确的，那位坚持以法庭命令对玛莉·凯约法三章的琳达·刘法官是正确的。在玛莉·凯第二次被捕之前，所有这些司法人员对玛莉·凯采取各种形式的惩罚和帮助的决定，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们的抨击。一位名叫托尼·豪利克的英国人更是从大西洋彼岸不断地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过来，列举出专家们处方上药物的种种弊病和副作用，指责法庭要求玛莉·凯长期服药和接受治疗是为了给她“洗脑”，甚至说玛莉·凯没有病，那些专家们自己才是有病的。玛莉·凯和她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听信了托尼的煽动，便合伙对抗法庭判决。她们阳奉阴违，找来一些外观相似的维生素等代替专家们开出的药片，结果出狱一个月来，玛莉·凯压根儿就没有好好服过药。现在，这些人在反省自己作为的同时，不禁想，假如玛莉·凯能够严遵医嘱、按时用药，也许她真的就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至一错再错了。
凯娣·斯铎尔是玛莉·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学，为了支持她而不惜与自己的丈夫翻了脸。2月3日那天，当她接到玛莉·凯从狱中打来的电话时，忍不住发出了连珠炮似的质问：“你到底要任由自己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这么不顾后果？你以为你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所以你就和他在一起厮混了一整天？看电影，喝啤酒，对法庭说‘去你妈的！’？”
亚碧·堪培尔是暗地里帮助玛莉·凯和威利·伐拉奥见面的两个朋友之一，威利给玛莉·凯发信息的那只传呼机就是她送的。玛莉·凯出事以后，亚碧立即带了几位朋友，赶在警方到达之前，将玛莉·凯在贝丝·阿黛尔家的房间“收拾”干净，因为威利曾去过那里。
当亚碧·堪培尔打电话将玛莉·凯被捕的消息告诉美娴·任那特时，美娴气儿不打一处来。
“她活该！”美娴对着话筒叫道，“她这是作茧自缚！”
亚碧大吃一惊：“你怎么这么说话？”她一直以为，美娴应该是玛莉·凯最铁的“姐儿们”。
“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美娴挂断了电话。
媒体倾巢出动。性欲，乱伦，犯罪，外加美女，现实生活中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脍炙人口的组合了。美国三大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网络（），以及《48小时》、《奥普拉脱口秀》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专题节目制作组纷纷派出自己的精兵强将赶赴西雅图，赶赴肯恩地区法院，在琳达·刘法官的法庭内外“架设了多如中国面条的电缆线”。
那天是1998年2月6日，星期五。那天的玛莉·凯一反常态地不再秀丽，不再端庄，也不再甜美。没有梳理的头发胡乱拢在脑后，没有化妆的面容显得苍白而苍老。玛莉·凯甚至懒得换衣服，一套不合身的橘红色囚服晃晃荡荡地挂在她瘦削的肩头。一句话，“浑身上下乱糟糟的”，但却别有一番楚楚动人。
一开始，照例由各位警察讲述案情经过。公诉方根据在大众·福克斯轿车中搜到的护照和大额现钞，认定被告在被捕前正准备逃往国外。警方还在车内找到了两卷胶卷，冲洗出来后是玛莉·凯、威利·伐拉奥和奥迪璐三个人的照片。从背景、服饰、发型等判断，他们见面不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