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庭外辩论，最后由司肯纳法官总结为对两方被告的四个相似的问题，每个问题虽然都只有一个句子，但其中却包含了若干的分句、从句和逗号等等。譬如第一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是否认为，在1968年8月27日以后，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在它所拥有的土地上排放了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或1，2，反式二氯乙烯，并且，这些化学污染物在1979年5月22日之前对G号井和H号井造成了污染？（请对问题中的三种化学污染物分别作出回答。）
因为杰克·瑞勒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他本人是一直到1968年8月27日，他自己请的工程队凿地钻井时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的地下水位因G、H二井抽水而下降，司肯纳法官因此而要求陪审团不必考虑皮革厂在1968年以前的行为，也不必考虑原告方提交的有关1968年以前的种种证据，如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对于W·R·格拉斯公司，这个日期是1964年10月1日，即G号井首次启用之日。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在这些日期以前对自己的地盘、从而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统统不算数，因为他们并没有如简恩·希莱曼在他的开场发言中所指控的那样：“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但是，他们却照做不误。”
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八个问题，陪审团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裁决。有记者后来评论这些问题“就像是有人把它们从英文翻到了日文，又从日文翻回到英文”，晦涩难懂自不必说，连念起来都很费劲。
而简恩·希莱曼更是觉得，他前后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倾家荡产准备的案子，如今已被几个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法庭老手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先是司肯纳法官划分的两个阶段，然后是杰罗·费歇尔在法庭上的一连串“抗议”，现在又是这些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天知道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样状况？
更重要的是，陪审员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案子的全部，没有看到那些真正的原告或受害者们，他们能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有生以来第一次，简恩感到力不从心，感到束手无策。简恩变得不自信了。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早上8点半，简恩·希莱曼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对方自称是一位警察，说简恩已拖欠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数月，除非他能马上付清欠款9203美元，否则这位警察将在半小时内登门收车。
简恩这才想起来，詹蒙·戈登几个月前曾经给他说起过这件事。他赶紧给詹蒙打电话，没有人接。
警察准时摁响了门铃。简恩带他到了车库，又将车钥匙交到他的手上，然后自觉地站在一旁。警察很熟练地掏出一把改锥旋下牌照，又抖开一条绿色塑料垃圾袋收拾属于简恩的个人物品。在保时捷的后座上，警察看见一叠法律文件，封面上写着“安妮·安德森等诉W·R·格拉斯公司等”的字样，他把文件也捡进了垃圾袋里。警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经验告诉他，在执行这类公务时，没有多少人会对他表示出热情，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好奇：“你是律师？”
简恩点点头。
“这是你的案子？”
简恩又点点头。
警察说，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里看见过这位安德森女士。警察把垃圾袋递给简恩，请他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然后很费劲地把自己的大块头塞进驾驶座里，点火，换挡。警察抬眼看着简恩，摇摇头：“挺棘手的吧，这案子？”
简恩笑了笑。
“那就，祝你好运了。”
保时捷拐过街角，消失了。简恩对自己说：来得容易，去得容易（Easye，easygo）。
两天后，传出话来，说经过两个星期的审议，陪审团终于作出了裁决。
简恩·希莱曼赶到法庭时，众多的记者们已经先他而到。司肯纳法官展开陪审长交上来的一张条子，看了一阵，然后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所有的陪审员都对比却斯集团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所以，比却斯集团在本案的第一阶段胜诉，不必再参与第二阶段的庭审。按照四个问题的设计，如果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则不必考虑后面的三个问题了。
杰罗·费歇尔立时绽开了满脸的笑容，简恩则把脸深深地埋进手掌中。
“至于W·R·格拉斯公司，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中的三氯乙烯回答‘是’……”司肯纳法官依次念完所有的答案，最后说：“所以，对W·R·格拉斯公司的审理将继续进行。”和几位律师商议之后，法官暂时将第二阶段的开庭日期定在9月15日，并要求律师们在9月5日那天来法庭见他。
简恩依然一脸愁云。这一个星期以来，他一下子苍老了10岁，头发也变得花白了。临分手时，司肯纳法官试图安慰他。他拍拍简恩的肩膀，说了一句谚语：“有半袋面包总比没有强，是吧？”
简恩勉强点点头：“是。”心里却想，其实连半袋面包也没有。对于W·R·格拉斯公司的第四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认为，在第三个问题中叙及的污染从何时（同样，请给出具体的年份和月份）开始是由于该公司的不负责任和明知故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