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想，完了，单凭这一点，任何陪审团都会对W·R·格拉斯公司作出“有罪”的裁决，以及上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
虽然以前的两项动议均被驳回，但这并不能阻止威廉向法庭提交第三项动议。事到如今，撤诉就免谈了。在国家环保署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若干企业里面，还有一家使用TCE的，那就是与食品机械厂毗邻的联合第一制服厂。该厂生产各行业的职工工作服，需要用TCE清洗布匹等物。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承认，他们曾误排过一次废液。
也许不止一次，威廉想。
威廉于是提笔写下了《关于联合第一制服厂应被列为沃伯恩案联合被告的动议》。如此一来，便有了三家，而不是两家来分担今后的赔款或罚金。而且，也大大地增加了原告方的工作量，因为简恩必须一个一个地调查核实，收集各方被告的证据。
这一次，司肯纳法官批准了威廉·契士曼的动议，简恩·希莱曼对此也毫无异议。但被威廉强拉进来作陪葬的联合第一制服厂却不乐意了。作为联合被告，联合第一制服厂本应与W·R·格拉斯和比却斯集团合作，现在却调转枪口，给了威廉·契士曼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代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哥德温-普洛特-霍尔律师事务所私下里与简恩谈成了一笔交易，愿以150万美元的赔偿费换取原告方对其撤诉。双方商定首期付款40万美元，余者分五年付清。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简恩把原告方的几户人家请到他的办公室。众人欣然接受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调停方案，也认可了简恩的提议，将这第一笔钱作为继续打官司的基金。
案子正式开庭以前，有一段被律师们称为“摸底”的调查期，即原被告相互查验对方可能提交法庭的证据，传唤对方可能出庭的证人，并向对方索取某些必要的资料。
理查德·奥费诺是第一位被“摸底”的原告兼证人。198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理查德和妻子劳拉起了一个大早，他们要在上班的时间赶到波士顿的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到了那里之后，简恩·希莱曼请劳拉在办公室里等候，他和凯文·康威一起陪着理查德去不远处的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在一间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他们见到了代表两方被告的杰罗·费歇尔和威廉·契士曼。
杰罗先提了一些有关奥费诺家健康方面的问题。
“你们的医生是否说过你们有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的问题？”
“没有。”理查德答道，“但当我儿子死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殆尽。”
杰罗翻阅着嘉洛德·奥费诺的病历：“这里提到他的死因是伤寒，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嘉洛德的直接死因确实是伤寒。但医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对白血病的化学治疗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这种小小的感染本不至于致孩子于死命。理查德说：“他一直好好的，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刚刚三个月，就死了。”
杰罗点点头，说：“你是说，在他被诊断出白血病以后，一开始，治疗是很有成效的，你们都感到非常乐观。但他突然病倒，马上就死了？”
“是的。”
“他死在医院里了？”
“不，在93号高速公路上，我正在开车。”
杰罗·费歇尔以前并不知道这些细节，所有的惊讶都写在了他的脸上：“你是说，嘉洛德死在了去医院的途中？”
“他死在93号高速公路上，”理查德又重复了一遍，“快到桑蒙维尔的出口。我们赶紧拐下高速公路，找到就近的一处消防站……”理查德说不下去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凯文·康威则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一时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杰罗·费歇尔总爱对他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说：“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有的案子是不可能输的，而有的案子，也许是不可能赢的。”现在，杰罗想，我面对的恐怕就是一个不可能赢的案子。原告方一共有八户人家，也就是说，有八个揪人心肺催人泪下的故事。用不着任何想象力便可以想得到，听了这样的故事，慢说是陪审团里的大叔大婶们，恐怕连法官也会伤心落泪。杰罗想，我应该竭尽全力阻止原告们出庭作证，尽管这很难做到。
对原告中11位成年人的“摸底”耗去了整个一个月，简恩·希莱曼一次不落地出席了所有的听证会。现在，轮到他传唤被告方证人了。简恩决定，先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下手。
保罗·沙林是该厂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主管，有13年的工龄。但经过两天共12小时的听证之后，简恩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否认和回避。保罗甚至说他不知道被国家环保署责令挖出的那六只废液桶是怎么回事。他在撒谎，简恩想，但我迟早会把真话从他嘴里给逼出来的。
第二位证人叫托马司·巴勃斯，食品机械厂的油漆工。简恩请他来是因为，机械部件在刷漆之前需用TCE清洗，所以厂里的TCE都由油漆车间保管。托马司承认在1961年他刚参加工作时，曾往厂房后面的排水沟里倒过TCE废液，“后来我向老板建议，先把废漆和废液集中在桶里，再采用合法的方式一起处理掉。”
“你告诉沙林先生不应该把废液泼在地上？”简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