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保尔·卡立的年轻人在车祸中受伤后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他只消十天半月便可痊愈，结果保尔在病床上躺了五个多月，出院时成了只能靠轮椅代步的残疾人。
简恩花去了足足半年的时间和20多万美元，总算搞清楚了保尔的案子。保尔在车祸中伤在头部，而后全身严重浮肿，医生给他开了甾醇类药物，这本是治疗浮肿的常规方法，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当浮肿因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而加剧，持续不见消退时，医生未能及时对感染作出诊断，只是一味地加大甾醇类药物的剂量，而且连续使用三个星期，大大超过了规定的用药期限。据相关的医学文献报道，大剂量长时间地服用甾醇类药物，将导致骨质疏松败坏，特别是髋骨。
和饭店失火案一样，简恩包下一家高级饭店的会议室，请医院的律师和保险公司坐下来谈判。不出两个回合，原本一毛不拔的保险公司主动提出愿按最高标准支付10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被简恩拒绝了。
消息在业内圈子里传得飞快。有相识的律师们在大街上叫住简恩，问他这一切是否属实。等到被证实后，有人摇头表示惋惜，有人则直言不讳地骂简恩是天字第一号的笨伯。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简恩为区区一桩医疗事故案投入了二十几万美元的风险资金。
保尔·卡立伤残案的庭审一共进行了15天。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当简恩·希莱曼开始他的总结性发言时，法庭内座无虚席。和简恩的新老同事同行们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的，还有一位人称“毕特大叔”的银行家，简恩花出去的二十几万美元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毕特大叔”的本名叫乔治·甫里格，波士顿银行副总裁。自从简恩拒绝了保险公司的100万美元报价后，毕特大叔茶饭不思，总觉得自己的那一大笔贷款很可能就此打了水漂。
陪审团进到了审议室里。简恩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法院，在审议室门外的走廊里坐立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简恩想到了他的声誉和事业，想到了那些在大街上骂他愚蠢的律师们，也想到了保尔·卡立。这时的保尔正坐在轮椅上，和简恩一样苦苦地等候着陪审团的裁决。
第三天下午，审议室那两扇厚重的、似乎将无限期地关闭下去的大木门终于打开了。陪审团认定医生和医院“玩忽职守”，裁决院方赔偿保尔·卡立470万美元！
正当简恩·希莱曼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卡立伤残案中时，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两位教授完成了对沃伯恩白血病的研究。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在1981年春天，安妮·安德森和布鲁斯·扬格牧师应邀参加了公共健康学院的一次研讨会。该学院的摩文·泽拉伦教授听了他们的发言后颇有感触，便和一位同事一起着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
在长达153页的研究报告中，两位教授写道：“综合考虑所有的事实，我们认为可以肯定，G号井和H号井的水污染造成了当地居民中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两井之水与该地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份报告后来被通称为沃伯恩案中的“哈佛健康报告”。
《波士顿环球报》就此研究发表了题为《沃伯恩白血病与水污染有关》的报道。简恩·希莱曼深知，虽然他们的案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光有“哈佛健康报告”是绝对不够的，他和安东尼·罗思曼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卡立伤残案结案后一星期，简恩还沉浸在名利双收的喜悦之中，便接到威廉·契士曼向法庭提交的第二份动议，《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自从“第11款动议”被否决以来，威廉一直没有闲着。他先是走访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两位世界知名的血液病专家，其中之一的詹姆斯·柬德尔博士新近刚刚完成了他的《血液学教程》一书中的白血病章节。柬德尔博士重新查阅了有关白血病的医学与科学文献，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TCE会引发白血病。当威廉向他们问及国家环保署为何将TCE列为致癌物时，两位专家非常权威地回答说，国家环保署此论的依据得自动物试验。严格地讲，动物试验的结论不可以生搬硬套到人类，因为两者的代谢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威廉·契士曼在新的动议中引经据典，并再次敦促司肯纳法官驳回沃伯恩案，“因为TCE导致白血病之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其实，威廉·契士曼“即速裁决”的真正动机是再清楚不过了。沃伯恩的白血病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像摩文·泽拉伦教授一样的“管闲事者”，还会出现多少类似于“哈佛健康报告”的研究专著？
威廉曾在电话上和杰罗·费歇尔谈起过他草拟的“即速裁决动议”，但是和上次一样，杰罗对此不感兴趣。
收到“即速裁决动议”之后，简恩·希莱曼立即投入了工作。安东尼为他推荐了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免疫学专家亚伦·列维博士。列维博士曾多次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案子中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他对沃伯恩的白血病一案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长期摄入低浓度的TCE可以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使癌细胞得以繁衍与扩张。
这种理论令简恩耳目一新，但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证明这一论点？列维博士说，他认识哈佛大学的洛博特·科尔文教授，一位免疫病理学家，他的实验室专事长期监测器官移植病人的免疫系统。但是，列维博士警告说，做这种试验非常昂贵，而且，他也并不能确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