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安德森和那两位母亲通过几次话，又见过几次面。她思前想后，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这三起发生在方圆不到半英里之内的病例只是偶然的巧合。她和周围的人们谈，和约翰·杜鲁门主任谈，但众人只是礼貌地倾听、点头，谁也没有认真考虑她的想法。
如此悠悠地过了两年多，1973年6月，沃伯恩城东南的又一个小男孩被送进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2岁半的凯文·卡恩和他的父母以及三个哥哥姐姐住在亨利路，从他家的后门越过沼泽地便可看见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派茵街和安德森家在橘子街的红砖平房。杜鲁门主任对凯文的诊断和吉米·安德森一模一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安妮·安德森是从卡·格莱那里听到凯文·卡恩的。那年暑假，卡14岁的儿子揽了一份每天早晨在亨利路送报纸的活儿。安妮记得卡在电话上说：“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挂断电话，安妮找出一本笔记本，开始写她的第一份患者名单。她详细地记下孩子们的姓名、地址、年龄和生病的大致时间，她再次思索这四个孩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吸入的空气和喝下的水是一样的。”多年后，安妮·安德森对律师们说，“水质一直很差。我当时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病毒，和白血病有关的病毒。那水喝上去怪怪的，看上去怪怪的，闻起来也是怪怪的。到了夏天就更糟糕了，根本就没法儿喝。每个周末我母亲从桑蒙维尔过来串门，我都请她捎点儿水过来，大约三夸脱（约合35升——笔者注），那就是我们喝的水。其他的时候，只要能用比如咖啡的味道，或者橙汁的味道压过水里的怪味，我们就用自来水。水很厉害，毁坏了我们的洗碗机，整个门全被腐蚀了，关都没法儿关，只好换一扇新的。里面盛盘碟的筐子也锈得不成样子。厨房和卫生间水槽底下的管道总是漏水。所有的自来水管都关不严，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滴水。我们往往是这儿的毛病还没有修好，那儿又开始坏了。”
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见面总爱谈论天气一样，安妮的街坊们见面时总是在谈论水。而且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对水质仍旧是束手无策，就像对天气一样。
1961年，当卡·格莱一家人搬到沃伯恩时，水还是好好的。到1965年安德森家搬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记得在沃伯恩的第一个夏天，安妮问卡：“你是不是也觉出了水的味道不对？还是我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
后来人们想起，水质的变化始于1964年10月，沃伯恩市新钻的G号水井正式启用的时候。在这之前，沃伯恩一共有六口老井，分布在城市的中西部，按英文字母从A到F排序。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六口老井的水不够用了，有关部门便决定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J·J·瑞勒皮革厂和“工业公园”之间凿了这口G号井。三年后，当夏季供水再次成为沃伯恩市的一大难题时，与G号井相距仅300英尺的H号井也破土动工，并于当年投入使用。
196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卫生部下令关闭G号井和H号井，理由是，“自从两井启用以来，自来水中的细菌含量一直超标”。经市政府再三交涉，州卫生部最后同意他们继续使用这两口井，条件是，必须长期对井水进行氯化处理，即加入漂白剂。
从G号井和H号井抽出的水虽然进入了沃伯恩市的整个供水系统，但主要是供应城东。氯化处理在1968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那年的春夏两季，市政府不断收到市民们关于水质的投诉。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称“水的气味闻上去和纯漂白剂完全一样”。而市政府的工程师们却反反复复地告诉居民们，水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作为饮用水绝对安全。
但是，市民们更相信由自己的感官得出的结论，他们在1969年春天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以敦促市长下决心永久性地关闭G、H二井。请愿书于是年8月递上去，10月，当夏季的供水高峰期过去之后，市长关闭了两口井。次年春夏之交，工程师们再次开井取水，市民们再次投诉请愿……从此，G号井和H号井时开时关，陷入了似乎永无休止的循环往复。
1975年9月，吉米·安德森旧病复发，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安妮每天到病房陪伴，也时常在那里过夜。那是11月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温暖傍晚，安妮独自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注视着窗外暮色笼罩着的波士顿。一位老妇人从近旁的病房踱出来，满脸凄凉。她也在窗前站下，目光也注视着窗外，不知是对安妮还是对自己喃喃而语：“刚才一个孩子死了，白血病。”
安妮没有答腔，甚至没有移动目光。她太累了，心力交瘁。她自己的吉米也正在死于白血病，使她无暇顾及别人的感情，也无力施舍同情和眼泪。
老妇人并未注意到安妮的冷淡，继续着自己的絮叨：一个小男孩，其实还只是一个婴儿。没有任何先兆，突然就病了。听说他家住在沃伯恩，姓里莱。
1976年10月，安妮·安德森从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那里听说，冬娜·卡能4岁的儿子罗比被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冬娜家住在城北，那里的水质也不好，但比城东强多了。冬娜家一向不宽裕，吃不起现成的牛奶果汁和其他饮料，冬娜就买来大袋大筒的奶粉和浓缩果汁等，回家用水兑了喂儿子。有时水里的怪味实在太重，孩子不吃，冬娜就放到炉子上热一热，去去味儿。罗比自小体质就差，磨人不说，家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医药费。丈夫卡尔先是三天两头地不着家，后来干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不久就和冬娜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