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留下了妻子、女儿和儿子。他的女儿长期卧病，成了他最大的一桩心事。在他失踪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在欧洲，后来回来了。
沙缪尔·B·富勒，波士顿警署警官……
我以前看见过那只茶叶箱，但没有碰它。这一次，我从上面捡出几块矿石，发现了底下的鞣皮。我将手伸进鞣皮里，抽出一把猎刀。我打开来看了看，放进我的衣兜里。我又伸手进去，触摸到了什么又湿又凉的东西。我对自己说，看来这箱子里不光是鞣皮。我把茶叶箱拖出门后的角落，扣在地上，一堆断肢便一古脑地掉了出来……
第二天，星期日，我又在煤灰里找到了一只肾。
我们到卫生间里做试验。马桶的口径是九又四分之三英寸。我们先试了胸腔，口太小了，进不去。那副腹腔倒是不成问题，但必须立起来，竖着放下去才行。
我们做试验的时候，马桶的坐板是揭起来的。利托菲尔德、布特曼警官和我。利托菲尔德拿着胸腔和腹腔。腹腔很容易就进去了。
富朗西斯·图克署长再上证人席，向法庭出示警方收到的若干举报信中的三封。第一封：
亲爱的图克先生：我对派克曼博士失踪之事深感兴趣，我想我可以给你们一点建议，以使你们能在与此案相关的众多谜团中理出一点头绪。
第一，关于你们的搜查，我想你们应更多地注意地下室的地面；第二，你们彻底搜查过所有的厕所及其设备吗？
或许他的尸体被装进盛有重物的口袋，从某一座桥梁上抛入了水中——很有可能是克莱季桥。我提议你们从一些桥上和港口向水中轰炮，以使尸体浮出水面。当然，这应该是最后的一着棋。
我还建议你们搜查剑桥东部那些房子的地下室。
您的敬仰的，赛维斯。
第二封：
派克曼博士在海格立斯港遭绑架，这是我唯一能够告诉你们的，否则我就没命了——剑桥东部——绑匪成员之一给了我他的手表，但是我不敢留着，就从通往波士顿的长桥右面扔进了水里。
第三封：
亲爱的先生：您将发现派克曼博士已在布鲁克林山庄被谋杀。
您的忠诚的，M——达特船长。
公诉方的下两位证人是在那个年代的法庭上极少出现的笔迹鉴定专家：
我叫纳萨纽·D·戈德，在本埠居住多年的波士顿市民。我知道被告韦斯特教授，经常看见他，但我们之间并无私交。
我虽未曾亲眼目睹他写字，但却有幸瞻仰他的笔迹。20多年来，我一直被雇担任哈佛大学学生毕业文凭和学位文凭的抄写人，故而非常熟悉他和其他医学教授们一起在医学院文凭上的签名。
…………
警方给了我一些韦斯特教授的书写样本，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那封所谓“剑桥东部”的信，以鄙人之愚见，完全算不得是“写作”。但就其笔迹而言，则毫无疑问是出自韦斯特教授之手。“达特船长”和“赛维斯”两信也应为被告所作。
我叫乔士·史密斯，镌刻师。由于职业的缘故，主要是为了逼真地镌刻手写体，我对笔迹书法等都有相当程度的研究。
我也是通过医学院的各类文凭而熟悉了被告的签名。对于“赛维斯”一信，根据我的看法，那绝对是韦斯特教授的笔迹。我很抱歉地告诉诸位，我对这一判断非常有把握。
在“达特船长”一信中，我也发现了许多与韦斯特教授笔迹的相似之处，但似乎确定的程度不如“赛维斯”信。
至于“剑桥东部”一信，同样，我也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就在两位专家出庭的第二天，仿佛是为了和公诉方开个玩笑，被告辩护律师爱德华·索耶尔收到了一封寄自“赛维斯”的信，落款处的日期为“50年3月27日”，即头一天。写信人坚称是他自己，“赛维斯”，而非约翰·韦斯特教授，写的那封给“亲爱的图克先生”的信，并指责两位专家的证词“显示了人为判断的非客观和不精确性”。
后有研究此案的专家们鉴定，前后两封“赛维斯”信，无论其风格或笔迹都完全一致，当属一人所作无疑。但不知何故，爱德华·索耶尔没有将此信作为物证提交法庭，亦未将此争端引入法庭辩论。
被告方的听证几乎是紧接着两位笔迹鉴定专家，从庭审第八天的下午开始。
被告方首先需要证明的，是约翰·韦斯特教授并非性情暴戾、可以如此血腥地杀人焚尸之徒。为此出庭的20多位证人全是波士顿的上流社会成员甚至名人，包括国会众议员、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剑桥市长，以及教授、学者、科学家、法官、律师、商人等等。
第九天，哈佛大学校长加尔德·斯巴克斯为韦斯特教授出庭。他不仅是教授的同事，也是他的邻居。他在证词中称约翰·韦斯特“是一位绅士”。剑桥市警署署长亚伯拉罕·爱德华兹则说：“我与韦斯特教授交往15年，居住在同一条街区。众所周知，他是一位安静祥和，颇有修养，而且心地非常善良的谦谦君子。我从没见过他表现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急躁、愤怒、或暴力倾向等。”
被告方的第二步，是证明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后的一周里，韦斯特教授并无任何异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