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和崔诺蒙警官分手，回到地窖里。我很快就用手钻打通了最后一道砖墙。在肯司利先生他们来之前，我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墙很结实，一共有五层砖。我把煤油灯提过洞口，但洞穴里的气流极强，马上就把灯给扑灭了。我想了个法子，把我自己的头也探进洞口，挡住穿堂风，这样灯就不会熄灭了。借着灯光，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些断肢，一副腹腔和两截腿。从上面实验室水槽流下来的水冲刷着残肢。我知道它们本不应该出现在排污管道里。我赶紧从隧道爬出去，锁好抽板门，在楼上找到我太太。我当时全身发抖，完全无法自已。
我锁上大门，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桑蒙街雅各布·拜基鲁教授的家里。教授不在家。我又一路跑到乔西路亨利·拜基鲁博士家，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他带着我去桑蒙街见罗伯特·高尔德·肖先生，让我把情况给肖先生又说了一遍。肖先生当即差人去请富朗西斯·图克署长。署长很快就来了，他让我先回去，说他们跟着就到。过了10到15分钟，图克署长和拜基鲁博士到达医学院。在他们之前，柯拉普探长已经先行到达。
我凿的洞正好在地面和一楼楼板之间一半的高度，洞口靠外砖层的开口直径大约18英寸，最里面10到12英寸。排污管道从卫生间底下斜斜地伸向江边，从马桶口至管道到达地面的那一段长度大约是八九英尺。发现人体断肢的地方并不刚好在马桶口的正下方，而是管道向外伸展到北墙处。涨潮的时候，江水常常漫过北墙灌进地沟或管道里，有时候潮退了，管道里还留着大约五六英尺深的水。当我们在实验室底下的时候，听见楼上有一些响动，图克署长马上拔出手枪。后来才知道，那些声音是我太太和孩子们弄出来的。
那天晚上韦斯特教授被押回医学院以前，图克署长、崔诺蒙警官和我检查了冶炼炉。我伸手进炉子里摸出一块骨头。前门门铃响，我去应门。一名警察说：“我们把韦斯特教授带来了，他很虚弱。”我打开门，韦斯特教授走进来。教授对我说：“他们逮捕我把我从家里带走也不给我个机会和家人们道别。”
韦斯特教授看上去很紧张，我记得他不停地出汗，浑身瑟缩。他根本站不住，一直由警察们架着。
我们回到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当我走到后门时，他们说想去楼上放贵重物品的密室里看看，我说我没有钥匙。问韦斯特教授，他也说没有，就和问他别的钥匙一样。有人问我卫生间的钥匙在哪儿，我告诉他们这得问韦斯特教授，因为我从来就没看见过卫生间里头是个什么样子。
韦斯特教授说：“钥匙就挂在那颗钉子上。”他们取下钥匙试了试，插不进去。他们对教授说：“这不对，不是卫生间的钥匙。”“我看看，”教授说。我把钥匙递给他，他说，“这是我壁橱的钥匙，还有一把应该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这时候，有人用斧子砸开了卫生间的门。
然后，我们下到地下室里把人体残肢都拿上来。崔诺蒙警官、柯拉普探长和我一起去的。我们把断肢一一摆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围过来，站在离桌子五到六英尺的地方。韦斯特教授也被带了过来。他此时越发紧张，汗如雨下，眼泪和汗水一齐往下流。
这时，公诉人乔奇·贝密斯拿出一些物证请证人过目。
关于那双带血的拖鞋，伊弗任·利托菲尔德说：“我在他的密室里见过这双拖鞋，或与这双相似的。”
关于那把锯子，伊弗任说：“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把锯子。”
乔奇·贝密斯向陪审团解释道，捷夫·威曼博士在显微镜下查验过锯齿上的斑点，证明它们不是血迹。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被公诉方列为了物证，他就应该向法庭出示，让陪审员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继续作证：
我见过那柄茶叶箱里的折叠刀，即使不是同一柄，也是和它一模一样的。那是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韦斯特教授对我说：“嘿，看看我这把刀。”韦斯特教授在实验室里通常都戴着帽子，穿连身的工作服。他被捕以后，那两件东西都不见了。
我也见过在卫生间里找到的那些毛巾，上面有大写的“W”（即韦斯特的头一个字母——笔者注）字样。还有擦手的布卷，至少两三年前就已经在他的实验室里了。星期五那天，我去告诉他说我不能从马萨诸塞总医院弄到血液时，他就在上面擦过手。
公诉人乔奇·贝密斯又作了一些必要的注解，说经查验，毛巾上的斑渍是酸，而非血。
被告方律师爱德华·索耶尔问：“你晚上在他的实验室里玩过牌吗？”伊弗任·利托菲尔德拒绝回答。
索耶尔律师又问：“韦斯特教授是否曾发现你在他的房间里赌博？”伊弗任答曰：“不曾，先生。至少他本人从未跟我提到过。”
以下是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对索耶尔律师提问的回答：
派克曼博士失踪后的那个星期，我反反复复地回忆和思索我在前面证词中谈到的那些事实。25日，星期日晚上，在和韦斯特教授那番谈话之后，我对我太太说，我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天白天，我也和大家一起到处找寻派克曼博士。我从没想到过赏金，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有赏金一说，我是到第二个星期才听说的。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这样做是为了金钱，也没有对韦斯特教授这样说过。我敢打赌，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