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独立节正好是星期六，节日加周末使平日繁华而繁忙的曼哈顿变得安宁而清静。纽约市警署的侦探们谁也没想到，两桩大案正在等着他们。
这天下午，隶属于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署的逃犯缉捕特别行动组的十几名侦探，被从各自家中的独立节烧烤野餐上紧急召回到位于曼哈顿的总部。联邦调查局特派员戴维·司托在会上告诉大家，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警署来电，要求纽约方面协助抓捕两名涉嫌诈骗和谋杀的通缉犯——娴泰·凯梅斯，女，64岁，肯尼·凯梅斯，男，23岁。
三个多月前的3月14日，一位捡破烂的流浪汉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垃圾箱里发现一具尸体。尸体装在一只大型超厚的黑色垃圾袋里，外面再用电缆胶布捆绑。死者名叫达威·卡兹丁，男，63岁，头颈及胸部多处中弹。从在其体内取出的子弹及其他线索查出，凶器是一把点二二简宁式手枪，枪主名叫思坦利·帕得逊，内华达州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建筑工程师。6月27日，当洛杉矶警署主持此案的警官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拉斯维加斯辗转找到思坦利·帕得逊时，方知案发之前，手枪已经转到了名叫嫒伦和肯尼的母子手中。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访谈中了解到，1997年，工作了19年之久的思坦利·帕得逊被公司炒了鱿鱼。迫于生计，55岁的他只好从报纸广告栏里找一些零工。1998年1月，思坦利受雇于一位名叫嫒伦的女人。报纸上的广告登的是房屋维修和搬家，但嫒伦只要思坦利帮忙把家搬到洛杉矶。嫒伦的儿子肯尼得知思坦利收集各种枪支，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母子俩专程到思坦利家参观他的收藏，并表示愿意买下几支枪，思坦利由于经济拮据也正打算变卖一些家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日并未成交。
一个月以后，1998年2月，肯尼从洛杉矶打电话给思坦利，让他再次将他们存放在家用仓库里的家具等物从拉斯维加斯运到洛杉矶，并请他顺便带去两支点二二简宁式手枪。肯尼最后在电话上问思坦利：“你能告诉我如何消声吗？”
“你为什么要消声？”思坦利问。
“我想在后院练习射击，但不好影响邻居们。”
“找一个土豆，用刀挖一个孔套在枪管上，和正规的消声器效果差不多。”
“就那么简单？！”
到了洛杉矶，肯尼拿走了两支枪说是“试试火”，不久就送回来一支，并告诉思坦利另一支他要了。
但直到思坦利离开洛杉矶，肯尼既未付钱，也未办理枪支过户手续。思坦利心里嘀咕嘴上却不好说什么，因为嫒伦讲还会给他更多的工作，还要买更多的枪。
现在，思坦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又询问了若干细节，并记下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地址电话。他们明确地告诉思坦利必须与当局合作，否则将以同谋问罪。
此时，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住处已是人去楼空。不过警方很快查出，这对母子姓凯梅斯，儿子叫肯尼不假，母亲的真名叫娴泰，此外她还有22个别名或假名，或曾用名，包括一个“龙女士”的自封号。这位职业骗子的犯罪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截至1998年，她已先后十余次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偷窃、抢劫、奴役、伪造证件等等。肯尼则是在成年之后做了娴泰的帮凶。
被害人达威·卡兹丁曾经是肯尼已过世的父亲肯·凯梅斯的生意合作人，他俩的交情非同一般，所以当肯·凯梅斯为某些无法言说的目的而转移和隐瞒财产时，达威同意将肯在拉斯维加斯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放在自己的名下。达威后来经营一处复印机行，被害之前他正准备退休。
严格地讲，洛杉矶警署尚无确凿证据逮捕凯梅斯母子，但犹他州却有一纸通缉令。娴泰和肯尼曾于当年2月在该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车行，用一张非法支票骗购了一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
很快，思坦利·帕得逊接到了“嫒伦”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时间是7月2日早晨7点15分。“嫒伦”要他去纽约接管一幢叫做苏尔曼大厦的豪华公寓楼。她详细地指示思坦利首先要把所有房客都赶走，等整幢公寓内外装修完毕后再重新招租，然后思坦利就是公寓楼的经理兼维修工程师。“嫒伦”特别关照思坦利再带去一些他的“玩具”——枪支。思坦利说他需要考虑一下，挂断电话后马上拨通了洛杉矶警署。
后来“嫒伦”又给思坦利来过几次电话。直到独立节的头一天，7月3日晚上，他们终于讲定思坦利在7月5日早晨飞抵纽约，下榻希尔顿饭店，从那里再与“嫒伦”的手机联系。
7月5日，星期天早晨，思坦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按照事先与警方的约定，他从头到脚一身牛仔装扮，两位联邦调查局官员迎上前去。
“请问您是德韦特先生吗？”
“今天不是，”思坦利用暗号对答，“我中间的名字叫德韦特。”
思坦利被直接带到联邦调查局大楼28层的逃犯缉捕别动组总部。经过一小时的盘查后，他和戴维·司托率领的十几名侦探一起来到位于6街与西54道交叉处的希尔顿饭店。上午11点02分，思坦利开始拨打“嫒伦”——娴泰的手机，连续几次都无人接听，每次他都留言说他已到达希尔顿饭店。11点26分，娴泰终于回电，说他们正在新泽西州的花园州大道上，车出了点故障，要两小时以后才能与思坦利见面。此后近三个小时娴泰的手机关机。
下午2点24分，思坦利再次与娴泰通上话，她说车还是有点问题，但她将尽量争取在半小时之内赶到希尔顿饭店。一直等到5点左右，娴泰才姗姗而来。她对思坦利说肯尼送车去修车铺了，要过一会儿才能到。她带着思坦利先去酒吧喝饮料，又到餐厅吃了点小吃，说是要等肯尼来了再大家一起找一家高级餐馆大撮一顿。晚上7点过后，娴泰和思坦利回到6街，一位黑头发的年轻人与他们相遇。思坦利摘掉牛仔帽暗示警方肯尼已到，埋伏在四周的侦探一拥而上，将三个人全铐了。待两辆警车分别载着娴泰和肯尼消失在路口，戴维·司托打开思坦利的手铐，又招来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送他去机场。
警方从肯尼身上搜出好几张麦克司·休尔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此人是佛罗里达州的退休律师，还有一张墨尼·盖林的佛罗里达身份证，一张伊琳·苏尔曼的美国特快信用卡，两串用红色指甲油做了各种记号的钥匙，和一张在6街与西44道相交处的地下停车场的交费收据，停车时间是当日下午6点40分。戴维·司托带着一名警员驾车赶到那里，正是那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上面还挂着犹他州的临时牌照。
当娴泰被捕时，警察马上收缴了她随身所带的一只异常沉重的黑色手提包，包内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现金，整整1万美元，此外还有一只手机和若干伊琳·苏尔曼的证件和文件，包括护照、支票本等等。
“谁是伊琳·苏尔曼？”
“一个朋友，芭蕾舞演员。她有时候托我替她保管这些文件。”娴泰说。
同一天下午5点多钟，在曼哈顿的另一端，位于3街和东67道的第19区警察分署接到一位名叫杰夫·费格的房地产管理商的报警电话，称他的委托人，位于5街和东65道的豪华公寓苏尔曼大厦的业主，82岁高龄的富孀伊琳·苏尔曼失踪。杰夫·费格说他下午5点购物后回到家里，收到一位朋友，也是伊琳·苏尔曼的朋友——卡珞·翰莘的电话留言，说是在苏尔曼大厦里到处都找不着老太太。苏尔曼夫人因年事已高，近十几年来从未独自出过门。杰夫·费格当即给卡珞·翰莘回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他又往公寓楼打电话，伊琳的周末工作人员阿兰赛丽·列微拉的声音听上去紧张而焦虑，半天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只在电话上反反复复地要求费格赶快去苏尔曼大厦。
值班警员建议费格先去公寓楼找找看。
杰夫·费格赶到苏尔曼大厦，阿兰赛丽告诉他，大部分房客都在这个节日周末离开了纽约，还留在公寓里的只有两位，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制作人，和1B房间的墨尼·盖林，服装设计师。彼得·雅各逊一如往常，下午1点从健身房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到3点30分左右，然后出门去中心公园，一般要在晚上8点以后才回来。墨尼·盖林一贯行踪不定。
费格和阿兰赛丽上上下下反复两次搜遍了公寓的五个楼层和六楼的屋顶花园，用通用钥匙打开了所有的房门，只有一楼的1B房间无法打开，但还是不见伊琳·苏尔曼的踪影。在一楼1A房间苏尔曼夫人的办公套房里，费格注意到，通往里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卧室里的壁橱也敞开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这都不是伊琳的习惯。伊琳通常放在壁橱顶层的1万美元现金也不翼而飞。
杰夫·费格再次报警。很快，一辆警车停在了苏尔曼大厦门口。不久，19分署的三名值班侦探和紧急行动小组也相继到达。费格告诉警察，伊琳·苏尔曼个儿不高，红棕色头发，棕栗色的眼睛，戴一副红框眼镜。经公寓总管罗蒙·卡沙尔同意，警察强行打开了1B房间的门，粗粗搜查下来，里面除了两卷黑色电缆胶布外，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发现。
警方一面扩大搜查的范围，一面开始向伊琳·苏尔曼周围的人们调查访谈。他们得知伊琳生于1916年，她的母亲来自希腊，父亲是意大利后裔。伊琳自幼家境贫寒，在嗜赌又嗜酒的父亲弃妻抛女之后，母亲带着她从新奥尔良来到纽约。母亲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很快便在芭蕾舞团找到一份做服装的工作，并使女儿有机会学习芭蕾舞。伊琳从17岁开始登台演出，24岁时被观众中一位房地产商人沙缪尔·苏尔曼相中，次年便出嫁了。1945年，29岁的伊琳·苏尔曼告别舞台后随丈夫周游世界，并很快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女商人。1980年，沙缪尔·苏尔曼去世时，给伊琳留下了上千万的财产。除了这幢价值数百万美元、年进项十几万的苏尔曼大厦，她在夏威夷的产业价值88万美元，年进项7万左右，在新泽西州的房产约83万，此外她还有好几万的存款和100多万美元的各种证券。
苏尔曼大厦共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其房客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除前面提到的那位电视制作人外，还有医生、服装设计师、歌唱演员、室内乐队指挥及外国银行家等。
1998年4月初，一位自称艾娃的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正在为她的老板、服装设计师墨尼·盖林物色一处公寓，并说她是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鲁迪·瓦卡的老朋友。伊琳·苏尔曼把电话转给主管招租事宜的凡列莉·麦勒奥。凡列莉告诉艾娃目前没有她想要的一室一厅套房，并问艾娃的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联系。艾娃说：“我没有固定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在墨西哥，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艾娃果然频频来电，每次都称是在不同的地方。5月底，当一位客人搬出后，艾娃终于如愿以偿地定下了一室一厅的1B房间。凡列莉告诉她月租6000美元，艾娃一口应承道钱不是问题，并讲定墨尼·盖林将于6月14日迁入。
6月的上半月，艾娃又先后三次来电话，打听大厦内有多少员工，各司何职，及其他房客的情况。
从墨尼·盖林搬进1B的第一天起，他诡秘的行踪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他不允许工作人员到他的房间打扫、浇花，当他进出大厦时，总是蹑手蹑脚蹭着墙走，以躲开保安摄像探头。人们还不时发现他轻轻打开一条门缝，贴身站在那里似乎在偷听或监视。
伊琳·苏尔曼从不掩饰她对这位新房客的反感，碎嘴的老太太逢人便讲墨尼·盖林“贼头鼠脑地像只耗子”、“身上有一股监狱的气味”，是“不上档次的痞子”，甚至说“总感到墨尼在跟踪她”。警方后来在伊琳办公室的书桌上找到了她的日记，其中有几页是专写墨尼·盖林的。也许这位精明的苏尔曼夫人感觉到了什么，她用草图简单地勾勒出墨尼的轮廓，重点着墨于他向后梳的背头和有些变形的鼻子，并猜测他的年龄、身高和体重。在她的记述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他6月14日搬入以来，有一男一女总来找他，有时还在这里过夜。那女的比他矮一头，但我只在摄像屏上见过她。”
伊琳·苏尔曼不止一次地向她的房地产管理人杰夫·费格谈起墨尼·盖林。7月4日，她失踪的前一天下午，伊琳和费格详细地讨论了如何起草一份正式逐客令，并在7月6日星期一那天，交给这位不受欢迎的房客。
7月4日，独立节晚上，伊琳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派对，客人中有她的好朋友、画家兼记者卡珞·翰莘，服装设计师爱尔华·希克莱俐等。派对直到午夜12点以后才散。
7月5日星期天，伊琳·苏尔曼在上午11点
半打电话给她一位生病的朋友海伦·潘多拉基，11点40分在卡珞·翰莘的电话里留了言，11点45分左右吩咐阿兰赛丽洗衣服和到屋顶花园遛狗，这是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伊琳·苏尔曼活着。
从12点到下午2点，阿兰赛丽先在地下室的洗衣房里洗衣服，然后去顶楼花园遛狗、喂猫，再回到地下室的厨房。她先打电话回家听家里的电话留言，又给朋友们打了几个私人电话，然后一边听音乐，一边给自己做了两个热狗当午餐。
下午2点21分，卡珞·翰莘从教堂回家后听到了电话留言，马上给伊琳回电话，是阿兰赛丽接的。卡珞想伊琳大概在睡午觉。
4点40分左右，阿兰赛丽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不男不女的声音在线的另一端说“不许和税务官说话”和“好好照顾她的狗”等等。阿兰赛丽赶紧打电话告诉卡珞·翰莘，卡珞说：“快去叫醒伊琳，别挂电话，我在这儿等着你。把乔治带上。”乔治是伊琳的狗的名字。
阿兰赛丽回来说她叫不醒伊琳。卡珞让她再去伊琳的1A房间，使劲拍门，大声嚷嚷。阿兰赛丽照着做了，但还是没有人应声。卡珞·翰莘立刻拨通了杰夫·费格的号码，在他的电话里留了言。
第二天，伊琳·苏尔曼失踪的消息出现在报纸头版和电视电台。大批军警搜遍了曼哈顿的中心公园，以及医院、停尸房、垃圾箱等所有可能藏匿或丢弃尸体的地方。老太太还没找到，当晚的新闻里又报道了另一则失踪案——刚搬入苏尔曼大厦1B房间不过三周的房客墨尼·盖林不知去向。如果说伊琳的日记和大厦工作人员的证词还不足以让警方把墨尼列为嫌疑对象，那这种差不多同时失踪的巧合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了。警方根据有关证人的描述为墨尼·盖林画了模拟像，并随晚间新闻一起在电视上播出。
7月7日，星期二，凌晨5点，曼哈顿东区的19警察分署接到来自曼哈顿西区的逃犯缉捕别动组的电话：“我想我们有你们正在寻找的人。”
至此，独立节期间的两桩大案合并而为一桩巨案。纽约警署正式通知洛杉矶警署和犹他警署，暂时不予引渡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
公众哗然，舆论哗然。有人形容当时的纽约传媒界就如同一群蚂蚁碰到一顿盛宴大餐，不知先吃什么好。太多的新闻要跟踪，太多的历史要挖掘。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各家的报道，甚至同一家的不同记者的报道，甚至同一记者的前后报道，全都有不一致的说法。就像娴泰·凯梅斯有22个名字一样，她有四个不同年月日的生日，她的母亲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她与肯尼的父亲肯·凯梅斯有三个不同的结婚日期，有人说她有两个孩子，另一些人说是三个……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娴泰本人在不同场合，或不同心境下，或为不同的目的而编造的不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