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其达被捕后两天，1985年7月8日，星期一，卡尔嘉利市所属的加拿大阿尔博塔省检察院以抢劫、抢劫未遂、非法持枪及杀人未遂四项罪名对他进行起诉。同时，美加两国的记者们奔波于世界各地，争相发掘关于伍其达和莱钠德·勒克的故事。
伍其达的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历经战乱，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发迹之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儿女们接受最好的教育。据说在生育了两个女儿后，伍母顾夫人意欲绝育，是伍父百般央求她务必再为伍氏门宗生下一个延续香火的儿子。几年后天遂人意，伍家夫妇喜得贵子，起名伍其达。
伍其达自小便与别的孩子不同，不爱说话，脸上少有笑意，而且总是一副恶狠狠的眼神。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和两个姐姐一样，被送进了当时香港最昂贵的私立学校。但他的成绩并不太好，对读书也毫无兴趣。伍其达上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习武。他非常崇拜武术明星李小龙，称他为“大龙哥哥”，自己则是“小龙弟弟”。伍其达学得的那点拳脚功夫全都用在了打架斗殴上，每当在外面闯了祸，回到家里任凭父母百般责问、打骂，兀自一声不吭，只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牢了父亲。伍父望子成龙心切，恨铁不成钢，有几次竟将独生子捆绑起来，棍棒皮鞭，往死里抽打，以至母亲姐姐们看不下去，跪地求父亲手下留情。伍其达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偷。按说父母从未亏待过他，凡他想要的东西，没有不能如愿的。他从来就没有过囊中羞涩的时候，因为是独子，他总是能从父母那里得到比两个姐姐更多的零花钱，但他也总是忍不住要干些偷鸡摸狗的下作之事，不管那些东西对自己有用没用。由于他的好斗、偷窃和不服管教的逆反性格，伍其达先后被香港几所学校开除，最后家里人不得不把他送到英国约克夏，他的舅父那里。没过多久，伍其达再次被逐出校门，原因是他偷了同学及当地一家商店的东西。
回到香港后，伍其达在家里一直呆到年满17岁，获得了一张去美国的学生签证。他注册进入加利福尼亚的贝尔蒙圣母学院，但他已经不能适应学生生活，只草草念了一个学期即辍学离校。1979年9月，伍其达在旧金山因交通肇事被警方拘捕，10月便谎报身份混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1981年上半年，入伍不足两年的伍其达已经被晋升为一等兵，但他的军旅生涯很快就结束了。同年11月，他因结伙抢劫军械库而被捕。几天后，伍其达越狱逃跑，在加州遇见莱钠德·勒克，并随他搬入了勒克夫妇在“印地安溪牧场”的住所，直至次年4月底被联邦调查局捕获。
1984年6月，伍其达从利文坞军事监狱出来后直接住进了莱钠德·勒克的蓝山路木屋。不到一个月，这两个决心与社会为敌的凶犯便联手拉开了他们大规模血腥屠杀的序幕。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情报，两人重新聚首后的第一桩命案发生于1984年7月，伍其达在企图入室抢劫时杀害了职业赛马骑手唐·约勒梯，并打伤他的同伴理查德·卡拉萨。后来，理查德曾在法庭上就此案作证，警方也在蓝山路搜到了伍犯作案时使用的枪支。
莱钠德·勒克的家庭背景与伍其达大相径庭。1945年10月29日，莱钠德出生于旧金山，他的父母总是在无休止地争吵打斗，即使是新生命的降临也不能使勒克家的内部冲突哪怕是稍微地和缓一下。幼年的莱钠德被辗转送往各亲戚家里“暂住”，直至长到6岁，才总算在祖父母那里觅得一席长久的落脚之地。亲友们说，儿童时期的经历使莱钠德·勒克终生都无法摆脱那种遭人拒绝、被人嫌弃的屈辱、愤懑和不安全感，这种感受也反映在了他的日记中。
19岁时，莱钠德·勒克报名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与其他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年轻人不同，莱钠德此举更是为了脱离家庭、改变现状。莱钠德在军中是雷达操作员，尽管曾由于工作认真负责而多次立功受奖，但实际上他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第一次被派赴越战前线后不久，即因“有精神病初兆反应”而住进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莱钠德再度被送往越南，几个月后，他因“原因不明的综合症”而提前退伍，并长期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荣誉军人医院接受心理治疗，其间，他也曾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荷西分校选修过几门课，但很快就放弃了。莱钠德于1981年与柯拉拉·勃拉兹结婚后租住在菲洛镇郊的“印地安溪牧场”。有朋友称，就是在那座橘子园里，莱钠德·勒克开始种植毒品，并为所谓即将到来的核战争储备军火等物资，这也是他后来被捕的原因之一。
1982年6月，莱钠德·勒克躲进了地处荒野的蓝山路木屋。根据家人们的证词及其日记记载，莱钠德于次年即1983年，先后秘密杀害了他的兄弟唐纳德·勒克和朋友乔斯·甘纳，以攫取维持逃亡生涯必需的钱财。
伍其达落网的消息给旧金山和卡拉沃若警方带来的激动与兴奋仅仅持续了三天。1985年7月9日，星期二，加拿大司法部长约翰·科斯比宣布，他将正式拒绝美国方面引渡伍其达的请求，因为加拿大已经废除死刑，根据1976年美加两国政府签署的引渡公约，加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不予引渡任何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犯。
当美国有关部门终于从震惊中缓和过来后，两名旧金山警署专案组的警探被派往卡尔嘉利提审狱中的伍其达。正如警方所预料，伍其达一上来便把所有的罪责尽数推到死无对证的莱钠德·勒克头上，说他才是主谋和凶手，而他自己与本案的联系不过是有时候“在那儿”而已。伍其达最后只承认他曾帮助过莱钠德“处理”保罗·卡司能的尸体。
当美国方面根据这次的审讯记录准备对加拿大司法部发起新一轮的攻势时，阿尔博塔省立法院正紧锣密鼓地开始对伍其达在当地所犯罪行的庭审，并且声称，庭审期间不接受美国方面关于引渡该犯的任何公文，亦不予处理任何有关事宜。后来，伍其达在加拿大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迟早有一天将会不可避免地面对“蓝山路大规模系列绑架、强奸、抢劫、奴役、凶杀案”的审判，在加拿大服刑期间，伍其达以少有的认真态度和钻研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美国联邦及加州有关法律条文。毕竟是性命攸关，马虎不得。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不屈不挠地与加拿大有关当局就此案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公文往来及法庭辩论战。在经过了十多次上诉和似乎是永远不可能完结的听证后，加国政府终于恩准了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请求，同意将伍其达引渡至美国受审。
1991年9月26日，麦克雷兰空军基地岗哨林立。一架军用专机徐徐降落后，几辆早已等候在跑道边上的警车缓缓驶近从舱门降下的舷梯旁，依旧身着加拿大灰色囚服的伍其达被直接从这里递解到加州首府沙加缅多郊外的福尔逊监狱。
从这一天到“伍其达案”正式开庭审理，中间经过了漫长而枯燥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七年。伍其达利用他在狱中掌握的法律知识现炒现卖，使开庭的日期一改再改。
最早拟定的庭审地点是卡拉沃若地区首府圣安佐斯。伍其达先是不断地通过他的律师向上级法院提出各种正式申诉，内容从一日三餐到医疗待遇，无所不有。每当有这类申诉递交法庭，正常的法律程序便须暂时中断，直至有关事实得以澄清，或有关部门作出结论后，才能继续进行。
比如有一次，伍其达预审出庭回到监狱已过了开饭的时间，看守给他端来的饭菜有些冷了，伍其达当即绝食。
还有一次伍其达说他着了凉，向狱医指定要一种药片。这种药物的催眠效果非常强，狱医担心他次日出庭时会头晕脑胀打瞌睡，就给他开了别的药。谁知第二天在法庭上，伍其达当众向法官发难，说狱医拒绝了他的医疗要求，致使他病情加重。法官不得不宣布休庭。
伍其达在狱中被列为“高危罪犯”。他本是重案犯，更兼体格硕健，又会武功，即使有手铐脚镣，看守们有时候也心里发怵。1992年，法庭曾一度使用一种特制的笼子，休庭时便将伍其达锁于笼中。这在后来又成了他申诉的理由。据伍其达称，这个笼子让他深感恐怖和羞辱，恶梦连连，夜不能寐，以致身心皆受到伤害，云云。
伍其达的另一招是，不断辞退更换官方为他指定的律师。据法庭的档案记载，伍其达前后一共更换过12次律师。每当新律师接手案子，所有的调查、策划、准备工作等等就得重头开始。仅此一项，不但为伍其达赢得了更多的时间，而且使州政府耗费了更多的资金。伍其达对任何一位代理过他的律师都不满意，都能指出种种的不是。有一次，他甚至以100万美元的索赔金状告他的辩护律师们。还有一次，他向圣安佐斯法院提交动议，要求自任辩护律师，被法院驳回。
伍其达的律师们曾在当地作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95%的卡拉沃若地区居民都认定伍其达“有罪”，只有5%的人表示，要在公诉方和被告方向法庭提交证据后才能作出判断。被告方随即以伍其达不可能在圣安佐斯获得公正裁决为由，要求易地审判。此项动议被递交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1994年4月8日，法庭命令将“伍其达案”的庭审地点移至洛杉矶的桑坦纳。
又经过了四年多的各种听证与延期，1998年10月26日，“伍其达案”在桑坦纳法院开庭审理。
伍其达被指控的罪名包括12项预谋杀人罪。在蓝山路现场的13名受害者中，警方确信唐纳德·勒克和乔斯·甘纳被害于1983年，当时伍其达正在利文坞军事监狱里服刑，所以与这两宗案子没有关系。但除了蓝山路外，伍其达还应该对1984年7月发生的唐·约勒梯命案负责。
因为法官约翰·瑞恩允许摄像机进入法庭，首席公诉人霞琳·翰纳珈在开场发言中播放的“卡茜/白兰达”录像带的某些画面，当天便出现在三大电视台的全国新闻上，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民愤。事后，陪审团中的一名中年妇女对记者说，在庭审期间，录像带上的画面搅得她天天晚上做恶梦。
霞琳·翰纳珈在发言中指出：“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把蓝山路变成了一座血淋淋的杀人魔窟和阴森恐怖的巨大坟墓。”“12个活生生的人从地球上消失了。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就是策划并实施这一系列谋杀的刽子手。”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在他的开场白中针对录像带的内容反驳道：“请注意，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伍其达在这所法庭上被起诉的罪名是谋杀，而不是撕破什么人的衣服。”“你们在那盘录像带里可以看到这样或那样的镜头，但有一点你们始终没有看到，就是谋杀。”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双方各用了大约一半的时间传唤证人，提交证据，阐述自己的案子。被告方辩护的立足点仍然是，一切都是莱钠德·勒克干的，他才是本案的真凶，而伍其达只不过有时候在现场而已。其间，1999年1月18日，伍其达在法庭上表示，如果公诉方放弃交叉提问，他将为自己出庭作证。约翰·瑞恩法官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一荒唐的要求。
1月25日，被告方听证结束后，伍其达交给他的辩护律师路易斯·卡拉普一封信，并要他当庭宣读。伍其达在信中坚持要求法庭撤换他的律师，被法官驳回。
1月26日，公诉方在其总结性发言中第三次播放了“卡茜/白兰达”录像带，并一一回顾了他们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和证词。霞琳·翰纳珈强调指出，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所有参与策划或实施同一案子的案犯，不管每个人的具体作为如何，都应被视为犯有同样的罪行。她说，从录像带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相互配合、相互信任的程度，使他们可以对着摄像机镜头，并当着一位被害者的面，承认另一桩谋杀。”“被告人和莱钠德·勒克均涉嫌这12起人命案。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位扣动的扳机，在法律的眼中，两名案犯都同等的有罪。”
1月27日，被告方律师在陪审席前摆好了姿势，正准备开始他们的总结性发言，伍其达再次要求更换律师。被法官约翰·瑞恩驳回后，他随即写了一张字条，让法警转呈法官。瑞恩法官阅毕击槌休庭，把伍其达带到了他的办公室。
复庭后，约翰·瑞恩回到法官席上坐定，向陪审团宣布了一个意外的临时决定：允许伍其达到证人席上作证。
事后，伍其达的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对记者说：“不管我们怎么认为，也不管他出庭作证的后果如何，总而言之，这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1月28日，伍其达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他长达三天的自我辩护。引导他作证的是他的律师路易斯·卡拉普。
伍其达说：“我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标准，或者说，有一条界限。简单地讲，一些严重的犯
罪行为，比如说，杀人，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自从我被捕以来，媒体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经认定……这个家伙不可能是无辜的。”
“有一天，莱钠德找到我说，要我帮他做点事……”
伍其达接下来解释道，第一件，从达勃斯家搬两袋东西，第二件，掩埋隆尼·邦德和罗宾·斯达立的尸体。莱钠德告诉他，隆尼·邦德在搞毒品，他若是不把他们杀了，迟早有一天会招来警察。
“隆尼·邦德的尸体藏在阳台底下，莱钠德要我给他戴上手铐，在嘴里塞一个橡皮口衔，再装进睡袋里。莱钠德想让他们看上去像是被贩毒黑帮杀的。”
路易斯·卡拉普问：“你知道他在山里埋藏东西吗？”
“那是他核战争生存计划中的一部分，”伍其达说，“他觉得埋在地底下更保险。”
“你知道他在这里面监禁性奴隶吗？”路易斯向陪审员们出示了一张钢筋水泥地堡的照片。
“不知道。他只说这是用于防范核战争，保护他自己和他的贵重物品。”
“你知道一些女子被像囚犯一样关押在这里面吗？”
“我记得他说过里面有一间密室。但那是他的地盘，他的私人空间。他从没让我进去过。”
接着是公诉方交叉取证。
霞琳·翰纳珈：“如果我告诉你，地堡密室的‘单面窗’上有你的指纹，你有什么话说？”
伍其达：“我不记得进去过。”
霞琳·翰纳珈再次把“卡茜/白兰达”录像带插入放像机，屏幕上出现了白兰达·敖康侬戴着手铐坐在椅子上的画面。霞琳又举起两张隆尼·邦德和罗宾·斯达立尸体的照片，“你看到了这两具尸体，你难道不认为莱钠德·勒克会杀害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吗？”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她的丈夫和朋友。”
当屏幕上的伍其达说“你可以哭闹叫喊，或挣扎反抗，就像别的有些人那样”时，霞琳·翰纳珈轻轻地按下“暂停”键，将画面定格。她问：“你说‘别的有些人’是什么意思？”
“根本就没有‘别的有些人’，我当时不过是随口编瞎话唬她。”
“你为什么要撕掉她的胸罩，还说‘你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我只是想讨好莱钠德，因为莱钠德恨她。”
“你奸污过她吗？”
“我本来是想和她做爱，但是我做不到，我很同情她的处境。说实话，我真的很懊悔做了这些事。”
伍其达指指电视屏幕，“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完全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被莱钠德牵着鼻子跑。我后悔不该答应给莱钠德帮忙。我对他说这一切太过分了，我不希望自己卷进这样的麻烦中。”
“那么，为什么六个星期之后，你还和他在一起偷一只75美元的台钳？”
霞琳·翰纳珈拿过一沓漫画请陪审员们传阅，那都是伍其达当年在卡尔嘉利监狱里画的，一共有150多张，其内容与画面都是暴力杀人的，十分残酷，令人发指。
伍其达说：“我完全可以向你们解释这些漫画，所有的画面都是想象的，一点儿也没有真实的成分。当时在卡尔嘉利监狱，那里的犯人们管我叫‘刽子手’、‘强奸犯’，因为报纸上就是这么说的。我不过是根据媒体对我的指责画了这些漫画。”
霞琳·翰纳珈又向陪审员们出示了一张伍其达在卡尔嘉利监狱牢房里的照片，背景的墙上除了各种漫画外，还有几行大字：“没有枪就没有乐趣（Nogun，nofun）”，“没有杀戮就没有刺激（Nokill，nothrill）”。
伍其达说：“这是当年在海军陆战队的时候，长官们总是教导我们‘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Nopain，nogain）’，后来我们就编出了这些顺口溜。”
当律师问及他与莱钠德·勒克和柯拉拉·勃拉兹的关系时，伍其达说：“我和他们比和我的在香港的生身父母更亲近。我知道我的家人们很爱我，总是试图送我进最好的学校，但是说实话，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和感情，或者至少，他们不懂得如何与我沟通，如何表达关爱和亲情。当我遇到莱钠德和柯拉拉时，我终于有了一种归宿感，他们更像是我的亲人……莱钠德是唯一的我可以向他敞开心扉的人……我之所以做了那么多违心的事，只是因为我无法拒绝他。”
霞琳·翰纳珈用信任的目光扫过12名陪审团成员，开始了她的第二次总结性发言。
“谁也不能指责伍其达？一切都是另一个人的错？”霞琳·翰纳珈指着电视屏幕上正在无声地播放着的“卡茜/白兰达”录像，“这些真实的画面比被告在证人席上的证词更能说明一切。”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已经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这些明确无误的语言，这些明确无误的证据，传达了明确无误的信息。而被告人伍其达对这一切根本就给不出一个明确无误的解释。”〓
“你们要回答的问题是，被告人是否涉嫌这12桩谋杀？我想，答案是明确无误的。”
路易斯·卡拉普在被告方的总结发言中说：“伍其达确实涉嫌绑架和迫害某些被害人，但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莱钠德·勒克将要加害于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具体地参与了谋杀的行动。”
当提到那盘录像带时，路易斯说：“事实往往并不像它所表现出的那样。”
最后，伍其达的首席辩护律师威廉·凯立向陪审团指出：“你们可以不喜欢我的委托人，但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时，你们必须把个人的好恶放在一边。伍其达是否谋杀或参与谋杀了这12名被害者？我相信，你们将会得出否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