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瓦拉奇也成了行家，而且在“科沙·诺斯卓”里小有名气，连他的上司们在下注时也不时地跟他讨个主意。不久，瓦拉奇有了自己的马匹，他很舍得在这些牲口身上下功夫花本钱，对它们的钟爱胜过了老婆儿子甚至情妇。但他实际上并没有靠赛马赚多少钱，因为他要他的马每场都赢，几乎从不理会其他人试图和他联手操纵比赛的要求。
战争来了。“我指的是日本人轰炸我们的战争，不是‘科沙·诺斯卓’的内讧和争斗什么的。”瓦拉奇很认真地加上一句。“现在，彩券业和高利贷江河日下。工作多了，钞票多了，谁还会来向你借贷？彩券更糟糕，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有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彩券业才会兴旺。买彩券的都是些穷人，他们想钱想疯了，又没有别的法子挣钱。”在此之前，瓦拉奇已经卖掉了他在乐土餐馆的股份，“那一带搬进来很多有色人种，他们的口味和我们不一样。”只有展望服装厂还红红火火的，因为接到了军队的订单。
“科沙·诺斯卓”的成员们纷纷另寻门路。瓦拉奇的两个好朋友弗兰克·利沃赛和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开始从墨西哥贩运吗啡，再制作成海洛因。他们曾邀请瓦拉奇加入，“我当时一点也不懂毒品，所以没有兴趣。”不到一年，弗兰克和豁嘴就进了监狱。十年后刑满释放，豁嘴即被遣返意大利。
一天，一位加油站老板来找我，说：“约瑟夫，你路子野，能不能给我搞点汽油票？”战争期间首先保证军需，民用汽油实行计划供应。我当时不知道，“科沙·诺斯卓”里头已经有人在开始做黑市汽油票了。你看，这个加油站老板就比我消息灵通。自从卡索兰蒙战争之后，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和“科沙·诺斯卓”保持距离，但是现在，这一点恐怕很难做到了。
汽油票有各式各样的，主要是加仑数不同，从1加仑到20加仑不等。我让他把想要的种类和数量写下来，还有他愿意出的价钱。我开始往各处打电话。几天后，一个叫弗兰克·露其亚诺的——一样的姓，但是和查理·露其亚诺没有关系——说他手里有货，两边的价钱一比较，我能赚189美元。这不算一单大买卖，只有1万加仑汽油。但是我做了什么？一个人给我钱，一个人给我票，我只是在中间一倒手。我对自己说，这桩生意我做了。
和弗兰克·露其亚诺的第二单买卖是10万加仑，我净赚1700美元，价格忘了，只记得利润。加油站拿到汽油票以后，就可以倒卖黑市汽油，价格高出近一倍，仍然供不应求。两次交道一打，弗兰克成了我的合伙人。到后来，我也只是做批发和大宗的买卖。从1942年中至1945年，我一共赚了20多万，算是小打小闹。“科沙·诺斯卓”里头靠黑市汽油票做到上百万的人有的是。这种生意太需要有像“科沙·诺斯卓”这样的组织了，因为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假票。
真正的汽油票是从物价办公室里面偷出来的，“但是‘科沙·诺斯卓’不会做这种事，这种危险的事都留给那些专事偷盗抢劫的个体团伙去做。他们偷来了汽油票再卖给我们，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庞大的批发销售渠道。”失窃事件越来越多，有的物价办公室便在下班时将汽油票送进银行保存，结果是许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再在黑市上出售。再后来，回收汽油票也出现在黑市上。按理说，加油站和车库等上交的汽油票应该当即销毁。但是，用瓦拉奇的说法，“没有多少被扔进火里。”“科沙·诺斯卓”买通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让这些汽油票中没有过期的部分又回到了市场上。同时，黑社会还操纵了战争期间的其他一些紧俏商品，如肉、糖、奶制品等等。
当时黑市汽油票的市价一般是三到五美分1加仑。据物价办公室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平均每天的黑市汽油票交易达250万加仑。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切斯特·波尔士就此发表公开讲话，敦促全国人民抵制黑市，说：“前方将士的生命就维系在这成千上万加仑的汽油上。”
约瑟夫·瓦拉奇用黑市汽油票倒来的钱又买了一匹赛马，还在2街和111道盘下一家爱达餐厅。“这真的是一家很不错的餐馆，我付给大厨的工资每周250美元，二厨175美元。”当时一个警察的工资才每月200多美元。
1945年年初，瓦拉奇接到一个电话。“嗨，约瑟夫，你听说了吗？”
“没有。”
“维克多回来了。”
维克多·靳诺万斯是被警方引渡回来的，还是为了十年前那桩谋杀案。
1935年，维克多伙同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纵队长先后两次从一位做正经买卖的商人那里一共诈骗了16万美元。帮助他们行骗的一个恶棍叫斐迪南·波西亚，外号阴影。维克多们原先答应事成之后付给阴影35万美元，但后来翻脸不认账。阴影是个老油子，成天跟在维克多们的屁股后面不依不饶地追债，还和朋友威廉·盖洛一起砸了受维克多“保护”的一家酒店。维克多们遂起杀心。枪手之一叫鄂尼斯·鲁坡罗，他的任务是等阴影被做了之后，再干掉威廉·盖洛。
阴影被秘密谋杀，连尸体都处理得干干净净。鄂尼斯·鲁坡罗得信后即对威廉·盖洛下手。但让威廉侥幸逃脱，只受了一点轻伤。
警方根据威廉·盖洛的证词逮捕了鄂尼斯·鲁坡罗，并传讯维克多·靳诺万斯，致使维克多亡命意大利十载。
1944年，鄂尼斯·鲁坡罗保释出狱后不久，又被牵扯进了另一起未遂谋杀案中。保释期间触犯刑律是要被重判的。因为维克多·靳诺万斯已有近十年无人见其踪影，鄂尼斯决定斗胆向警方供出阴影斐迪南·波西亚被谋杀一案，以换取从轻发落。鄂尼斯只有间接证据，不足以对维克多·靳诺万斯提出起诉，他于是又招出了另一名证人、阴影被杀时的现场目击者彼特·拉坦帕。这个彼特·拉坦帕就是20年前在新新监狱里捅了约瑟夫·瓦拉奇一刀的“同监难友”。
听到维克多·靳诺万斯在意大利被捕，并将被引渡回美国的消息，彼特·拉坦帕马上要求警方保护。
他被送进了布鲁克林监狱的特囚牢里。彼特·拉坦帕患肠胃病。1945年1月15日晚，他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吞服了几丸胃痛药后上床睡觉，从此再没醒来。法医的验尸报告说，他体内的毒药剂量“足以使八匹马毙命”。
彼特·拉坦帕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布鲁克林警方和检察长办公室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寻找本案新的证人和证据，但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将维克多·靳诺万斯无罪释放。
鄂尼斯·鲁坡罗也被释放。尽管警方曾警告过他，并主动为他提供保护。但也许是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吧，鄂尼斯坚持要求出狱。鄂尼斯·鲁坡罗的余生充满了恐惧和提心吊胆，他于1964年死于非命。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64年8月27日，在牙买加湾海滩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死者的后脑部被子弹削去，前胸及腹部数十处戳伤，凶器应为冰凿。经鉴认，死者为鄂尼斯·鲁坡罗，三周前失踪。）
1967年，四名“科沙·诺斯卓”成员因涉嫌谋杀鄂尼斯·鲁坡罗而被捕判刑。
瓦拉奇并没有立即晋见刚刚归来的二老板，他正被自己的麻烦搅得焦头烂额。
弗兰克·露其亚诺拉我跟他合伙开了一家“丽都夜总会”。我们各出15万美元，执照注册在他的儿子安东尼名下，因为那孩子当时还没有犯罪记录。1946年冬天开张那天来了250多位客人，生意一上来就很不错，每月进账2500美元。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渐渐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每次问弗兰克要我的份子，他都支支吾吾。好几个月过去了，我一分钱没见着。这天，我碰见布郎克斯的一个赌注登记人，他说：“嘿，约瑟夫，你的那个合伙人父子俩可没少让我们赚钱。”
我说：“他们输得很惨吗？”
“输得落花流水。先是赛马，现在又是棒球。”
那天晚上我找到弗兰克摊牌。那老小子居然说他请了一个律师，如果我对他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以找他的律师谈——当然是“科沙·诺斯卓”的内部律师了。
我说：“弗兰克，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一起做了这么些年，倒腾汽油票什么的，凭良心讲，合作得还算不错。别让我发现你搞了什么猫腻，否则你得请一打律师。”
这话显然对他不起作用。第二天晚上我去丽都，正好碰见他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卷钞票。我一把揪住他说：“弗兰克，你这玩笑可开得太大了。”
他说：“你要敢拦我我真跟你急。我往扬基队扔了好些钱，不捞回来怎么行？你放心，我会赢回来的。”
“科沙·诺斯卓”内部有一条很严的戒律，是当年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定下的：一个成员绝对不允许对另一个成员动手，我们称它“禁手律”。在纽约，这条戒律特别严厉，因为这里不像别的城市，譬如巴菲罗，只有一个家族，所有的人都在一口锅里搅马勺。纽约有五个家族——实际上是六个，算上新泽西州的诺瓦克——你一不小心就踩到指不定谁的地盘上了。我的意思是，这家伙可能会抢了那家伙的生意，那小子又可能拉走这小子的客人。所以必须得有非常严格的“禁手律”。1940年，巴比·多义耳那么孙子，我都没敢揍他。
但那天晚上弗兰克愣是把我给气糊涂了。其实我举起拳头的时候——信不信由你还真想起了“禁手律”，只不过心一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左右开弓，先了他几个大耳刮子。他爬起来要跑，我追上去把他堵在一个角落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他的血溅得我浑身都是。要不是几个厨子拦住，我肯定会把他给剁了。
弗兰克被我打得不省人事。我弄来一桶水泼在他身上，又去卫生间里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后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一声不吭。我看见他的一只眼肿得跟烂桃似的，鼻梁骨也给打断了。他到了门口，转身对我说：“你等着，臭王八蛋！”
我想那意思是说，他会拿了枪回来。我马上叫来两个人，让他们去把我的手枪取来。
我坐在那里等弗兰克，一边琢磨，这事本来我占理儿，因为他背地里坑我。现在倒好，他成对的，我成错的了。如果闹到公堂上，挨审挨罚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了。又想这老小子是不是设下套子存心让我揍他。
过了一个钟头，弗兰克没有回来，反而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OK。我想咱们还是把这事忘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我同意了。可过后一转念，我要是什么都不说，他还会照样偷钱去赌博，那我不更糟了吗？
我找到安东尼·本德尔，把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那咱们这么办，”安东尼说，“我什么都不说。如果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再去找弗兰克，说：‘我正想和你谈谈。约瑟夫已经都告诉我了。’”
几天后，安东尼打电话来，说：“弗兰克告你打他，你俩得对簿公堂。还是老地方，新泽西的公爵餐厅。时间我到时候通知你。”
自从高利贷那段公案以后，我和安东尼一直有点不对付。如今要指着他跟我上堂，心里头不免忐忑。安东尼有一心腹小厮，是我介绍进“科沙·诺斯卓”的。他告诉我说安东尼这一次很认真地替我在各处周旋，“算你走运，弗兰克没什么人缘。”
我当时只求弗兰克的不法行为可以抵消一点我的罪过，但后来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弗兰克的纵队长身体不好，所以升堂的日子一再延期。到后来，他们家族的二老板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决定代替纵队长上堂。
我要好好地跟你聊聊这个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他就是后来纽约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老板。他的姓氏太长了，我们背地里都叫他阿尔伯特·A，或者“疯狂汉”——那是他的绰号。阿尔伯特家住新泽西，一幢用高墙围起来的巨宅。当时纽约的码头全是他的。他还在警方那里挂了好几起人命案——就是没有证据。“科沙·诺斯卓”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容易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家伙，也是一个野性十足的杀人狂，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杀、杀、杀。如果有人跟他说谁谁谁有什么不好，他马上就说：“废了他，废了他！”谁知道这个疯子会在公堂上胡说八道些什么。
…………
我一进公爵餐厅就有点不自在，他们告诉我维克多·靳诺万斯正在二楼一间雅座里。
安东尼·本德尔特别关照我说：“记住了，阿尔伯特·A说话的时候千万别插嘴，你知道他那德性。所以看在耶稣的份上，一定管住你的舌头。”
阿尔伯特果然疯狂，也不管那么多在场的法官们，就自顾自地断起案来。他一上来就冲着我吼：“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在‘科沙·诺斯卓’呆了20年，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
”
我刚想解释，说：“阿尔伯特，我——”
“闭嘴。我说过了，戒律就是戒律。你知不知道你不能目无组织？你知不知道像你这么干可能会引起战争？”
“但是，阿尔伯特，他在背地里坑我，他挪用了18万多美元。”
“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你本来是对的，一犯戒律就成错的了。”
弗兰克·露其亚诺赶快插嘴替自己申辩，结果招来阿尔伯特一顿臭骂。等骂够了，阿尔伯特·A问他：“店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一塌糊涂。”
“为什么会一塌糊涂？”也不等弗兰克回答，阿尔伯特又接着说，“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得好好感谢约瑟夫没有废了你。好了，咱们这么办。你俩搞不到一块儿，就不要再合作了。我裁定，店归约瑟夫。弗兰克，你的份额是多少？”
“15万美元。”
“阿尔伯特，”我说，“我不会付他一万五的。他偷了那么多的钱。”
“我知道，”阿尔伯特说，“没人让你付15万。给他3500美元，店就是你的了。”
弗兰克嚷嚷不公平，阿尔伯特打断他说：“弗兰克，我已经决定了。一句话，这3500你要不要，不要拉倒。”
“阿尔伯特，”我又说，“还有酒牌，是安东尼的名字，你知道，弗兰克的儿子。没有营酒牌照那店一钱不值。”
“哦，对了，我怎么忘了那茬儿。从现在起，弗兰克，你保证你儿子的牌照天天挂在店堂里。只要那店还在，牌照就得在。只要约瑟夫想要，牌照就得在。记住我说的话，出了什么差错我拿你是问。”
“疯狂汉”阿尔伯特·A说罢扬长而去。弗兰克问我：“什么时候给我钱？”
“让我先查查账，有剩下的先给你，没有你就等着。从现在起，别再在我跟前晃荡，每次看见你我就想揍你。”
我旋即上楼拜见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嗨，老板，”我握着他的手说，“见到你真高兴。你看上去挺不错的。”
“我感觉也不错。梅尔卓和孩子都好吗？”
“他们很好。”
“你呢？”
“这不，刚过完堂。”
“我知道。怎么样？”
“挺好的，都解决了。”
“你缺钱吗？”
“那混蛋把店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他挪用了18万到2万美元。谁知道，也许我在周转上会有点麻烦。”
“听见了吗？”维克多对雅座里的另一个人说，“他要多少都借给他。”
后来我知道，他对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这是他笼络人心，重新为自己塑造老板形象的措施之一。其实弗兰克·科斯蒂罗倒不是个问题，他本来就不管事。但是他帮助好多人挣了钱，所以家族内外不少的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老板，他还因此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首相”的称号。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被警方送去了意大利，突然之间又出现在哈瓦那，持意大利护照和古巴绿卡。他在意大利是一回事，在哈瓦那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是美国的后院。我记得有一阵子，“科沙·诺斯卓”各家族的老板们成天在美国本土和那个岛国之间飞来飞去。查理在古巴到处投资，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希望他留下。后来听说是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威胁禁运给古巴的药品，哈瓦那方面才又把他送回了拿玻里。
…………